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摘 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唐朝被立为国教。一直以来，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不论是诗歌、小说或是话本，我们都可以看到佛教的痕迹，不仅是词汇、原型，还有文人们的思维、性情乃至人生观。

【关键词】佛教；文学；诗歌；小说

佛教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大约在两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1]，这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记录，东汉明帝时期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寺庙――白马寺。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文学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到魏晋时期，佛教成为与玄学并行于世的重要学说。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到南朝时佛教的发展十分迅速，佛法兴盛，佛寺林立。自汉末开始，佛经也大量译成中文。佛教三藏的翻译空前繁荣，汉译佛典总量达564部1100卷，摄论学、涅磐学、毗昙学、地论学、禅数学、成实学、俱舍学、四论学、般若学、弥陀净土信仰等佛教大、小乘的学派纷纷登台亮相[2]。佛学在发展中逐渐渗透到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南朝时历任皇帝大都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为最。在统治者信奉佛教的前提下，佛教思想已不再是一开始的单纯的宗教思想，而开始慢慢演变，和儒家思想一样成为维护统治者y治的一种思想。佛教所传播的一些思想，也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自觉时期[3]。这一时期的文人在文学创作上开始有了审美的自觉追求。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所具有的拼音法使人们开始去探究汉语的声音构造，分析出了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4]。“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一个汉字注音。而人们想要反切准确，就自然而然的注意到汉字的声调，这样，就有人提出来“四声”这个概念。“四声”，就是汉语的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四声运用在诗歌中，诗歌就有了一定的声韵上的规律，这是新体诗。因这种变革发生在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故又称为永明体。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的佛经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大月氏和尚支谶到洛阳宣扬佛教，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息国和尚安世高到洛阳传教，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由此传入中国。

中国小说产生的源头很多，神话、史书等都有着小说的影子。明代学者胡应麟提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这是第一次将《山海经》列入小说的范畴。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庄子》中的一些写作手法对以后叙事文学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庄子》中，“寓言十九”，寓言是其最主要的表现手法，在虚拟的、荒诞的故事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和后世的小说有着相似之处。《史记》中，司马迁对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把握的手法对后世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如一些原本只有当事人知道的谈话与细节，均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出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小说发生了重要变化，脱离了子书、史书的状态[5]。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类[6]，志怪小说受佛教影响很大，很多佛经故事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许多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前世今生的概念融入到了小说中。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传统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没有前生也没有来世。佛教传入后，在人们的思想中，不但有今世，还有前世和来世这三世的轮回转生。人生在世不能只为今生而活，还要行善积德，种善因，修来世，“今日做官为何因？三世黄金装佛身”（《佛说三世因果经》），许多今生的经历，也是前世种下的因。例如宣扬因果报应的《还冤记》（又称《冤魂志》），羊聃作恶多端，即使因为是皇亲国戚皇帝赦免了他的死刑，最后也没能逃过一劫。[7]“死而复生”也是小说的一种题材，如《还冤记》中，庾某因阳寿未尽而还阳，《搜神记》中也有类似的故事[8]。不光如此，这一类转世、轮回的题材在后世小说中也是层出不穷。

从这里可以看出，佛学对魏晋南北朝时候的诗歌和志怪文体都有较深的影响。

二、佛教对唐代文学产生的影响

唐代时期，由于国内和东亚各国的影响，佛教盛行，并于武则天时期被确立为国教。唐代先后经过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活动，佛经的数量大大增加，这对唐代文学直接产生了影响。

（一）佛教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不仅在叙事文学上有重要影响，俗讲、变文的出现则直接拓宽了文学的体裁。

“变文”这一词，是郑振铎先生在1929年《敦煌的俗文学》中首次提出来，而后被学者广泛采用。“变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变文指的是在唐代佛教用来通俗说唱的活动的总称，而狭义的变文指的就是敦煌经卷中带有“变文”（“变”）字样以及失去标题的同类说唱文学作品，一般认为是作为转变的“底本”[9]。变文大多是以佛经故事为依托，宣扬因缘、报应、转世等一些教义，从而达到传教的目的。而俗讲则是一种通俗化的讲经的方式，过程较复杂，参与人员也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开讲前有一个“作梵”的步骤、而后“开题”、接着有“开赞”，开讲时，先诵念一段佛经，而后由法师对此进行讲解。变文和俗讲都属于讲唱文学，对文学由雅转俗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变文的体制属于韵散结合并且演唱故事，这影响到唐传奇的发展。变文大多基于一些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但在原故事基础上增添了极其丰富的想象，能注意到故事的脉络，通常有头有尾，结构齐全，并且故事性和趣味性极强，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对后世的神魔题材的小说有较大影响。

同时，佛经中的许多故事也成为唐代小说的题材。在戴孚撰写的《广异记》中，有许多故事都是来自佛经，如幽婚故事和动物报恩等的故事[10]。再如牛僧孺编撰的《玄怪录》中有对神国的描写，钱钟书先生就指出对神国的描写来自于佛经中的故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