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上,生活之下

归途列车

Last Train Home

本片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美国导演工会奖(也是中国除李安外第二个走上导演工会奖红地毯的人)、洛杉矶影评人十佳影片大奖、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奖等30多个业内奖项。

本次巡回放映城市包括：北京、济南、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昆明、杭州这九个大中城市。

如果有的选，他们不会只在春节回家

每到冬逝春临时节，全国铁路便陷入集体的大混乱，数以千万在异乡的农民工便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在疯狂的经济大潮冲击下，这是他们大多数人奔波劳碌生活中，每年唯一一次的放纵和狂欢，唯一一次全身心的放松与休息；也是他们固守着的，不被言说的情感底线――赶上末班的列车，过年回家，这也是现代中国特有的风景：一个在传统和发展中挣扎着前进的中国。

“归途”是范立欣想提的一个问题。“这个家庭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他们会回归到什么地方?农民工这个群体，未来在哪里?”

三年时间拍摄的中国外出农民工缩影

故事讲述了一个四川的普通农村家庭：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俩1990年开始跟随打工潮，离乡背井去往广州某制衣厂打工，几年才回家过一次春节。外婆在农村老家照看他们的孩子。对于他们而言，夫妻二人没日没夜地工作，只为一个目的：供两个孩子念好书，将来离开农村，也不要再像自己这样辛苦打工。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以激烈的叛逆行为宣告了对父母的抗议，但正值叛逆期的张琴不听父亲劝阻，辍学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女儿的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无情地宣判了父母梦想的破灭。

该片历时三年拍摄制作。影片跟随农民工张昌华一家往返于四川农村与广州工厂之间，亲历三年春运。影片中的三年里，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巨变。北京奥运、南方大雪灾、世界金融危机。以这些大事件为社会历史背景，《归途列车》人性地关注了大社会中的小人物命运。

他们是渺小又庞大的个体，他们的梦想卑微却矜贵

影像中的他们出身平凡、过着枯燥日复一日的生活、得不到童话故事的眷恋，也经历不了事先编好的狗血人生。他们没有资本为工资微薄而抱怨，没有时间为公仆们拿着从微薄工资里扣的税住着联体排屋而心理失衡。他们一样为水灾，为地震而痛心哭泣；为载人航天，为奥运会而加油喝彩。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落后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

他们是渺小又庞大的个体，他们的梦想卑微却矜贵，他们的情感真切且直接。没有华丽台词和巧妙编剧，没有精致妆容和时尚戏服，没有牛逼特效和科班演技，这些人却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说着平淡却震撼人心的人事。只是，你愿意花钱去影院支持被粉饰得如童话般美好的剧情片，还是这真实得刺痛人心令人心碎的纪录片呢?

“一城一映”与“长线放映”电影放映形式新尝试

《归途列车》采用独特的“一城一映”的放映方式，通过各城市当地的艺术电影观影团队寻找到当地有艺术气质的，愿意放艺术电影的电影院。通过一个星期一场至两场的放映场数，连续放映数月，使看过的观众口传口的让更多的人来看这部影片。试图去探索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的艺术电影能够推向中国的电影观众，也让中国的电影观众可以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能够欣赏到世界上好的纪录片或者说艺术电影。

导演简介

范立欣生长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21岁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院英文系，从1998年起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2006年移民加拿大，加入以现实反映全球社会政治问题为己任的纪录片摄制公司EyeSteelFilm。2006年，范立欣在中国协助拍摄纪录片《沿江而上》，而《归途列车》是他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

范立欣导演SOHI独家访谈

Q：为什么会起“归途列车”这样一个名字?

A：我觉得中国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火车，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列火车上，上面有各种档次的座位，有站票、软卧。其实这个车厢内部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看到很多的进步，同时也有很多的问题和矛盾，其实我们谁也下不了这辆车，我们如果不把这辆列车的未来当做自己的未来，去为之协力，让这辆车更高速而安全的运转的话，其实这辆车的归途到底在哪里是个很可怕的问题。

Q：你这次选择拍摄的一家人，是怎么选择的呢?是巧合的刚好碰到他们的吗?

