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中国阅读和创作的历史

在21世纪回眸20世纪,会觉得十分有趣,因为一切都变得那么出乎意外地明晰客观。现在已经是公元2010年,那种咄咄逼人的跨世纪的感觉,已经淡定而远去。曾几何时,那种对新世纪热切的、新生婴孩般天真的向往和期冀,在现实的喧嚣与冷漠中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习惯性降温,约定俗成的岁月由白炽而冷却,最终凝结成冰冷如铁的历史还有覆盖历史的那些尘埃。百年的风云异变与千年流逝似乎也没什么不同,都不过是数字的递减而已,都不过是一种必然的变化而已。然而回眸是温暖的,回顾阅读和创作的历史,对于迄今还在笔耕的自己,是不无裨益的,或可从回眸中找出一些暖色,给自己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一

首先浮现出的上世纪的特征是,简单而且饥饿,至少出生在50年代的人对此深有体会,那不仅是空荡荡的胃的饥饿,还有精神的饥渴。这种双重的饥饿感使清瘦的灵魂变得贪婪而且急切,挑剔的进食根本就是一种不可能和奢侈。亮着幽绿的眼睛四处觅食和张开嘴巴毫无选择地吞噬食物,成为那个时代这群饥饿者的总体特征。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肉体的饥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而精神的饥饿愈来愈严重,并且长久地挥之不去。

“”那年我才小学四年级,只能参加红小兵,是红卫兵的跟屁虫,轰轰烈烈与我无缘。食物的匮乏并没有使肉体停止发育,而智慧却在深埋中变得焦躁而不安。那是一种源于好奇的人类本能的对知识的渴求。在这种混乱和饥饿的状态下,我理直气壮地打破了已经被封存的学校图书馆的窗户,从灰尘覆盖的故纸堆中,贪婪地读着一切可以用来缓解灵魂饥馑的食物。不幸的是,大量的书籍已经先我之前被送去纸厂化成纸浆。残存的读物已经很少,记得外国文学只找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回想起来,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有极大关系,停课闹革命没有小学生的事,我就天天沉溺在读书的中。整个县城能找到的书,几乎被我搜罗一空。我那时眼中只有一种朋友――“书朋友”,你没有书,这朋友就免做了。虽然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扫荡,然而偏就有民间收藏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藏污纳垢”。当时秘密文件一样流布在灵魂饥馑的社会上的有普希金的《茨冈人》和《驿站长》、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还有当时被官方看好的、幸运的高尔基的所有作品。那时能够找到和读到的书除了《安徒生童话》《好兵帅克》《堂吉诃德》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俄罗斯文学。十几岁的少年,别无选择、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现在想起来,我该要好好感谢我的表姐,因为不上课,我在北京姥姥家住了很长时间。我的表姐,一位有着一双美丽的、大而明亮的眼睛的、总是笑容可掬的年轻女性,竟然为我找来了大量的外国名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些书,都是她找来给我读的,如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大仲马的《三个火》和《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悲惨世界》《简・爱》《欧也妮・葛朗台》《呼啸山庄》等等,都是那时读到的。

但更多的还是苏联文学,我几乎读过苏联所有的文学作品,只要能找到的,甚至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别林斯基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集,我都毫无例外地拿来读。印象仍然深刻的是别林斯基的号召:以评论的火炬照亮和引导小说创作。

二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俄罗斯文学毫不留情地统治着中国人的读书头脑,因政治而兴盛又因政治原因而销声匿迹的俄罗斯文学,造就出许多中俄混血的创作与阅读。当春天到来时,最早复活的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国的保尔们都在炼钢炉前重温和反刍那一桌被迫中断了的俄罗斯大餐。来之不易的温馨散发着陈腐的味道,只有那种历史悠久的书籍才可能产生这种使中国读书人陶醉的纸香。成群列队的传统中国读书人,习惯于品味、咀嚼熟悉的、相对历史悠久的食物,而对异样的、陌生的、新鲜的、从西方涌进的大量文化食物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他们怀疑地打量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略萨的《绿房子》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还有萨特大量的存在主义作品。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痛心疾首,更多的是眨着困惑的、昏花的老眼小声嘟哝:难道这也叫食物吗?

