弦.越――“中西合璧”的越界探索

一种是以精致抒情为本体特色的西洋器乐体裁，用四把弦乐器，演绎了古典主义最经典的旋律；一种是大俗大雅、长于抒情的东方戏曲剧种，用一脉吴侬语，讲述着人间天上最动人的传说。日前，一台融合着弦乐的清丽婉约、越剧的悠扬雅致的音乐作品《“弦・越”――越剧经典与四重奏迎新音乐会》上演于上海人民大舞台。当晚音乐会的演唱者可谓群英荟萃，不仅有王派传人王志萍、范派传人韩婷婷等流派传承人，还有“越女争锋”的年轻金奖得主们，他们纷纷登台亮相，在四重奏营造的别有韵味的乐声中，唱响了著名的越剧经典选段：《梁山伯与祝英台・思祝》《红楼梦・葬花》《何文秀・桑园访妻》《情探・三支香》等，让老戏迷们大呼过瘾。同时，弦乐四重奏的阵容也不容小觑，第一小提琴由旅美小提琴家韦妹妹担纲，第二小提琴为来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英国小提琴家帕特里克・塞伯顿，中提琴系原中央歌剧院中提琴首席田晓东，大提琴为比利时大提琴家高学文，无论是序曲《莫扎特弦乐小夜曲》，还是四重奏《茉莉花》《巧姑娘》等，都让观众耳目一新。这次音乐会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联合承办。演出第二天即举办了研讨会，主创者和各位艺术家、学者针对音乐会创意的模式、理念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主创者言：

郭宇（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今年上半年，我们把韩婷婷老师成功引进戏曲学校。进来以后呢，她带来一个创意，想搞一台越剧与四重奏结合的音乐会。从主管的角度说，我非常支持韩婷婷老师的想法，尽力推动这个事情。我认为，我们学校不但肩负着培养人才、传承经典艺术的责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要去努力推动创新。我们希望老师不单要教书，还要研究，做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工作者、教师，给学校营造一种学术的艺术的氛围。我们学校有很优秀的老师，很优秀的艺术家，现在他们更多地热衷于教学，我觉得他们还有很大的余力去为文化市场提供一些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能够学以致用，以用来引导学，通过演出教学，成为上海文化界的一支有生力量。现在文化大发展，教育也是大发展，我觉得学校是块沃土，国家对教育投入很大，虽然分到我们部门不是太多的钱，但只要我们有很好的创意、业绩，国家会越来越重视你。现在的环境下，剧团输不起，剧团目前的责任功能定位使得它的作品必须成功，但是学校输得起，我们学校本身，过程就是目的，如果有更多的目的性和收获，就是锦上添花之作。昨天这台音乐会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探索精神的音乐会，我看了很高兴，虽然也看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非常倡导鼓励这种原创精神。

韩婷婷（越剧表演艺术家）：这次因为时间、个人能力关系，音乐会还无法做得更好，当时只是想尽快把这个创意实现出来。我想谈几点排练中碰到的问题。四重奏是西方一种非常精密的、和声要求非常高的古典音乐的演奏方式，而且和越剧很配，当初我就希望能搞得比较精致，适合以后进大学、进白领圈，在这样的前提下，用了最小的配置。在演奏员方面，本来除了现在的两组外，还有一个资深的乐队，其中一位也是小提琴首席，也拉过京胡、二胡，但是从排练过程中发现，他们专业特别好，可是一拉戏曲，感觉没有了，熟悉速度很慢，所以最终没有上。而越剧院的四位演奏员入得很快，因为对唱腔非常熟悉，可惜的是没有前者的霸气，大概之前伴奏惯了，四平八稳拉下来，抑扬顿挫出不来。以前，殷承宗老师钢琴伴奏《红灯记》前，听了200多遍的戏曲带子，演出很成功。我们的演奏员也要在这方面努力，一定要熟悉了解戏曲内容，同时提升专业水平。

