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与青年作家

“底层文学”作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不仅对老一代作家产生了影响，如陈应松、王祥夫、刘继明、曹征路、胡学文、罗伟章以及贾平凹、刘庆邦等，而且对青年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这一影响又是带有这一代人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他们的创作大多并不具有自觉的“底层”意识；二，他们每个人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三，“底层文学”只占他们创作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将结合以上问题，对“底层文学”与青年作家的关系做一些分析。

从“先锋”到“底层”

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在接受文学教育的年代，受到了“先锋文学”的深刻影响，这让他们在创作上注重形式、技巧、叙述方式的创新，以及对人性复杂性、丰富性的探索，但是另一方面，在他们开始写作的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底层”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置身于这一社会变迁之中，他们在经验层面也不能不意识到“底层”的存在，以及社会结构的断裂化与板结化，如此，他们的美学观念与生活体验便发生了彼此的错位、混杂与冲击，形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同“底层文学”的观念，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具体的创作中，又会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关注“底层”，在观念与经验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

张楚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是每一篇都很有分量。他的小说注重语言、细节与叙述的肌理，他的语言冷静、优雅而充满诗意，但是这种“诗意”并不是对现实与生活的逃离，或者一种浪漫的想象，相反，他的“诗意”是建立在直面现实，对现实进行深刻观察、思考与剖析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更接近波德莱尔以降的“现代派诗歌”，他不回避现实中的黑暗、丑陋甚至肮脏，相反在对这些现象或事物的描述中，让人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人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处境，逼迫人去寻找另外的出路。在《长发》中，张楚描述了一个叫王小丽的女孩，她在生活中不断地被别人――包括她的亲人们――鄙视着，轻蔑着。而她也终于没有逃脱被人踩踏和羞辱的命运。为了给自己办一件像样的嫁妆，她只好选择卖掉留了多年的心爱的长发，为了能多拿到二百块钱，她反复地与住在梅镇垃圾场附近的“南方人”计较着，但最终还是算计不过精明的“南方人”，在卖掉长发，如愿以偿地拿到五百块钱时，她绝然想不到“南方人”会把她按倒在床上。“这个拐着条腿的男人，匍匐在她身体上每冲刺一下就唠叨句鸟语，后来她方才听清，‘二十块……四十块……六十块……’在他那五百块钱尚未花完之前，王小丽疯狂地挺抖着身体，‘我只想买辆摩托车’，她想，‘我要结婚了。我只想要个好点的嫁妆……’”这篇小说写出了一种令人心碎的绝望感，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她所有的人生道路都被堵死了，她那一点小小的心愿，只能以如此羞辱的方式实现，不能不让人震惊。

张楚此后的小说延续了《长发》对“底层”、残疾人、病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些小说包括《草莓冰山》、《樱桃记》、《刹那记》、《大象》等小说，小说直面这些人困窘的生活状况，也写出了他们内心的波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底层世界。与从外部的观察不同，张楚的小说总是能在冷静的叙述中，切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在这些小说中，我想着重谈一谈《大象》，这篇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下岗工人孙志刚与妻子艾绿珠，因养女孙明净患白血病离世，内心充满极大的痛苦，女儿去世后，他们一一去拜访感谢曾经帮助过女儿孙明净的好心人；另一条则是孙明净的同室病友劳晨刚与网上认识的大学生苏澈，千辛万苦寻找孙明净的亲生父母，希望他们让明净的亲兄弟为姐姐捐献骨髓。两条线索交错并进，最终交汇于矗立着抗震纪念碑的广场，他们对生命的珍惜与唐山大地震遥相呼应，让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小说在结构上的严谨对称，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拱形结构”，小说开始时人物的心理动机一直隐藏着，随着故事的展开，才逐渐清晰，并具有一种爆发力，这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探索，而两条线索中的行旅，仿佛穿透黑暗的光束，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值得珍惜的美好。

杨遥的小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纪实的，这些作品更贴近他的个人生活体验，像《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等，平实质朴，像是直接从生活中剪贴过来的，他“如实”地描述他的经历与感受，几乎看不到艺术加工，就像老朋友在聊天，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对情绪与细节的敏锐捕捉，以及叙述语调的选择与转换，也显示了杨遥的艺术才能。而在另一部分作品中，杨遥则展示了他的想象力，在《你在巴黎到底呆过没有》中，杨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16世纪巴黎小学徒的故事，他以非凡的虚构才华抵达了那个陌生的时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寓言。

在《闪亮的铁轨》、《二弟的碉堡》等小说中，杨遥显示了他另一方面的长处，那就是他将纪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写实带有隐喻性与荒诞性，更加耐人寻味。《闪亮的铁轨》讲一个陌生的少年为村里人排斥的故事，《二弟的碉堡》讲“二弟”一家与村里人对峙的故事，小说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推衍，将故事讲述到夸张的程度，但这种夸张并没有削弱故事的表现力，反而呈现出了某种本质性的力量。