A：不是巧合，从2003年就限想拍这部片子，到2006年才开始动手，我们去广州花了差不多他个月的时间来找拍摄对象。希望能找一个最典型的中国农民工代表，希望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经历能够代表这部影片去反映出、折射出当代农民工这个大的话题下面小的问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隔代教育、农村的空巢老人，包括城乡二元体对于他们的影响。很多的观点需要去探讨。带着思考去找这样一个家庭，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和很多的农民工聊，去一家一家的工厂，最后就找到张昌华、陈素琴这家人。首先他们经历比较符合我刚才说的这几条，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因为十六岁这个年纪，青春叛逆，农村的孩子在这个年纪也面临选择读书或者在农村继续当一个农民或者选择离开乡土去城市里打工，寻找她自己的一个未来，这是一个临界点。种种考虑选择了他们作为拍摄对象。

Q：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对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A：这个片子拍了三年，我们每年要和他们在一起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跟踪拍摄，拍两三个月停两三个月再来拍，最后总共拍了350个小时，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场景和瞬间。有很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没有办法放在片子里面来，因为时长啊或者是故事的局限，结合的不是特别紧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就是在08年雪灾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因为雪灾困在那，人群在那站了几天几夜，武警一直在维持秩序。他们用铁栏杆把人群分成几千个人一块，然后五六个小时会开一次门，一个门里的人就会拥向下一块，大家都以为靠近火车站有机会上车回家。所有人在往前走，像牲口一样被从一个栏赶到另一个栏。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穿着粉红色衣服的一个小女孩，她背了一个很大的包，在人群中被挤得感觉到了崩溃的边缘。她从人群中冲出来，冲到旁边的一个台阶上，把包放在台阶上歇息了一秒钟，然后一个小武警把她的包背到她的背上。那个女孩一边哭一边擦眼泪，多一秒都没有停，转身又冲进了人群。那个镜头每次看到我都特别难受。所有农民工都是这样，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敢耽误。因为他们耽误一分钟可能就上不了这趟车，上不了这趟车，她两年都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个镜

头我每次看都会很难受，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

Q：其实你们在拍摄的时候可以给他们搞到一张火车票啊，会不会显得有点残忍。

A：如果搞到票了我就拍不到了，其实作为一个拍纪录片的职业道德和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道德之间的一个矛盾，只要你拍纪录片就会存在。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只能尽可能的客观和真实，尽可能的减少自身的行为对拍摄对象的行为好思想的影响。首先我要注意不去影响和指导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要去减少影响，因为你说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你在拍的时候你们不说话，放下摄像机你们是朋友，你们有很多的交流，他们会从你身上学到东西，只要你在那，你就会对他有影响。但也有一些极端的情况，虽然是导演出身，但是你也是个人，你必须遵守一些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片中大年夜，父亲和女儿的矛盾的激化，他们俩打起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但是我的摄影师把我挡在门外。认为我不应该去干涉他们的生活，因为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个现实不是孤立的，这个矛盾是多少年以来爱的缺失，两代人之间的相互不理解。社会大环境下造成的两代人的被迫分居，相互之间感情的隔阂，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了现在的事件的爆发。我该去干涉它吗?作为导演，我不应该去，但是作为人，不能见死不救嘛，所以他是矛盾的。但是如果这个事件，它继续发展下去，造成了质变性的破坏，那我是会阻止它的，那一刻我会放下做纪录片导演这个头衔，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去阻止。

Q：拍摄这种敏感题材的影片有没有情节被和谐掉?