专家言：

史济华（越剧表演艺术家）：刚开始听说这个想法，我是全部否定的，西洋乐与越剧的观众面、层次不同，好比一个面包一个大饼，怎么放在一起吃？但是后来欣赏了之后，我有了新的感受，韦妹妹他们表演的弦乐四重奏《茉莉花》等，主题主条很清晰，而且演奏水平真是一流，听了让人非常激动，我感到很多越剧的观众，之前从来没接触过四重奏，现在懂了，也接受了，而且我发现坐在我后面的几位年轻的男观众，跟着哼唱起来，很投入，说明他们被吸引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越剧与四重奏结合时，我感觉到这个四重奏缺少灵魂，希望再加工，在每个人物的塑造、每段曲目板式调式的特色上不断提高，同时两者结合的方式对演员嘴上的功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钧（作曲家）：戏曲界“洋为中用”的做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并不是首创。戏曲要发展，“洋为中用”作为一个课题，值得创作者探索和研究。对于这次越剧和弦乐四重奏相结合的模式，我表示支持，这是一次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但这次演出也存在问题：一是乐器太少，使得调性单一，想要表现越剧音乐的多样化很难；二是弦乐四重奏是音乐作品，但现在是伴奏作品，要使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很难。比如四重奏单独演奏，层次感很强，很精彩，但在伴奏时因为少了鼓板，层次感和味道没有了，也就相形见绌了。这种尝试性的创意很难得，但如何使这种创新在保持越剧音乐味道的前提下发展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发动越剧圈内和圈外的相关专业人士继续研究和探索，把越剧作为素材，用西洋乐器重新演绎，定会擦出很多火花。

刘觉（越剧表演艺术家）：从目前的舞台上来看，话剧和西洋的艺术交流频繁并且多样，戏曲则很少。我是很羡慕话剧的蓬勃发展，可说到越剧，相信每个越剧工作者都不是很满意，而且有些担忧。但是看到这次演出，我心里一亮，越剧的唱段和弦乐四重奏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因为越剧和四重奏所表达的细腻、美好的情感是相通的，关键在于怎么融合。昨天有两段戏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是王志萍的《葬花》，一个是韩婷婷的《思祝》，这两段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四重奏中加入了古筝，古筝的衔接使得演唱和四重奏伴奏更加贴合。但从整体看，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的四重奏不是伴奏，是演奏和演唱的结合，虽也有伴奏的成分，但应该有自己的品味，同时唱段的选择也很重要，更多选择抒情性的典型的唱段，效果肯定会更好。

此外，这种形式的演出也有利于演员演唱艺术的提升和突破。因为演员要适应新的伴奏形式，必须改变自己固有的演唱模式，呈现新的演出状态。这种适应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炼和提高。总之，我很看好这种演出形式的前景，要抓住这个起点，坚持下去，应该有市场，从昨天的音乐会可以看出上海的越剧观众还是能接纳新事物的。而且四重奏的提琴与越剧抒情的结合，也很适合在类似于苏州河两岸的艺术沙龙里搞，定期地进行沙龙式演奏，演员也不一定要穿戏装，穿西装旗袍也别有意韵。

杨健（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音乐教研组组长）：半年来，在戏曲学校，我感到非常幸福，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们新领导班子换届带来的新的氛围、空气。我特别为韩婷婷高兴，真的赶上了一个好时期，很幸运，刚到这个学校，就搞出了这么个创意，而且很大胆，这背后有着领导班子包容性、前瞻性的思想、意识。昨天看了音乐会以后很激动，对于一个新生儿，不可能一出来各方面都很完美，需要各方面鼓励支持它继续完善。

沈伟民（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我认为这场音乐会在抒情性见长的传统表演样式如何和现代性嫁接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思考。我觉得探索创新的产生，一、需要良好的氛围，上戏正提供着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二是需要敢于实践者，比如韩婷婷，不断拓展自己，产生新生事物，而且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坚守，进一步推进。当然，还要依靠方方面面的努力，包括我们戏剧家协会，也要更加努力，多为广大百姓提供他们喜欢的精致的作品。

