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给总理“找事添乱”

【幸福搜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场“干部下海”高潮在全国兴起。我也投身其中,于1996年组建了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当时是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

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总是希望谋求更高的职位。而在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感觉很不错。

“我还能干好什么”

1969年,年仅16岁的我作为哈尔滨知青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我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我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我却选择了去养蜜蜂。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

1973年,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了10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我被选中了。两年后,我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黑龙江省里的许多高级干部们都听我讲过课。

不过,站在省一级党校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中央党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要不要留在这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当一名教员呢?我知道这是一份很稳定、也很有吸引力的工作,甚至可以预见到平坦的未来。可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我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1985年,拒绝了留校教书机会的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改革产生了兴趣,开始大量涉猎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承担了研究室大量的法理研究和调研任务,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在政策理论研究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感悟出,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所学,施展自己所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再次变换自己的角色。

1991年,我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而当时,我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提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我在朱基担任主任的国家经贸委工作了四、五年后,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还能干什么,还能干好什么?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下海创办实业。

“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13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把我这个一心想下海的人叫了过去,听我汇报创办保险公司的想法。此时,我已担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主持司里工作。1995年,综合司的另两位司长分别被派到昆明和青岛任市长,并且早已升任部长。显然,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的位置。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朱基总理和我的谈话。

“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向朱总理道来: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朱基又问我,我就给朱基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朱基反问道。我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他没反对。最后我问总理,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我当时觉得,做企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施展能力的机会和空间也大一些;而政府官员的行为约束比较多,有很多框框,不能越雷池,甚至有时会扭曲人性。更重要的是,我下过乡,当过教员,当过政府干部,就没有做过企业。

“下海,五米跳台最好”

针对下海的时机、年龄和方式,我曾经悟出三个理论。

一个是“跳水理论”。跳水一定要选择五米跳台。三米太低,没什么意思;十米太高,很危险;五米最好。我选择在司长这一级,感觉正好站在五米跳台上,这个时候再不下海,就永远也别下去了。为什么?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难以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动静太大,有失常理,别人会认为你真的疯了。

第二个是“抵押理论”。我之所以敢下决心下海,并放弃了很多,至少是用后来的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的,那就没有理由不干好,这样会使股东放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59岁现象”,其实就是因为年龄太大,抵押物不足。就像到银行贷款,是有抵押人家放心,还是没有抵押人家放心?当然是前者,下海不能等到老来时。

第三个理论是“造船理论”,即下海之前不仅要看准时机、选好落点,还得造只好船。中国商海里风浪依然大,波涛汹涌,这只船得撑得下去,走得出来。要是船太小很容易就会被风浪吞没,你刚跳下去就回头要救生圈,挺没意思。所以,要造船下海,船的规模要尽量大。我选择保险业就是因为保险业是朝阳产业,保险公司是一条很好的船。

公司开业那天,来了很多领导,副委员长也来了好几位,但我们把茶话费节省了下来。当时河北一个县发大水,我们就放发大水的镜头,看到孩子从泥水里捞破桌椅,领导们都震撼了。那次,我们就把节省的钱捐了出去,建了一所华泰小学。领导们很理解也很高兴。

我刚从国家经贸委下来的时候还不懂企业,但我当时搞了现代企业的政策制度调研,我认为制度很重要,比如股权分散,不能一股独大,要均衡化,我当初构建华泰时就是股权分散和均衡化。因为我深知,一个企业能否办好,制度高于一切,制度好了,没有人也可以有人,因为制度可以培养人,制度可以选择人。华泰就是从制度建设开始,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优秀保险企业。

去年我曾经给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公司成立12年,成为中国唯一自成立起就连续盈利和分红的保险公司。除分红外,公司的净资产是当年股本金的3倍。还没计算无形价值。我说,我对得起朱基总理,我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还真正实现了保值增值,也没有去给朱基总理“找事添乱”。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