A：首先，这部片子很幸运没有被和谐掉，我们是拿到了国内的批文，就是广电总局那个龙标，而且这个片子没有剪一刀，有盗版碟为证。因为盗版碟都是国外的版本，但是和国内放的内容都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体裁已经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很敏感的体裁了。当然会有个别的观众看完后提出一个疑问是，这部影片是中国和加拿大合拍的纪录片，它记录了很多中国人苦难，反映了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拿外国人的钱拍中国人的苦难，然后给全世界的观众看，似乎是个很不爱国的行为。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质疑，但是我完全能理解这种心态。因为中国人传统文化里面希望家丑不可外扬，可是我觉得这种面子文化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负担，已经很大程度上阻碍这我们客观和勇敢的面对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它其实是阻碍着我们发展的。你知道它是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我觉得要做的事情不是阻止为了把故事记录下来的人，而是每个人去做点什么，把这个家丑变美或者是消除这个家丑，这应该是更重要和紧急的一件事情。

进一步说到这部片子本身，片子在全世界播放了两年多，全世界主流的媒体、电影院、电影节都有播放，我们获得了很高的奖项。很多观众和影评人说：看了这部片子，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人：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又很隐忍的一个民族。他们对自己家庭的爱和家庭在他们心中的价值。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印象，向西方观众传递这样的印象、还有的西方观众认为这部片子让他们反思当今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和劳动人民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重视和尊敬。你有在上公共汽车时给农民工让过座吗?你们有给在餐馆端盘子的小妹妹说过一声谢谢吗?大多数人都不会。我想说的是城里面的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普遍的想法。很多人看了片子之后说很庆幸我的生活不是这样的。而你庆幸之后有没有想一想，你过上现在的生活其实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有的社会制度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Q：你觉得被系统性剥削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是被剥削了，他们挣了钱会觉得很高兴。这会不会显得他们很愚昧吗?

A：他们不会有我的这种想法，他们挣到钱会觉得很高兴，他们觉得可以给孩子买新衣服，新的手机啦，孩子也会很高兴。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是被系统性剥削的，我们的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我觉得是人为的，政策的制定导致了这些人的生活变成这样。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点，我觉得他们的痛苦程度可能会比我想的少一点。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会显得有点愚昧。为什么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因为这个体制这个系统的设置使他们变成这样，变成一群不会思考的奴隶。就像电池一样，你不用思考，我把你放那你只用发电就好，发完电我就把你扔掉了。但是他不是电池，是和你一样的中国人。

Q：感觉你还蛮幸运了，现在有很多纪录片导演还生活在地下。也没法把片子拿到影院来播，没办法让那么多人看到。

A：这也就是我关切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次发起“一城一映”活动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票房要到130亿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不愿意花钱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因为它没有给我足够的享受。我现在看到的从发行的问题来说，放映的电影没有分级。中国现在没有一个艺术影院，也没有一条艺术院线。我觉得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艺术影院。但是中国现在没有。中国的主流电影观众还没有办法养活一条艺术影院，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这种情况很尴尬。我只是希望通过我的尝试，开拓一个新的模式。我们带着片子去每个城市，通过当地的艺术观影团体，就比如在“影响云南”。找这样当地的影院合作比如北辰影院。因为组织背后其实有一群很忠实的电影观众，而且组织往往跟关注艺术，也和媒体有一些联系。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找到一些资源。事实是我们真的没有宣传的费用去做前期宣传。所以我觉得“一城一映”的活动不在于推广电影，而是我们试图去探索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的艺术电影能够推向中国的电影观众，也让中国的电影观众可以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能够欣赏到世界上好的纪录片或者说艺术电影。这需要一个很完善的纪录片制作体系，我去很多大的影院谈的时候，他们说片子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没有市场，除非你去找一百万两百万来我给你发，发行商没有任何责任和动力去推这个电影。这也意味着你得去和春节期间的贺岁档和大片一起去抢票房。我也没有信心，我也不确定观众会选择去看一些大片还是选择来看这部片子。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不然永远看不到。你之前也说过现在很多纪录片导演还是生活在解决温饱问题的状态下，这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需要国家的支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观众的支持。

Q：“一城一映”是一个新的放映尝试，现在这个尝试效果如何?