我们可以发现，杨遥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饱受屈辱与压抑，杨遥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写出了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或者“复仇”，或者“逃避”，他们在怯懦中忍耐，也会在忍无可忍时爆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与杨遥个人的出身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来自乡村经受过坎坷的青年，自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饱含感情，想以自己的笔表达出他们的心声。另一方面，杨遥在他的创作中也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小人物”的美学，他们像野草一样生活在人世间，但也像野草一样坚韧有力，杨遥的笔触关注着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短小的文体、随意自如的行文方式、独特的叙述语调、巧妙的构思与隐喻，这些构成了杨遥的“美学”，也向我们展示了“底层文学”在艺术上的新的可能性。

不同风格的“底层文学”

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不少青年作家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以及把握世界的独特艺术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底层”的关注，这既显示出“底层”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他们观察、思考与表现的对象，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底层文学”。

付秀莹以《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等小说著称，她的作品继承了新文学中的“抒情诗”传统，即她所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独特经验与情感，而她在表达方式上也发挥了中国美学的特长，含蓄，优美，余味悠长。如《旧院》写的是“外婆家的故事”，小说以后辈“我”的视角，写了姥姥这个家庭中的人与事，写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纠葛，写出了这个家庭曾有的繁华或“盛世”，以及时间流逝中的风流云散与沧桑变化。这部小说写的是个人记忆，但又不止于个人记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写出了中国人经验、情感的独特方式，或者说，写出了我们的“民族无意识”。

但是在另外的作品中，付秀莹却以同样的艺术风格来关注“底层”，从而为“底层文学”带来了新的美学元素。在《迟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常生活场景，“他”是个农村老汉，儿子和媳妇在准备包饺子，“他”在黄昏柔和的光线中静静地坐着、看着，这一幕乡村场景看似祥和与平凡，但因为有新的时代元素融入，从而产生了新的艺术效果，那就是这两个年轻人即将踏上去城市打工的道路，而这是他们在家的最后一顿晚饭，小说并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冲突，而只是描摹了这样一个场景。但自这一场景中，却融入了“他”在人生迟暮时送走儿子媳妇的凄凉心态，以及儿子媳妇对家乡的眷恋、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茫然，这也显示了“打工”这一巨大的社会迁徙对乡村伦理的冲击与影响。在《六月半》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乡村场景，乡村女人俊省一大早起来就忙碌着，这是六月半，也是在外打工的儿子兵子要回来换喜帖的日子，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写她的繁忙，她在张罗换酒席，盼望儿子，想着与亲家的来往，而只是在最后，她偶然听到了别人的议论，“谁知道就那么寸？。建业骂道。一下子仨！活蹦乱跳的小子！！香钗说，命，命里该。香钗说可惜了的，看俊省这命！兵子都要娶媳妇了。”――这决定了儿子的命运，也决定了俊省的命运，但如此戏剧性的冲突却只出于偶然的旁听，也只是在故事的结尾处出现，作者在这里既与前面的繁华热闹做了鲜明的对比，也以含蓄的方式省略了这一事件对俊省的影响，却为我们展开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在《琴瑟》、《幸福的闪电》中，我们看到的是寄居于城市里的打工者夫妇在过着卑微而幸福的生活，城乡的巨大差距让他们不敢企及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又只能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只能想象城市里人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底层打工者的生活，但仍保持着含蓄蕴藉的“抒情诗”风格。

陈集益小说中的童年与故乡是令人惊讶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温情脉脉的回忆与怀旧，对于陈集益来说，乡村的记忆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仍然与他血肉相连的，那些记忆中的人与事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仍然在时时噬咬着他的心，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的写作既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复仇”，是他试图摆脱精神创伤的努力与挣扎，于是在他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便是一个充满着压抑、残酷、疯狂氛围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真实”的往事，也是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投影，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贫穷与闭塞，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可以看到不断变得疯狂的一个个人，可以看到无奈的“父亲”和处于困境中的“母亲”，以及年幼无知的“我”，这些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童年与故乡的另一面，不同于那些美丽的幻象，陈集益让我们看到了近乎残酷的真实，这既是一种批判，也是一种挣脱的努力。

在《野猪场》、《吴村野人》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子一代”的努力，无论是“我”与朋友开办养猪场进行创业，还是“哥哥”以野人为噱头开发旅游，最后都逐渐走入了近乎荒诞的结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时代已经是“我们”的时代，但是“我们”所做的也并没有比父辈做得更好。在小说中作者对当前这个时代做出了描摹与刻画，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小山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世态人情在新时代中发生了新的变化、组合与扭曲，陈集益以忧虑的目光观察着这一切，以荒诞与隐喻的方式将这些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疯狂与无理性。在艺术上，他也有新的尝试，他将现实与荒诞色彩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展现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而离开家乡之后，“我”只能在城市中漂泊，却无法找到认同感，呈现在陈集益笔下的只是城市边缘人，或者“病人”，城市在他的眼中只是一个畸形的存在，只是一种新的压抑。在陈集益关于城市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梦魇，这些小说具有现代感，却也显示了现代人精神上的压抑与紧张，陈集益以夸张、变形的方式表达出了他的内心感受。

