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村女性形象

[内容提要]当前批评界对当代中国农村女性形象研究过少，对其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关照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对其进行研究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大概来说，转型期文学中主要有两类当代农村女性形象，这两类女性形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同时也各有自身独特的创作原因。

[关键词]转型期文学；农村女性形象；传统道德；文学市场

[作者简介]余芳(1975―)，女，江西余干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西南昌330029）

在当前批评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对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尤其是农村女性形象似乎兴趣不大，更没有一个全面的观照和研究。其实，在农村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对文学中的当代农村女性形象――农村中最严重的边缘者，进行一个整体的观照与分析，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大致说来，转型期文学中主要有两类当代农村女性形象：一类是在农村生活或劳作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则是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在城市的一角艰难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两类女性形象大致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前者主要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早期，后者则大量出现于世纪之交以及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先来扫描一下转型期文学中前一类女子的遭遇和性格特点。

金菊与高马两人恋爱上了，然而她父亲要高马出一笔财礼，才同意他们的婚事，否则就要金菊去为她大哥换亲。无可奈何之下，他们俩私奔了，并发生了性关系，然而没几天就被金菊家里给逮回来了。金菊父亲勒令高马拿出一万块钱，否则就要他与金菊一拍两散，而这时金菊已怀孕在身。高马本希望蒜苔能卖个好价钱，不料竟卖不出去，筹钱无望的他大闹县政府，最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奔他方，而感觉生活毫无希望的金菊则挺着肚子上吊自尽了(莫言《天堂蒜苔之歌》，1988)。寡妇玉秀娘与村里一个没了老婆的男子偷偷地相好了，见他家没个女人料理家庭，自己想照顾他与他的几个儿子，又怕村里人说闲话，于是便想让 15岁的女儿辍学嫁给他的儿子。眼看着一场包办婚姻的悲剧就要发生了，后来还是书记做主，玉秀娘才得以与心上人结合，而她女儿玉秀也才得以避免封建包办婚姻继续上学。(杨泥《良缘》，1991)。

从上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看出，虽然她们的年龄层次不同，并且所发生的故事也有差异。然而这些故事的发展和其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都有着共同点，即在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故事的发展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都依赖于两性关系这一主轴。并且这些女性形象大部分上仍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在两性关系中更多的也是处于被动的角色，缺乏主体性。仍深深地打着传统道德的烙印，根本不能进入到现代女子形象的系列中。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转型期文学中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到城市谋生的农村女性形象。九月和同村女孩孙艳怀着一个美丽的城市梦出来打工，然而城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工作劳累，待遇极差，且常被老板猥亵。一连换了几家工厂都是如此，她们失望了，卖给老板只不过能留下做工，还不如卖给外人可以拿到钱，于是她们开始，直到一次时被公安机关抓了后，九月才决定拿着她们出卖肉体与尊严所换来的十多万块钱回乡踏踏实实过日子。然而曾为的身份是一块无法洗净的污点，即使她为了村民换回地契合同，贡献了自己的身子，甚至最后把浸满她血和泪的十多万块钱全部用在了村里的贷款和开荒上，仍不为有些人理解(关仁山《九月还乡》，1996)。乡下姑娘晶子在城郊的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为了快点儿发财好给家里盖上瓦屋，晶子后来将身体也出卖了。婚后她丈夫知道她结婚前曾做过后便拳打脚踢，想打得她主动提出离婚。对于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晶子十分后悔，但离婚是万万不愿意的，娘家又不让回去，离婚再嫁也很渺茫。此时的晶子可谓进退无路，最后还是作者不忍心，安排了其原先的酒店老板领走了她，并与她进行了一场婚礼――一个略显光明而不现实的“尾巴” (周大新《消失的场景》，1997)。

从上面的简单浏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虽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但都醒目地贯穿着一条线索，那就是女性的易。女性的易，尤其是性乱成为了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人物的不幸遭遇也都紧密地围绕着这些单调的因素而展开、延伸。

二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转型期文学中这两类女性形象出现于不同时间段的原因，以及这些女性形象是否真实完整地表达了农村女性的真实困境。

首先，这两类形象的出现是作者对现实关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中国的民工潮还远未兴起，那时出城打工的多是沿海省份的百姓，并不普遍，且以男子为多，当时农村出现了“男耕女工”的社会现象。这是处于此阶段的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村女性为何都扎根于农村的现实原因。转型期早期文学大多从爱情婚姻这个角度来折射反映农村女性生存的困境也是有着其生活基础和现实目的的。当时农村的封建包办婚姻还大量存在，人们的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由此而引发的个人悲剧也时有发生。

而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我国农村开始出现了进城打工的热潮，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和女子涌入城市，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以致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荒芜的景象。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型期文学中大量出现农村女性进城的历史背景。

