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墩湾 第11期

搁墩湾有一片勺子形的湖水，村庄就在湖边落脚，像一块泥土突兀在湖水间。清晨，搁墩湾湖面染上了粼粼波光；夕阳西下，湖面又是一片金光灿灿。搁墩湾最耀眼的房子，就是外婆家。在我出生前，在上海做工的外公把他的积蓄带回家乡，在乡亲们艳羡的目光中盖起了七间瓦房。

清晨，我从梦中醒过来，摸摸身边的被窝，外婆不在。院落里活动着外婆的身影。梨树结出了果子。我听到梨子落地的声音，闻到了清香。柠檬色，浅淡的。有村民走过院墙，他们的声音像唱歌，把我从温暖的被窝带到祥和的村庄。

父亲十八岁就失去了爹娘。二十六岁时有了我，随后有了我妹妹，其时父亲在常熟县直机关工作，独自在乡下的母亲没有精力照顾两个小孩，就把我寄养到外婆家。外公长年离家在上海，在外婆床边的人就是我了。外婆知道我会尿床，总是在特定的时辰把我唤醒，在我睡得混混沌沌的时辰，一群孩子到搁墩湾玩，我要尿尿，掏出小家伙对准金色的湖面畅快淋漓地撒野。外婆摇醒我，做什么梦呢，起来撒尿。

到了夏天，我会跟了外婆到外公的上海去。回来时，变得白了点。外婆牵着我像牵着条白白的小羊羔。外婆和我相依为命，生命或许就在一老一少的取暖中得到了意义，一棵幼苗得到哺育的同时一株老树也焕发出了生命的热情。

外婆家的中厅有一架纺车，外婆在那上边纺纱织布，青色的粗布一片片地吐出来。我乖乖地坐在小竹椅上，手捧一只小手炉。那是某个隆冬的夜晚。织布机的声音撞在我的心坎里，许多年来还在回荡不息。在一次看了电影《苦菜花》后，我重新认识了外婆，我觉得外婆就是电影里边那个勇敢的老妈妈，身形跟她多么相像，柔韧、坚强、清瘦。那个老妈妈也有一架纺车，跟外婆的一模一样，在小儿子牺牲的那天晚上纺车响了起来，声音撞击着流泪的心。

在一个冬天的深夜，外婆展示了她临终的微笑。外公对我说，外婆最疼你了，现在要走了，再也没有人比她更疼你了。听了外公的话，我号啕大哭，眼泪如河流一样把眼睛弄湿了，把衣襟打湿了，把搁墩湾的村庄弄模糊了。

外公十三岁就离开搁墩湾跟了裁缝师傅做学徒，师傅的木尺不止一次敲打在他的手臂上，在艰苦磨砺中外公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裁缝师。那时候裁缝是一个吃香而体面的职业，制衣厂少，穿衣都要靠裁缝师傅手工制作。上海滩的大户人家常常请了裁缝班子到家里做上可以穿着几年的新衣，然后再换下一家。外公跟着他的师傅辗转于上海滩许多个大户人家，至今母亲带我到上海，还能指着南京路沿街一幢气派的洋楼说外公曾在这家做活。外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闯上海的苍白面孔的青年中的一个，穿着粗布长衫，单薄瘦削的身子，历史很容易将他们忽略。

外婆家那时成了搁墩湾殷实的人家，外婆家的瓦房，我的玩具，母亲、舅舅的新衣服，都缘于这么一个在上海做裁缝的外公。外婆家的麦缸里藏着外公带回来的食品，外婆关了门，掏出一样东西，褐色，软软的，嘴一咬就化了。外婆关照我，不要对别人讲我们有巧克力吃。那是个什么年代啊，村里许多人家是茅草屋，许多人家咸菜萝卜当菜，外婆却给我吃巧克力！

外公回来都是不期而至，谁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回来。对于搁墩湾来说，外公的回家堪比节日。在一个夏日，外公回来，他跟田野中的老农打招呼——年轻时是玩伴，现在他们上了年纪。他拦住卖冰棍的男子，对他说村子的冰棍他包了。于是那天午后，村民们洋溢着欢笑，离开酷热的棉花田，坐到树荫下，吃起了冰棍。他们的脸上带着忙里偷闲的快乐，风从脸上拂过，送来清凉，劳动暂时停止了，田野成了麻雀的世界。我相信外公清冷的外表背后，其实是一副侠骨柔肠。

在外婆去世好多年后，外公仍然独居在上海。从街道服装店退休后，他在南京西路的小屋中为熟人做衣裳，房间靠墙摆了张作台，上方是盏套了纸罩的白炽灯，墙壁挂着一幅外婆的遗像。外公从搁墩湾出发，经常熟、太仓，到上海，以行走的方式从农村到城市，完成了一个旧时农民渴望飞翔的历程。

上海的屋檐成了外公留恋的鸟巢，他在搁墩湾与上海之间来回迁移。他的童年在村庄，成年却在城市。当他决定回乡时，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2004年，外公在上海的医院中无力回天。我们把外公带回到故乡。当故乡的村庄出现在救护车窗前，外公的嘴唇翕动了下，似乎在说，我回来了。外公临终于搁墩湾老屋，还是在那张旧式桦木雕花床上，外婆曾在上边告别了世界，外公也在上边走完了人生。外公始发于搁墩湾，终归于搁墩湾，真正做到了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