A：可能我们做的宣传很少，很多人不知道，更多是靠慢慢的宣传或者更多的是观众的口碑，口传口让大家慢慢知道有这样一部片子在放，有时间可以来看。而不是像商业片反映方式一样，可能一部片子昆明几十家影院一起上映。我们要推动长线放映，一周放一场或者放两场，大家慢慢知道了才会来看，而为什么我们敢做一城一映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们的票房在北京从七月到十二月放了五个月，总共放了21场，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所以想把一城

一映这样的活动来复制到全国。不止这一部影片，以后也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低廉的发行方式，去给艺术影片指一条路。这部片子在网上也在放，对于这部片子来说，我觉得它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功能是第一位的，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所以我们和爱奇艺网做了一个合作。他们是网络独家放商高清正版。传统意义上的发行都是电影院先发，然后是DVD和网络。我们现在是一起发，上海电视台也有，我们也正在和中央台谈，希望这部片子在合适的时候，曝光率最高的时候有最多的人在看。大家各自对农民工的问题做些努力，是我最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也希望网络的曝光，能让人们更多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一种宣传。

Q：范导你在上学期间学的是外语专业，后面是怎么从事到导演这个职业上的呢?

A：我一直对影像都很喜欢，我小时候就生长在一个电影放映学校，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我大学学外语，毕业后去电视台应聘，为什么拍这样一部片子，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经常会出差去农村，经常会像这样和他们坐着聊，你就会真正了解到农民生活的疾苦和他们的梦想，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和你是一样的，都是中国人，很不幸的是他们生活在农村，我们采访完之后就两小时回到北京，回到了很舒适的生活。所以说“城乡差距”或者“贫富差距”这四个字你经常会看见，你一眼就看过去了，而当你亲身的短时间内去接触什么是城乡差距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太不公平了。我能享受这一切只是因为我生活在城里。片子里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想要看到你现在看到的一切，要经历多少的磨难和牺牲，他才能拥有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这事公平吗?

Q：如果你资金到位了，比如几千万，你会选择去拍剧情片吗?

A：不会，我也想去拍剧情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遵循你内心的价值。有很多钱来帮助完成你的梦想，有很多观众来关注，这些都很好，我都不排斥，但是所有这些条件都建立在我得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对现实的认知这个前提条件下。其实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这个词在现在的时代可能听起来有点假了，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句大实话其实在当今的社会变成一个很清高的表现，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Q：现在那家人怎么样了。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A：我们拍摄后还一直和那家人有联系，他们的条件还是不太好，在外面漂泊打工，儿子前年考上了高中，所以花费也很大。父亲还在那家厂子工作，而母亲2008年失业回家去照看她的儿子。这是个两代人的矛盾激化后带来的反思。他们在反思自己长期不在家里照看孩子只是希望寄钱回来给他们的这种模式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现在这个家庭的条件还是不是很好。我们在国外做放映时和城市间的放映时我们还是希望做一些义卖来帮助这个家庭。T恤和海报的义卖的所有钱都会寄给他们，支持这个孩子上学。

Q：范导下一部电影想拍什么题材的呢?

A：我下次想拍一部关于“农二代”的片子，他们怎么融入城市的故事，他们从小来到城市，觉得自己想成为一个城里，他们的穿着打扮都效仿城里人，但是这个城市没有给他们国民待遇，他们没有户口，他们的孩子没有公立学校上，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现在中国25岁到35岁期间都2亿多的农民工。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发展，需要这个社会给他们更公平的发展途径，但是中国经济如今仍然把他们无隋的抛在了后面。

SOHI

感谢范导在百忙之中受我们的采访，以及感谢为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坚持了三年的台前幕后人员，你们不是造梦者，但你们是最棒的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