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之关联

一、文化转向的生态性

在“文化转向”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译学界一直都以原文作者的存在、原文作者的“声音”作为翻译的标准来评判、探讨译文成就。“动态对等”永远都是首要的评判标准，实际上，无论直译说还是意译说，或者是卡特福德派追求文本各方面对等的学说，究其本质都是旨在为译者树立一块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的“贞节牌坊”［4］。然而，随着苏珊巴斯奈特“文化转向”概念的提出，译本的研究角度逐渐从原作者转移到了译者身上，把译者置于一定的文化条件或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关于译本的评判角度也从初始的“语言学、语言结构学”层面转移到了“文化”这一层面。例如:近代学贯中西的翻译家、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论语》时所采取的策略有注释讲解、归化等翻译手法，大大有别于同样翻译《论语》的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如果仅停留在译本层面，根据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动态对等”的文本更胜一筹，那么译本的好坏着实难较高低，更何况中文与英文的语系不同难以对等。因此更为明智的研究方法是从译者本身入手，结合其翻译目的，分析其所处环境，探讨在当时时代背景下译本的水准，据此分析的结果才更具动态。这既是文化转向的要求，也是生态学的现象，生态学揭示了自然界各个系统与成分之间都存在着能动的联系，在自然界这个大的环境当中，生物与生物体之间、生物与其固有的生存环境之间应通过彼此的互动与作用来形成生态平衡。一方面，外界环境条件的不同势必会引起生物体从形态构造、生理活动、化学成分、遗传特性到地理分布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另一方面，生物为适应其不同的环境条件也必须不断地对自己作出调整［5］。由此可见，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应当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还应该了解和积累本国与外国的各种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和地理、、风土民情与建筑艺术等［6］。因此可以说，译者译著水准、评价口碑、乃至后世影响，都深受其自身文化背景、学术水平、翻译目的或当时所处时代等条件的影响，且各方面影响相互作用，促成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成为语言学文本向文化背景层面进行转向的表现。

二、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的关系

1.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的研究基调基本一致首先，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在其第一版的《翻译研究》中就曾阐述过翻译视角下文化学派的一些基本理念，即关注文本与译本背后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试图去理解文本操作的繁杂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哪种标准在决定着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对文章本身来说，它将会以何种方法为目的语系统读者所接纳［7］。这就要求在分析文本时，首先，分析文本存在情况与译者译著时宏观的翻译生态环境，这种翻译生态环境包含了译著目的、译者背景、译本的事后追惩等内容，与翻译文化派的要求方向一致。其次，两者都是在人类学与生态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此种文化转向最先并非发生于翻译领域，而是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领域，因此，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在钻研殖民时期非西方民族文化时惊讶地发现，这些所谓的民族历史其实是西方殖民主义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制造”出来的“虚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统治者们用西方话语所改写出的一种民族编年史［8］。而这种历史的“制造”也毋庸置疑地透露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态学道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同样体现了人类学与生态学的结合，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提炼。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中庸之道”，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古代思想十分提倡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圆满，其在生态翻译学中则体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译本及其当时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9］。由此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生态翻译学同样结合了人类学与生态学，作为同样需要跨学科联系的两门研究，其研究基调基本一致。2.生态翻译学是研究文化转向的基石西方学派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同于以往略显“僵硬”的、仅仅注重表达是否完全对等的一些翻译理论，近期许多翻译理论开始向文化层面靠拢，翻译的对等流派正悄然转变为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一些西方翻译理论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各流派研究的重点，同时这些理论也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文化转向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但是，无论解构主义也好，多元系统理论也罢，都是剖开文化转向的表面，单独研究其某一分支，却没有领悟到文化转向宏观的生态性。生态翻译学则由于其可以从生态的视角来对翻译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通过译者所处的生态环境对其所译版本进行能动的多维度的考察与整合，所以可以说其包含了文化等元素在内的转向性。与此同时，文化转向对译者主体性或译本存在价值的研究与要求无不散发着浓厚的生态性，因此可以将生态翻译学涵盖入文化转向这个大的议题中去。在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语用学、文化和认知等理论转向之后，语言翻译学、女权主义思想的翻译学、包括后殖民翻译以及认知翻译学等理论，都被认为是对生态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起源及其相关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合理的思想启示与贡献［10］。众所周知，生态翻译包含着许多有关文化层面的分支理论，所以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课题相铺相成、互通有无，同时，由于两者的生态关联，生态翻译学也可作为研究文化转向的基石。因此研究好生态翻译学便是研究好了文化转向的大方向，应促使生态翻译学成为文化转向的“中心议题”。

三、结语

文化与翻译密不可分，文化转向现象的产生及其分支理论均与翻译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由文化转向所带来的翻译现象、翻译差距等也需纳入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生态翻译学与文化转向有着相同的研究基调，通过关联序链可以看出，翻译是文化的传达基石，所以生态翻译学也可看作文化转向的研究基石，并应将其逐渐归为文化转向研究的“中心议题”。因此对生态翻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就是在丰富扩展的同时深化文化转向研究的程度，研究翻译的文化转向不可不了解翻译生态环境，并可从生态翻译学处着手。

作者：周小渟 闫怡恂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