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王选

“只要我们还读书看报，就不应该忘记王选。”因为他领头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让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当时一个身染重病，身体羸弱的小小助教。在那个思想动荡的时期，很多人还挣扎在生存线上，对中国人来说，计算机的发展还是一个未知领域，而他却突发奇想地创造了技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从淘气包到科学家

我们从影像资料中看到的王选，多是彬彬有礼、儒雅幽默的大家形象。在中学老师眼中，他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乖孩子”，“这么多年来，难得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是当时老师对他的评语。但殊不知，小时候王选却是一个的的确确的“淘气包”。

“当时老师上半节课，剩下半节课留给学生做作业。我很快做完作业，然后就开始想办法捣乱。”每天除了学习之外，王选脑袋当中积攒着各种古灵精怪的想法。当时的教书先生冬天都是穿着棉袍，棉袍外还有一个罩衫，扣子都是集中在身体一侧的盘扣。早早做完作业的王选就开始和同学配合起来“整”老师：“我找了一个托儿负责问老师问题，把老师给缠住。我就开始解老师的扣子，把外面罩衫的扣子全解掉后，又把里面棉袍的扣子全解掉。最难解的要数腋下的扣子了，要在老师解答问题的时候，趁其不备时解开。有时候也不敢解，但也有成功的时候。”小时候的王选，就是这么淘气，但似乎又是特别喜欢应对挑战，解决最难的问题。

“王选在南模中学的聪明是很出名的，”王选的校友、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赵遐秋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他的数学老师是著名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赵先生在课上只要把内容说一遍，王选都会记得住；而且不管什么样的难题都难不倒他。”王选超常的记忆力也给中学同届同学、清华大学材料系退休教授夏宗宁留下深刻印象。夏教授回忆，南模中学北京校友会进行聚会时，王选经常帮同学回忆不少中学教师讲课生动形象的特点――“他记得真清楚，包括那些老师不同特点的方言。”

高考前填报志愿，王选填了三个：北京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虽然家在上海，但他的志愿没有一个在上海。或许，在当时这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心里，奔赴远大前程才是他最终的志愿。后来，王选被北大数学系成功录取，在这里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选择计算数学专业。计算数学，是数学专业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北大刚建立的专业，教学资料也很匮乏，鲜有学生选读这个专业。然而，当时王选看到我国1956年1月刚刚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因此，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1958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我国掀起计算机热潮之时，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而王选俨然成为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初期的弄潮儿。

从数学到计算机，后来又从硬件到软件，王选认准时机，果断地选择前进的方向。而从硬件到软件的抉择，被他称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因为他认为“只有了解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凭借明确的自我定位，清晰的职业规划，王选在计算机软硬兼具的技术世界中一路驰骋。即使从24岁开始便饱受病痛的折磨，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躬耕，并与北大许卓群、陈、朱万森等人一起，进军到计算机的更高领域――高级语言编辑系统的研究，这也是他从计算机硬件向软件转移的突破口。

他如何成为“当代毕”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宋朝发明家毕早在11世纪40年代便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毕因此被誉为世界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经过近千年的历史，随着电子、光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已经从毕时代的活字印刷革新为“照排技术”。而在印刷术的故乡，铅字印刷仍被广泛使用。虽然我们已从最原始的泥字发展成为铅字，但也只是印刷材质的更新。

为此，1974年8月，我国开启“748工程”的科研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当时国外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我国政府打算研制二代机、三代机。而在上海病休的王选到1975年才听说“748工程”，于是，对“汉字精密照排”技术早已兴趣浓厚的他不顾还未康复的瘦弱身躯，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挤公交、找资料、抄书刊，“我常常发现，我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王选怀抱满腔热情一心扎进了这块“空白区”。