胡晓军（《上海戏剧》主编）：戏曲，尤其是越剧太需要创意了，这种创新来自于越剧剧种的年轻，从艺者的年轻以及背后越剧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要有一批越剧人站出来，创造新的演出形式。创意是越剧的生命线，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中，如果越剧要发展，不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交流融合是不可能的，不采取创意创造也是不可能的，要么退回农村，要么进博物馆成化石，但是越剧不应该进博物馆，越剧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意来的。有人说越剧爱“赶时髦”，确实，比如以前上电台，2006年的“越女争锋”，再比如借助名著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借鉴昆曲的身段增加自己的美感等，在“赶时髦”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雅化，并且以自己的艺术营养滋养其他艺术形式，比如越剧音乐曾催生了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这个角度看，西洋乐器与越剧结合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其实，很多戏曲都跟西洋乐进行嫁接，京剧大多用交响乐，而越剧跟四重奏很合拍，这主要是因为越剧经过不断地“赶时髦”，并且把“时髦”雅化，成为了一个美丽而优雅的剧种，这样就可以和四重奏的那种贵族、宫廷的味道融合起来。我认为，这次演出最可贵的是创意。因为这种创意不但越来越少，而且使创意变成现实的温床也越来越小，造成了创意主体的日趋单一。

赵忱（《中国文化报》副总编）：音乐会的样式、规模都让我很激动，现在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只是讲究大，讲究规模，更要讲究质量。昨天听音乐会，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孩子，已经勇敢地站起来走出了第一步，他会走得越来越稳。我最欣赏的一点就是，韩婷婷讲的，带着一个想法来到戏曲学校，想做精致的东西，这特别难能可贵，现在粗糙、低俗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我们做一个事情，是大是小，最后能走到什么样的高度，方向、气质是很重要的。越剧和弦乐四重奏相结合的模式在舞台上很难得，完全有希望做得更精致，这对于塑造新的艺术样式，新的海派艺术形象很有利，而且很适合上海。

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我在研究表演艺术时，发现从演出、管理角度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音乐模式，一种是戏剧模式。音乐模式一般是一次性的，演两三场已很少，从来没有听到演过十场，而戏剧模式应该是常演的，像百老汇的一些剧目几年甚至几十年在演。跟发达国家的演出模式相比，中国的戏剧模式差得太多，我们几乎只有音乐会模式，演得很短，不断搬场，巡演很多地方，花很多精力，成本太高，音乐模式决定必须有赞助。其实十几年走来，戏剧市场好了很多，现在演出数量多了好多倍，我们市场会好起来，但不要满足于音乐模式，希望多演，最好驻场多演。像“弦・越”这样的戏曲音乐会的形式，我很赞同，很经济，规模比传统的越剧还小一点，我以为一方面可以召集最好的演员、乐手演出，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在学校，甚至公共场合周周演，收取很少的费用或免费都可以，平时学生们要筹备一台演出，不容易，而戏曲音乐会的形式可以给学音乐、学戏曲的学生很多实践机会，此外还可以带动大学的戏曲社，业余的西洋乐演奏者，这对普及推广戏曲，培养戏曲观众也很有好处。

张文军（《上海戏剧》副主编）：音乐会成功的意义不在于形式上多完美，而在于完成了这个创意，并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这就是一个突破。上世纪九十年代，何训田的《阿姐鼓》，在吸取了民族很多元素的基础上达到世界共同认知，在流行乐和古典乐领域拿了无数奖，我觉得“弦・越”的形式可能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上海定位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所以我们面临的观众，不仅是全国各地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越剧在上海要完成的目的、任务，可能比剧种本身更多，还有传播中国戏剧文化的责任。那么，音乐会的创新对戏校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完成剧种和世界接通的意义，二是开阔演员的眼界，不断完善对自己剧中人物的塑造，这对越剧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贡献国（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党总支书记）：韩婷婷的大胆探索，不容易，非常好，理念非常可贵。此外，我觉得我们的主题是“洋为中用”，还是要以戏剧本体为主，在此基础上四重奏也要发挥自己的表现力。我很赞同郭宇的“小题大做”的理念，要做，就大做，就做好，走向市场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越剧。同时，戏曲有多种形式，现在我们尝试用四重奏，并不是说要替代板鼓，而是多一种形式。对于戏校来讲，一方面是让学生扎扎实实地学习流派风格，另一方面多角度的尝试是给学生灌输一种创新理念，促使他们在以后的发展中能不断产生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