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沉默权法律适用的思考与探究

所谓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一种权利。沉默权最先产生于英国十二世纪早期，以后各国刑事诉讼法对沉默权都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把沉默权推到极致。在刑事审判中，常发生被告人自己在侦私锥蔚挠凶锕┦觯辩称自己并非自愿，而是刑讯逼供所致的情况。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取证十分困难，法官对此真伪难辨，对其供述不知该如何采信。如果规定了沉默权，这种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沉默权规则确立的一个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可以抑制刑讯逼供、诱供、骗供，从而达到保障疑犯的基本人权，实现其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趋向平衡的目的。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沉默权作为其中的基本原则，我国政府应将其体现在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中，并将违背沉默权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法律中设立沉默权规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其一，应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刑事诉讼总则规定“任何人都享有不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的权利”，同时废除刑诉法第九十三条中关于供述义务的规定，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做了正确的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强调，“坦白”即如实供述或老实交代，“抗拒”则不应理解为抗拒供述，应该表现为诬陷他人、串供、隐匿、毁灭证据、企图脱逃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道德基础和法律基础，其与沉默权的确立不仅不相矛盾，两者之间还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如果嫌疑人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那是其自愿放弃沉默权。能够坦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犯罪者主观恶性不深，是可以被改造的，对其从宽，符合刑事法律中认罪态度好、可以酌情从轻的规定。坦白从宽并不意味着不坦白就要从严，法律规定了沉默权，那么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时，其行为就不应视为“抗拒”，所以不应承受从严处罚的后果。沉默权的实施是用来对抗执法者执行的法律本身威慑力以外的行为的，如刑讯、变相刑讯、恐吓要挟、威逼利诱等，而一旦发生以上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强迫行为，沉默权规则此时就起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作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它当然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沉默权规则并不拒绝自愿如实陈述，即坦白，无论是英国的法官规则，还是美国的“米兰达”规则，都保留一旦疑犯自愿做了供述，就会被记录下来作为证据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表示他可以运用缄口不语的方式来反对自证其罪或被迫自我归罪，并不意味着他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撒谎、串供等方式达到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当有的被追诉者选择放弃沉默，积极坦白自己的罪行，而有的被追诉者选择撒谎等方式抗拒，那么法律对两种不同的态度如何评价？如果一视同仁，显然有违公正，这时法律的正义体现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正说明我国现行的该项刑事政策在实现法律公正、执法公正方面和沉默权规则的利益是一致的。

其二，沉默权的确立是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设立自由任意性规定，即规定“通过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采纳为证据”，也就是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等权利。刑事诉讼程序据此规定禁止非法取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检察、侦巳嗽北匦胍勒辗ǘǔ绦颍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于实施非法取证的主体，有关实体法如刑法等均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但对于非法证据能否在程序上予以排除，刑诉法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相反，刑诉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目前只有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初步规定，但未对根据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而收集到的实物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作出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基本不予排除。可见我国法律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得十分简单，应把司法解释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升为立法，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行使沉默权和拒绝陈述权的例外做出明确规定。在美国，沉默权也不是绝对的，“米兰达”规则在实施三十多年后，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种种问题，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致使确立这一规则的联邦最高法院也不能不认为，僵硬地要求警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米兰达”规则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一规则存在“公共安全例外”，即指如果不对被捕者立即进行讯问，将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就不应该遵循“米兰达”规则，可以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由此取得的口供不算是非法取证。此外，还有一种“抢救例外”，指在抢劫案中，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捕时被害人不在现场，警察便可以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要求其说出被害人的下落，以便营救被害人，而不必事先向他提出“米兰达”规则。由此可见，我国确立沉默权，要在合理、必要的基础上对其适用例外做出规定；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应明确该项权利的告知制度，即明确在侦恕⑵鹚摺⑸笈薪锥斡墒裁椿关负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告知其拥有沉默的权利，该权利包括有哪些内容。

其三，在确定沉默权的基础上，要借鉴国外立法确立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机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供述，使坦白从宽的政策允诺真正落实，这就要在我国现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配套规定，使之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英国是最早确立沉默权的国家，但在司法实践中，只有4.5%的疑犯行使了这项权利。在美国，辩诉交易是以被追诉者认罪为条件的，辩诉交易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纵观确立沉默权国家的配套规定，以美国的辩诉交易最典型，其中体现的精神正与我国现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相一致，这种制度不仅节省费用和时间，更重要的是疑罪案件中有罪的人认罪伏法，减少疑罪从无，放纵罪犯的可能。在确立沉默权的国家中，并不鼓励拒供，并没有承认案犯有不诚实的权利，相反，对其不诚实的行为，要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以上都是确立沉默权时可供借鉴的做法。

总之，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是联合国人权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的自由是借助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又一重要举措，这一权利的配置对于进一步加强诉讼民主、文明，对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沉默权是人类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是人类对自身进行反思的理性结晶，对于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成就，我们没有理由对其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