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猪仔保险支付及因素透析

1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2011年7月-8月对四川省生猪养殖大县仁寿县、资中县的实地问卷调查。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对问卷修改完善后,正式调查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在每个县选取3个主要生猪养殖镇,每个镇选取2~3个样本村,然后按照养猪规模等距随机抽取10~15户养殖户进行入户调查,共调查农户200户,集中检验后有效问卷为179份,有效率为89.5%。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对准公共物品的市场价值进行效益评估时一般采用CVM[7]。CVM关键在于问卷设计中的核心估值问题,结合国内外问卷设计情况,本问卷选取多界二分式方法引出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具体步骤为:首先询问农户是否愿意对政策性生猪保险进行支付,若不愿意则询问原因;若愿意则进一步利用单向递减的多界二分式方法,由最高的投标值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支付,回答愿意则停止询问,回答不愿意则继续询问下一个较低的投标值,直至询问完所有的投标值为止。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根据有效问卷,对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以男性居多,占样本总数的62.57%(考虑到在农村家庭经济生活中男性往往起着决策作用,更能代表农户的支付意愿);农户年龄总体偏大,平均年龄为54.31岁,主要集中在45~54岁和55~64岁两个区间,占68.71%,;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样本总数的94.41%;其中养殖规模在20头以上的大规模养殖户平均年龄为51.7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的占73.33%。2.2被调查者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认知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认知程度往往决定了其支付意愿与参与态度。根据问卷统计显示,对现行政策性生猪保险非常了解的只有15人(8.37%),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和没有听说过的分别为148人(占82.68%)和16人(占8.94%)。由此可知,农户对生猪保险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调研中,部分农户反应对保险期认识模糊,参保具体时间不清楚,导致其错过投保时间而无法投保。在认为政府是否应该给予补贴的问题上,100%的农户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农户补贴,说明农户对政府提供补贴的期望大,反映出农户对这种准公共物品普遍具有“搭便车”的心理。2.3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及分布实际调查中无法获得被调查者对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具体数值,但可以获得支付意愿所在区间。本文设计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是假定农户理想的受偿额度能够得到补偿时的实际支付(这里并未考虑现行的补贴标准,目的是为引出农户的实际支付水平)。统计整理后发现有117人(65.36%)表示愿意对生猪保险进行支付,62人(34.64%)表示不愿意进行支付。具体的支付意愿分布如表1所示,可见支付意愿分布主要集中在[0,15]区间,占86.59%。虽然养猪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较高,但调查中农户对该保险的实际参与率仅为35%,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访谈过程中,部分农户也反应政策性生猪保险政策变动大、赔付金额低、赔偿难度大、参保条件限制多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3实证分析

3.1模型选取与变量设置为更深入地了解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进一步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对被解释变量农户的支付意愿,将“不愿意支付”赋值为0,“愿意支付”赋值为1。由于农户的支付意愿是一个二元取值变量,本文将构建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模型具体形式为:(式略)在结合有关农业保险支付意愿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拟从4个方面解释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即农户个体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曾外出务工、家庭现金收入)、生猪养殖特征(养猪规模、养猪专业化程度、是否自繁自养、近三年是否受疫情影响)、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认知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政府信任程度、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衍生出11个解释变量(表略),进而对变量影响方向作出初步判断。3.2模型估计及结果以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利用Eviews5.0对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进行参数估计。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反应模型拟合程度指标LRstat检验值为136.716,其对应的P值为0.000,对截面数据来说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农户的个体特征中,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受教育程度在10%的统计水平上与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呈正相关,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文化水平越高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越强。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保险和养殖中的风险能够有更清晰的认识,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因此支付意愿也较强。农户生猪养殖特征变量中,养猪规模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另一因素,其系数为0.66,表明农户生猪养殖规模与农户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呈正相关。说明农户是否愿意支付一定费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自身的种植、养殖规模直接相关。农户种植、养殖规模越大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抗风险的意识就越强。访谈中,养殖规模大的农户反应一旦遭受到严重的疫情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参与农业保险后至少能够收回一定的启动资金以便恢复生产。农户养猪专业化程度对其支付意愿有十分显着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农户上年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着,影响方向与预期方向一致,都为正。这说明农户养殖专业化程度越高,通过种植作物、非农就业等多元化生产来分散养殖业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因此对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就越高。农户对生猪保险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另一重要因素,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其发生比为0.957。说明农户能否了解、认同和接受农业保险,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的影响,即对保险认识越深刻,其愿意支付的保费也就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10%的水平上与生猪保险支付意愿成正相关,说明农户选择生猪保险时,考虑到了政府在保险操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是信任政府,越相信政府对保险实施的操作能力、保险赔偿的可能性,支付意愿越高。相反,对政府越是怀疑,其支付意愿也就越低。是否参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的支付意愿影响十分显着。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该因素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系数为1.02,表明参加专合组织的农户比没有参加的农户支付意愿高1.02 倍,充分说明专合组织对农户参与生猪保险的带动作用。调研发现当地养猪合作社能及时为社员提供参保信息,并统一收取保费,避免出现农户信息不对称,错过投保时间造成不能投保的情况。被剔除的因素中是否曾外出务工与支付意愿没有明显的显着性,但系数为负,这与本文的预期有所出入。可能的原因是被调查的农户中多为养猪专业户,外出务工的机会较少,获得收入的途径就更少,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因此更愿意支付费用购买生猪保险。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从短期来看,需要加强生猪保险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生猪保险分散养殖风险的认知。可从教育水平高、已参加专合经济组织的农户中培植示范户,通过示范的带动作用提高农户参与政策性生猪保险的积极性,为年轻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第二,从长期来看,政策性生猪保险在兼顾规模化、专业化的生猪养殖户的同时应着眼于小规模养殖户;有必要针对养殖的不同规模,制定多保障水平下的不同保险费率、实现险种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小规模养殖户的参保率。同时引导和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鼓励养殖户积极参与合作组织,提高小规模养猪户参加政策性生猪保险的组织化水平。第三,从根本上讲完善政府职能是政策性生猪保险发展的关键。生猪保险实质上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多渠道保证补贴资金的来源,保持政策一致性的同时提高政府执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