文珍的小说大多描述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细腻，丰富，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也是个人幽暗而深邃的内心世界，她的小说在内外之间互相交织，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内心与世界的道路，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主人公纠缠的关系与纠结的内心，也可以从中看到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流动性、偶然性，以及置身其中的“个人”的孤单、寂寞以及交流的渴望。

《第八日》是文珍颇为成熟的一篇小说，在小说中，她描述了白领女青年顾采采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在她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孤寂与焦灼，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她无法找到心灵寄托与情感慰藉，只能沉浸在幻想中自我安慰，只能在难以忍受的失眠中煎熬，小说写出了当代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自身的影子。在这篇小说中，文珍以自己的笔触去贴近主人公的心灵，显示出了她关注与理解他人的努力，这是她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安翔路情事》是文珍最近发表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文珍关注的是两个底层青年男女的爱情，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但又不属于城市，他们生活卑微，但是他们也有爱情，小说写出了他们爱情的曲折与艰难，他们无法挣脱城市生活唤起的渴望，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之间也为此互相纠结着，爱是不可能的，不爱也是不可能的，到最后，他们只能隔着一条街遥遥相望……，在这篇小说中，文珍写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她关注的是另外的人与另外的世界，这也显示了她不断突破自我的努力，预示着她更为宽广的写作道路。

“底层”与开阔的世界

在我看来，徐则臣的“京漂故事”也是一种底层叙事，或者说是另一种底层文学，但与一般“底层文学”不同的是，他笔下的京漂或伪证制造者是一种边缘人，或者说是一种流动的底层、非法的底层、另类的底层。与“打工者”相似，他们也是从农村或小城镇来到北京的，但他们并不从事一种固定、安稳的工作，而是流浪在这个城市中，以制造或贩卖假证为业，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也走在“正常”与非正常生活的边缘。这样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在一条冒险的路上，并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熟悉其中的一切但又无法融入其中，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偶然性，收入不固定，情感不稳定，并时常会遭遇到警察或同行的暴力，以及欺骗、侮辱或竞争。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小社会，可以说是徐则臣的发现，他丰富了我们对都市尤其是都市底层的认识。

除了关注的群体较为特殊，徐则臣的京漂故事与一般“底层文学”仍有不同之处。首先，他关注的重心不在于他们所遇到的苦难或不公，而在于他们整体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不是仅仅突出某一侧面，将他们的生活简单化，而是使各个不同的侧面都能呈现出来，更加丰富，更有层次感；其次，他所关注的虽然是群体，但并不止于群体，而是关怀每一个“个人”的境遇，所以同样是“办假证的”，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或性情，《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中的边红旗在诗歌与假证中穿梭，在不同的情感中纠葛；《天上人间》中的陈子午则呈现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从生疏到熟稔，从怯懦、屈辱到威胁、下狠手；《伪证制造者》中的“姑父”则是不争气而又好强的、充满幻想的，不幸运而又有女人缘的；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及他们之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内在的复杂性，也使全书更加丰满、紧凑，更富有立体感。

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与其他“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仅在劳资关系上把握世界，而是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打工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这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性的压迫结构，在工厂内部，是一种阶级性的压迫，而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中国工厂本身则是被剥夺的，处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产业链的最低端。这种双重性的压迫结构不仅构成了对打工者的剥夺，对于工厂的主人“小老板”也是一种伤害。不同的是“小老板”所承受的只是来自世界分工的压力，而打工者承受的则是双重性压迫。从小说中对于美国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清这一结构。小说中的“美国”呈现出两个面影，一方面是9•11之后，生产美国国旗的订单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无论是“小老板”的焦灼，还是打工者张怀恩的猝死，我们可以说都是这一“订单”造成的，这显示出了美国在生产关系中“残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小说中为打工者维权的律师周城，依靠的是美国的基金，这又呈现出“美国”善良、人性的一面。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生产的链条：打工者――“小老板”――赖查理――美国订单。这一链条同时也是一个多重性的压迫结构，所有的压力最后都集中于处于最底层的打工者。而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也在于对于这一结构的呈现，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处境有一种总体性把握，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于这个小说而言，值得探讨的是它所着力倡导的一种“劳资和解”，即打工者与小老板面临共同的压迫“都不容易”，作者的立场与情感也更多倾向于“小老板”，这样一种倾向即是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掩饰，在美学与历史中并没有足够的突破及新因素。

以上，我们简单梳理了“底层文学”与青年作家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性的分析，在魏微、吴君、葛亮、肖江虹、鲁敏、阿乙等青年作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与“底层文学”的联系，以及各自不同的联系方式。这些青年作家已经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但是就总体而言，他们大多并没有对“底层”关注的自觉意识，在既有的美学观念与现实体验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如何打破既有美学观念的限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更加真切的人生体验，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学经典，将会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