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法”俱进

时间:2022-06-07 08:56:39

学校教育与“法”俱进

近年,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中小学生家长与学校因学生伤害事故诉诸法律的民事案件逐年增多。随着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增强。在法律框架内,法官对学生受害案的司法裁量也在发生“偏移”。具体表现在对学校的责任认定、对受害生的精神索赔的支持力度和对责任教师追偿的启动上。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虽然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但是对学生承担着教育管理责任。一旦发生学生伤害案往往会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社会声誉。为此,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尽最大努力预防和避免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还要懂得一些处理与学生伤害事故有关的法律常识,依法执教。

一、管理不当。学校将承担“非常规”的过错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规定:“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即学校在该类案件中承担的系过错责任原则,而过错认定又以学校是否尽到相关注意义务为核心。

【案情回顾】

2010年11月15日,高三女生张某在重庆市某中学青杠校区文科楼三楼教室参加语文考试时使用手机,监考老师赖某发现后。将张某的手机收走。11:30考试结束后,张某询问此事如何处理,赖某未明确答复。张某独自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等候,后进入教室旁边的教师办公室。12:30左右,张某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受伤,后经司法鉴定,张某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属大部分护理依赖。后张某将学校告上法院,要求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审判决】

法院认为,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往往不能正确面对压力和挫折,学校应当充分认识学生的心理特征,对学生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及时进行疏导。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监考老师履行职责收走手机并无不当,但应当对张某被收走手机后可能产生的心理压力有所预见,在张某询问事情如何处理的情况下告知其处理方式并做好心理疏导。以避免张某产生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过于悲观的心理预期。但监考教师收走手机后未采取任何措施,任由张某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等待未知的处理结果,让其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以致做出跳楼轻生的极端行为。学校对可以预见、应当注意的事项未完全尽到相应义务。应对张某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

【教育启示】

本案中。二审法院判定学校担责理由是:“学校对可以预见、应当注意的事项未完全尽到相应义务”。认为监考老师对张某手机被收后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理应”有所预见。未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未尽保护义务。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裁定学校负30%责任。可见,判例中法院认为学生的心理波动也属于教师的“可预见性”注意义务。案中,监考教师应该是张某的任课老师,认为该教师对张某面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理所当然”地了解。试想,假如事情是发生在高考考场上,监考老师不是该生的任课教师,责任谁负呢?作为一个身经百考的高三学生,对考试作弊处理结果理应清楚。该判决理由有“扩大学校的职责边际”之嫌。法院很可能是从着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角度来裁定的。判例提醒:学校作为学生最直接的教育管理者,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的保护责任高于一般人的行为标准,以免事故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育管理中注意根据不同年龄、认知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学生进行差异化关注,对“可能”造成学生伤害的危险要有前瞻性认识。笔者认为,这种注意义务仍应有其合理的范围,不能要求学校履行超出其职责范围的无限注意义务。

二、保护不当,学生将索赔“合法性”的精神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于学生伤害事故该解释也同样适用。

【案情回顾】

学生小张在张掖市某校就读,补课期间因上厕所不慎摔倒,头部着地受重伤,事发后,老师让同学将小张搀扶到校医室进行检查,校医对小张额头的擦伤处进行清洗包扎,告知其如有不适,到医院检查。之后,同学将小张送往教室休息。同学们下课后回到教室,发现小张倒在教室地上并昏迷不醒,遂被校领导、老师、同学送往医院救治。小张的伤势经鉴定为重伤,构成二级伤残。小张将学校告到法院,要求学校承担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补助金等损失80余万元。

【二审判决】

所在地区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和管理过程中,对未履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应当预见和注意义务而发生学生损害后果的,可以认定学校存在过错,学校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部分支持了小张的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学校赔偿各项损失898195.48元的60%。计538917.28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0元,合计568917.28元。