然而被饥火烧红了眼睛的年轻人没有时间理睬长者们的杞人忧天,长久在不稳定的饥饿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一旦发现有大量食物可供选择时,害怕夜长梦多而引发的是疯狂的抢购和储存。这种盲目的抢购和疯狂的进食运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我几乎过两天就要跑一回新华书店,我敢说那是新华书店有史以来最繁荣红火的日子,举凡是新书还没有摆到货架上就会被疯狂的进食者抢购一空。我托人走后门才好不容易买到一套“诺贝尔全集”,无奈还没有买全。

三

中国特色是阅读与创作同步,因为创作的流金岁月发轫之初,便像彗星一样拖着一条伤痕累累的尾巴。它彷徨着、呐喊着、婉约着、旖旎着、冲淡着,滑过子夜时分雷雨下边的四世同堂的家春秋和已经编入红旗谱的三里湾的创业史,照亮了老三届唱着青春之歌历经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与红岩下的敌后武工队相会在林海雪原的历史,掠过今夜有暴风雪的蹉跎岁月,在血色黄昏时刻进入长满绿化树和粮食以及红高粱的名叫小鲍庄的远村,从美食家那五和麦秸垛下的满月儿的头顶飞过。刘罗锅骑着黑骏马,读着马桥词典,唱着军歌,喝着坚硬的稀粥,在人到中年之时妻妾成群之际,落入了中国制造的十面埋伏之中,眼睁睁地看着走遍的古船在芙蓉镇的平凡世界,被从苍老的浮云和一地鸡毛之中活着射逸而出的彗星撞个正着,旧址上白鹿原轰然一声被炸成废都,恰好完成一个猎天者必被天猎的轮回,至今方才尘埃落定。

自从仓颉造字,印刷术行于世,便派生出了写书人和读书人,自然也少不得运作于读书人与写书人之间的出书人和售书人。大小一干文化人都离不得这些文化的具体传播者或曰图书流通领域,时人形象地称新华书店为一渠道而叫近年崛起的个体书商为二渠道,流通之意便在其中。其实中国历史上出版家与发行者多系私营。官办出版社与新华书店诞生原本也没有多少年,吃大锅饭也不过才吃了半个世纪。国家引导文化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义无反顾卓有成效的。一渠道的不畅,二渠道的火爆,也反证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发育不良。中国书市一度时期的大盛,便得益于二渠道。流通手段的多元化发展使二渠道簇拥着新华书店不由分说地将图书市场推向空前繁荣。盛极则衰始,盈极则亏至。羊群太多便会招来狼群的光顾。狼是上帝这个牧羊人派来看守和拯救草场的清道夫,无可非议地肩负着维持生态平衡的任务。事实上任何一种良性循环的体制,都有一种与大自然相类似的生物链潜在地存在着。滥用这种权力或是矫枉过正便会走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反面。

西方的乃至中国的整整一百年的阅读和创作,厨子们可谓花样使尽,食客们如过江之鲫,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地去。西式大餐与俄式大餐的较量,使中餐改良,单一的阵线发生重大分野。阅读的单一和创作的模式化成为一个过去的神话,分野产生出多元嬗变、自由组合的阅读和创作群落,灵感和口感像繁星一样摇曳多姿。阅读和创作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优劣却没有胜负。

投鼠忌器,忽略了文坛的重拳出击,胜负每每取决于微弱点数。这当然也和起始大量摄取食物有关,过度进食的后果是消化不良,饥饿感被厌食症所取代。

总之在这段日子里大众的阅读热情开始冷却,见多识广和图书市场的琳琅满目使读者的口味日渐变得挑剔娇贵。事实上釜底抽薪的是价格,价格是一个潜在的辣手摧花的杀手,书价成倍数倍地不断攀升向上,令人咋舌的价格成为屠宰阅读羔羊最快的、兵不血刃的利器,公众的阅读在经济这柄锋锐的、无往而不胜的利器下砉然而解。在权衡利弊、计较得失的最终,受众选择了忍痛割爱,失落和惆怅在柴米油盐和繁华市声的喧嚣中渐渐远去。形而下的实用主义从来都是形而上的理想主义的天然克星。古人各领200年而今人约略走红一两天。自由阅读的意志体现无遗,大众意志的选择,使二者的口味先后三易其变。

没有创作便不会有阅读,而一个世纪的阅读质量如何,将取决于这个世纪的创作实绩。然而辉煌也罢幽微也罢都将成为过去。新一轮的阅读和创作已随着新世纪喷薄而出的曙光展开。创作的热铁烙刻在阅读的木头上会留下印痕,冰块却只能留下一滩清水,冷静和热力缺一不可,得事先储备。可怕的是好的坏的都一块儿迈入了新世纪,世纪末令人担心的一些东西也同样出现在21世纪初。有钱人不读书,没钱人读不起书,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极大的逆转,人们在有意无意地漠视道德,漠视是非,漠视行为准则,大力忽略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钱重要的道理。我想说,中国,在世纪之初,创作的思考和阅读的准备,应该及早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