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依法治村现状浅析

摘要：自“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以来，“依法治村”、实现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建构也频频被提起。由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礼法德刑”兼治的综合治理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乡村法治秩序建构过程中出现了“人治”同“法治”的并存，“自治”同“强制”的并存，法律和“人情”的并存特点，究其缘由是现代法律与传统乡土逻辑两种治理方式的碰撞、结合的结果。基于乡土社会的实际，将两种方式有效结合才能最终建构起乡村的法治秩序。

关键词：法治;乡土逻辑;乡村法治秩序;基层干部

如今的乡村社会，在丧失了集体化时期共同的组织基础之后，处于“一盘散沙”和价值信仰缺失的状态。传统的乡村道德伦理难以对乡村社会形成有效制约，而国家法制机制建构尚不完善，乡村的法治之路也陷入两难困境。

学术界多从法律普及下乡、中国乡村“人治”向“法治”转变、移植效仿西方法律等角度在理论上对当今乡村法治秩序建构进行论述和梳理，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和支撑。笔者运用走访北京、河北、山东等地区的实际案例对转型期乡村法治秩序建构的特点、原因进行探讨和分析，针对转型期乡村法治秩序建构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乡村“人治”与“法治”并存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以“礼法合一”“德礼为主”“情法互补，情重于法”礼法德刑兼治的综合治理模式。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②“长老统治”是封闭的的乡村社会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的基本手段，多数村民解决问题都会寻求本村有威望、权势的人。这种现象即使是在当今的乡村社会也很大一部分存在，例如访谈中有两位村干部提到的，“家里打架也是找我们……来我们这儿，给他们（村民）讲讲道理，情绪稳定住，一天聊不行，明天再聊，不辞辛苦。”③在传统乡绅阶层消失之后，乡村干部自然而然担当起“长老”的角色，调解乡村社会的矛盾、解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问题纠纷，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对于乡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小的问题，村民还是习惯性的诉诸村基层干部解决，深谙传统乡土逻辑的村干部理所当然的承担起“村庄人”的角色。基层干部传统的双重角色在“法治”和“人治”并存的当今乡村社会也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利益、矛盾日益增多，乡村步入高风险时期，土地拆迁、干部选举等引发矛盾非常棘手，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很多时候已经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访谈后总结发现村民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一般是较为严重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不再是简单的邻里矛盾，或是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或是涉及譬如拆迁等巨大经济利益的问题等等。“对于拆迁赔偿款不满意的一些村民会选择请一些律师来和开发商谈判，以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④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乡村伦理道德所能解决的范围，法律成为必选手段。这些类别的问题数量日益增多，是在传统乡村社会和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难以想象的。

二、“自治”与“强制”并存

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大众传媒快速发展，村民可以更便捷的获取法律法规信息，村民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增强。为适应村民日益增多的法律和利益诉求，基层干部在乡村普法过程中扮演积极了角色，例如一名村干部在提到本村选举流程中说到“开始进行大力宣传，哪个程序不到位算是违法，按程序去宣传动员。第一次推荐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产生以后再推荐候选人，提名正式候选人，然后再进行选举……”⑤选举流程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缺一不可，且随时接受监督，集体化时期村干部由上级任命的观念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要求公平透明选举的民主意识。当然在充分尊重村民权利的基础之上，选举规则秩序的硬性要求也要体现出来，避免一些选举乱象的出现。访谈中一位基层干部提到“有一小姑娘，我们都在选举现场呢，警察拉一警戒线，就扒拉一下无关人员靠边站，就这那小姑娘说警察“耍流氓”。其实这一小姑娘也不是说“扒拉”这事，就是为了支持那帮，诚心捣乱……”⑥面对这种情况，基层干部或是司法部门会适当进行劝说，若是劝说解决不了，便会清除出场，“以儆效尤”避免村民借机生事，支持帮派，造成选举的混乱。

如今的乡村社会在“无形”但确实客观存在的法律强制基础上实行村民自治，所有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施都有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村民若是不按照规定行使权利，不仅会受到道义上的指责还极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无论是社会自治还是国家强制，所借助的皆是社会与国家须共同遵守的法律。”⑦在国家法律普及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基层干部积极组织、宣传、实施法律法规，并且以身作则，对于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平时会组织一些集体讲座，邀请一些法律人士为村民普及一些法律知识，讲解一些法律问题……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尽量减少纠纷的发生，积极避免上访等。”⑧

三、法律与“人情”并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是伯尔曼提出的，但是“法律”成为传统乡村村民的信仰即便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恐怕也难以做到的。在乡村社会内化为民众自身信念的不是法律而是传统的道德伦理，在早已发生巨变的乡村社会这一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乡村熟人社会，“面子、人情、伦理”是这个熟人社会运转的基础。“访谈中有一位基层干部曾经提到 “有一家的树有一个大树根，上面支了几个很大的叉子。我就是给拆迁公司说这个事情，拆迁公司也说他们也没办法，我说您那相机抬一下，照上面的几个叉子，三棵四棵不就出来了嘛。拆迁公司说这样行，老百姓也说谢谢您。事不大，花很少的钱，稍微变通一下就解决了。”

“从1985年起，中国开始了一场为古今中外罕见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有亿万人接受教育的普法活动，普法运动最大的战场在农村。”国家运用行政法律手段推行的这场依法治村和法律普及运动到现在已经初见成效，村民的法律观念意识不断增强，过去基层干部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也不多见，还政于民，对人民负责已经成为当今乡村治理的主流思想。走访许多乡村不难发现，所有的村支部办公室里都悬挂着一些与乡村治理有关的法律法规，法律已经成为隐性制约，尽管很多村民不知道具体的法律条文，但是对于“哪些事情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做哪些事情会触犯法律”绝大部分村民心里都有明确的界限。

总之，中国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构建过程是现代法律同本土化的乡村治理模式相融合，相促进的过程，人治”同“法治”的并存，“自治”同“强制”的并存，法律和“人情”的并存等这一系列的特点也是这一过程中将长期存在的。这些特点在法律的普及与传统乡土逻辑碰撞之间产生、发展，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乡村法治秩序。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依法治村”、构建乡村法治秩序是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国家整体方略，下到一个村的治理模式的实行都是实现国家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尝试和探索。基层干部在乡村法治秩序构建过程的重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应积极鼓励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双重角色地位优势，将现代法律与乡土逻辑相结合，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夯实国家的建设发展的底层基础。（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解：

①韩青《我国古代礼法传统及当代价值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论文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版，第48页

③北京市房山区D镇B村访谈资料，2014年9月26日

④北京市通州区Z镇访谈记录，2014年11月4日

⑤北京市房山区D镇B村访谈资料，2014年9月26日⑥北京市通州区Z镇访谈记录，2014年11月4日

⑥谢晖《我国乡村法治建设的几对矛盾及其对策――结合“章丘经验”，《山东法学》，1999年第3期，第8页

⑦北京市海淀区S镇J村访谈资料，2014年9月22日

⑧北京市通州区Z镇访谈记录，2014年11月4日⑩程宗璋《依法治村、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的法治化论纲》，《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01年12月，第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