【教育启示】

本案中,法院判决理由又是“学校未尽应当预见和注意义务”,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裁定学校负60%责任。需特别注意的是法院支持了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索赔。在学生伤害事故诉讼中,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身体受到损害后除了要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外,还索要精神损失费。虽然对于经历痛苦的人来说,精神损害赔偿不足以完全抚平其精神受到的伤痛,但至少会使受害者得到一些经济补偿。有统计表明,法院判定学校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判决比率为27.7%。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中新增了“侵害学生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修订使得受害学生的精神损害索赔更加明确。预示着该类案件会逐渐增多。在一些案件中学生所受伤害尽管没有达到法律所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严重后果”,但学校为了尽快结束诉讼,自愿或被迫地给予受害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法院在案件初期的调解中也有这种明显导向。如近期出现“叙永一教师打学生耳光家长索赔精神损失5万元”的报道。关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目前有不少高级人民法院行文加以限定,如:上海、江苏、四川高院规定精神抚慰金的上限是5万元,重庆、福建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精神索赔往往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学生因物质性人格受损比精神性人格受损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更易被法官所支持,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变。精神损害索赔再次提醒:作为教师,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各种人格权;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地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作为学校,必须学会对照法规。明确自己的过错程度,从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承担比例作出合理的自我认定:只有这样,在伤害事故发生后,才会正确处理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从而促进案件的顺利处理。

三、教育不当,教师将面临“被追偿”的法律风险

《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予以赔偿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即由教师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学校履行赔偿后有权对教师进行追偿。

【案情回顾】

原告汤某系本市某艺校舞蹈专业学生,被告林某系原告的舞蹈教师。2008年12月8日,林某自培训地北京赶回天津,来到汤某正在练功的教室。林某认为原告所在班级学生的训练水平下降,很生气,于是持物击打包括原告在内的该班18名学生的臀部、腰部和大腿。致多名学生软组织挫伤。事发后,被告艺校派人带领18名学生前往医院治疗。当晚。艺校和林某向学生及家长道歉,汤某家长未接受。9日,艺校对林某进行停课处理。12日,林某给艺校做出书面检查,并在学校张贴给林某的道歉信,27日,艺校对林某做出行政记过处分。后原告艺校和林某,要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70,26元、彩扩费24元、律师费15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30000元。

【二审判决】

天津某中院认为,人民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不能随意体罚学生。林某体罚学生的表象是出于“责任心”,但这不能作为体罚学生的借口,林某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林某要求独自承担责任,但并不能免除被告艺校的责任。被告艺校应承担对原告的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林某的行为对尚未成年的原告造成不良心理压力在所难免,对原告心灵进行抚慰是必然。但是,原告学习的是舞蹈专业,属于运动性专业。它的教学与普通学校文化课教学有着本质差别;其次,考虑并未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害,酌情考虑原告的精神抚慰金为2000,元,加上原告的医疗费、交通费等,被告艺校应赔偿原告2380 54元。艺校承担责任后,可向林某进行追偿。

【教育启示】

本案中,学生受伤显然是由教师教学活动所造成,因此,学校处于被告地位,教师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尽管林老师要求独自担责,可法院却判责任方是艺校。尽管并没造成学生“严重损害”,法院还是“酌情考虑原告的精神抚慰金为2000元”。并判定学校承担赔替代责任后,有权向教师追偿。法律还规定由教师“个人行为”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应由教师自己直接担责。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实际执行者,在很多学生伤害案中,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论行为性质如何,最终教师都难逃其责,教师职业风险突增。

中小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防不胜防。为了妥善处理,保护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2007年9月江苏教育厅免费为本省所有中小学生购买了“校方责任险”,2008年开始全国推广。《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参加“双险”的学生有可能获得双份理赔。使学校和学生的风险得以降低,可是,教师责任风险却无从保障。目前,私立学校教师被追偿的案例时有发生,如“幼儿园赔偿后向教师追偿”的报道;公办学校教师被迫偿的事例不多,一般是行政处分,随着社会发展,一旦发生大幅超出学校责任险的保额,公办教师迟早也会面临被学校追偿的风险。因此,建议增加“教师责任险”来转嫁教师职业风险,也是对教师教学积极性的保护。

以上案例提醒我们:一、学校教育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着从生理到心理的“非常规”保护责任。二、正确面对学生“合法性”精神索赔,在教学中重视对学生各种人格权的尊重。三、对教师追偿再次警示教师只有依法执教才是降低职业风险的良药。总之,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只有各方责任明确,并建立有效的救济渠道,才能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依法治教。在学校教育中,只有依法执教,才能更好地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才能避免“因噎废食”而不是失之偏颇地“过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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