其次，这些描写农村女性的作家是有一定社会使命感的。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文学已开始出现商品化、市场化，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严肃文学则面临着读者稀少和创作者日渐减少的双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家仍能够守住严肃文学的立场，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展示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严肃创作态度。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类作品从整体上看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这两类形象远未全面地反映出当时农村女性的主要困境。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女性，除了爱情和婚姻困境，她们还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境。同时，她们应该还要忍受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得的困境。这后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略。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农村女性进城面临的很大一部分困境则并非像小说所写的一样，仅仅是不道德或非正常的性引发的。她们面临的事业发展、爱情选择、家庭矛盾、子女教育等类的困境应该说与非正常的性的关系并不大。

第二，这两类农村女性形象绝大部分都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这与农村现实显然不符。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农村的爱情悲剧虽然并不鲜见，但美好的爱情、正常的生活仍是主流。因此就单个的作品而言，描写爱情悲剧无论写得多悲惨、多压抑也不为过，但众多的作品都一致地把农村的爱情婚姻都写得那样悲惨，似乎有点脱离现实。而到90年代中期时，农村女性固然由于自身素质的不高和就业环境的恶劣，在城市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得像作品中所写的不出卖自己的身子就无处立足。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打工女性受到了害或是受到了易的诱惑，但绝大部分的打工女性还是靠自己的辛劳、聪明和忍耐在城市中奋斗。但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其中的美德、其中的昂扬、其中的希望者却很少。

第三，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内涵比较单薄，其中的悲剧让人感觉只是苦难的堆砌而已，难以让读者对作品产生更深的思索。这类过多的苦难使作品在不断的情节转换中跳跃，缺乏塑造人物内涵的空间，加强了情节却牺牲了形象的丰满和可信。

三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分析一下这些不足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有接受焦虑，在这点上严肃文学的作家也不例外，只有获得读者的接受，作品才能产生意义。在文学已被日益商品化的转型期，作者的接受焦虑也日益加深，他们对读者的迎合也日益明显。我们先谈谈第一类女性形象对观众的迎合。对于悲剧，人们总有着天然的兴趣，悲剧既可释放自己的压抑情绪，又可让人们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爱情婚姻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再加上那时人们走出扼杀一切感情，尤其是扼杀爱情的也不过几年，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兴趣较之正常时期自然会更加浓厚。再来看一下第二类女性形象。中国读者由于传统文化及转型期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阅读兴趣。“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欲望，而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压制人的欲望，特别是，女人的尤其被视为“洪水猛兽”，更遑论给其一个合理的事实生存空间和被讨论的空间。欲望既然得不到合理的宣泄，自然会以一种变异的形式出现，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就是人们在公开场合鄙视、唾骂一切有关性的话题，然而私下里对于性又有着无尽的兴趣和想象力。因此性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一下就泛滥开来，通俗文学中的性描写自不用说，严肃文学也到处是性的影子。其次，作者自身优越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以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隔离”格局。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并随之形成一种相对优势的文化，广大乡村则逐渐落后于现代文明，成为需要启蒙的对象。而文人优越感则要源远流长得多。这些作者大部分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又身居城市（或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因此在描述农村生活或是乡下人进城的辛酸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猎奇和俯瞰的角度，不愿意深入细致地体会其中的深沉而丰富的情感，体会其中的人生百味，把握他们的痛苦和需求，提供真正的人文关怀。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浮光掠影地摘取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和特点，加以想象，“塑造”形象。这样的作品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性格的塑造单调而肤浅，其人物和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

再次，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有两个重要规范：“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严格贞节观。而严格的贞节观则使贞节成为女性尊严的底线，不断地进逼或者突破这一底线似乎就能触及女性们的灵魂深处和命运根本，从而加深作品的心理深度，提高作品层次。这也就是转型期作者为何都爱从性的角度来展示农村女性形象的深层文化原因。

另一原因，则是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后一类作品上。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人的觉醒首先是性意识的觉醒，而女人的不觉醒也首先体现在性意识的蒙昧上。因此，虽然整体上说，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对农村女性兴趣不是很大，农村女性因袭传统思想太多的束缚，距离女性主义现在的发展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但是她们也没有完全遗漏这在中国女性中占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女性，只是在塑造农村女性形象时批判的成分更多，并且为了完成其批判，刻意渲染农村女性性意识上的被动性，以向人们警示农村女性要向现代女性过渡的漫漫长路。

从上述两类形象的浏览和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农村女性形象还是比较单一、缺乏内涵的，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我国农村女性的性格特点和命运。因此就目前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中要创造出真实的女性农村形象，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同时作者要多一点严肃文学的立场，多一点真正的人文关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