王选很清楚地知道要进入“748工程”，必须明确提出自己的技术路线。而在政府号召下，当时国内已经有5家专门从事“汉字精密照排”的科研单位，将精力对准了二代机、三代机的研发上，并全部采取模拟存储的汉字信息存储方式。王选深知自己的技术路线必须是优于这5家科研单位的实施路线，具体而言，就是选择第几代照排机，选择什么样的存储方式。经过仔细的分析与比较，他大胆地提出了“第四代照排机”与“数字式存储”。他的想法一提出就被很多人笑为天方夜谭，因为那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照排技术与存储技术，美国、日本也还在研发的初始阶段。而对于照排技术“一穷二白”的中国，那还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但王选深信四代机在中国的前途，他不断地对比几代设备的优缺，结合汉字的笔画规律，最后发明了用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高倍压缩汉字的字形信息；然后又设计出一套递推算法，使被压缩的汉字信息高速复原成正常的字形。1975年9月，王选运用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模拟出“人”字的第一撇。这成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汉字进入计算机的大门终于被开启。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王选凭着“解决汉字的数字式存储技术方案”，挤进“748工程”；并进一步发明了高速还原和输出方法等世界领先技术，这是技术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核心，还获得了欧洲专利与八项中国专利的认可。

西方从1946年发明第一代手动式照排机，用了40年的时间，经过二代机和三代机的更迭，到1986年才开始推广激光照排机。而王选1976年便提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一步跨越了40年。王选的这一步跨越被公认为“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因此他本人也被誉为“当代毕”。

他不仅仅是“当代毕”

翻看历史资料时，我们知道毕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大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在闭塞的封建王朝，这一创新的方法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社会的关注，活字印刷术成为只存在于后世文献资料中的一些文字，并没有在当时得到实际应用的普及与推广。而王选深知，如果没有转化为产品，技术再强也只是一纸空谈，因此他做出了又一次重要的抉择――打造产品，投入市场。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随之美国、英国、日本等世界上最新研制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接踵而至，抢占了国内出版业、印刷厂、报社市场。因此，推出“中国制造”的激光照排机成为王选新的目标，于是，他决定从华光Ⅰ型机转型到Ⅱ型机。Ⅰ型机，也就是原理性样机，顾名思义，只是小产量的理论衍生的模型而已。1981年，其鉴定结论给出技术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尚不能满足生产性使用要求”的缺憾。多方的激励都一再提示王选原理性样机所蕴藏的巨大开发价值，因此他很快将重心投入到以现实可用为目标的Ⅱ型机的研制上。

这一转型不仅是王选工作内容的转变，也是他身份的转型。这意味着他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科学家变为工程师，从一个实验型创新者转为实用型创新者。很快，王选研制出Ⅱ型机系统，并获得中国十大科技成就、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重大奖励。面对这些鼓励，王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一种“负债心理”，因为他发现，Ⅱ型机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缺陷，“Ⅱ型机还未成产业，国家的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进取。”

带着“负债心理”，王选一次又一次投入到机器的改进当中，并尽可能多地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计算机软硬件成果。仅在Ⅱ型机通过鉴定的半年后，华光Ⅲ型系统正式面世，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实用科技排版系统，该系统能够方便而规范地排印各种复杂的公式、符号和表格。随后又出现了能够处理复杂版面的Ⅳ型机……198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长篇通讯《告别铅与火的时代》，文章详细描述了该报使用汉字激光照排的情景。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真正用上了“中国制造”的印刷机――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

为了让系统更接近市场商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将激光照排技术推广普及，王选下足了功夫，并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1991年3月，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联合推出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为解决合作初期的“产”“学”矛盾，王选考察了国外同类研究机构，并认识到开放式创新、协同式发展的优势，“产”“学”两者必须联合起来，不可偏废其一。由此，我们熟知的北大方正集团在王选的积极筹谋下，于1993年正式成立。发展到今日，北大方正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名称，而成为高新技术的代表，与联想、四通并称为中关村有名的“四方联”。

一路走来，王选通过一次次的果断抉择、一步步的创新跨越，从小小的助教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到最后的企业家。但他本人似乎并不喜欢企业家的称号，“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或许他还是喜欢科研工作者的身份，“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美，给人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而他贪恋的正是这份予人快乐的“高级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