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用工荒”需制度改革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解决用工供需矛盾的关键，而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依赖于教育体制、户籍制度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

中国劳动力面临“枯竭”，这是很多专家包括用工单位间形成的共识。

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出现如此声音显得有些荒唐，但根据报道，随着新一轮 “民工荒”的出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已是越发难过,很多已经倒闭或者远迁。对此，有专家曾经建议国家放开“二胎政策”用以缓解“用工荒”问题。

自然，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调整空间，可究于问题本质，是否“缺人”才是矛盾根源。国家教育体制、企用工制度以及诸多政策中尚未完善的部分容易被人忽略。

一方面是“用工荒”，一方面是“就业难”，看似矛盾的说法并不是混淆概念，因为这同时反映出国家教育体制上的短板。“目前的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的发展，中国的主流大学都是国有大学。而国有大学类似于国有企业，它在培养人才的时候，仅仅限于学生的所学专业，与市场衔接得并不太好。”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曾指出现行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但就在2010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有关温总理谈及的“教育去行政化”问题却没有具体涉及。由此不难看出，“去行政化”是一个点，动这个点，意味着改变体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一次“洗牌”。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1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这标志着教育领域各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各级政府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在“用工荒”的问题上，教育体制自然是导致供需不平衡的一个方面，而对于不需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群体，影响他们流向的关键点则是户籍制度。

谈到这个问题时，胡星斗表示：“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进城后往往受到很多歧视，造成他们不能更和谐地融入城市生活，不能够成为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农村生活得到改善后，也使得他们不愿意再到城市打工。这可以称之为假的‘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看似剩余劳动力已经没有了，事实上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还多得很，还有很多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

然而，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现行户籍制度把劳动者限制在户籍所在地,使他们无法随着自己的职业、居住地的变化而移动。并且，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等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了强大阻力,农民难以自由流动。

此外，现在的企业仍然只把农民工当作廉价劳动力来对待是不合时宜的。人文关怀可以体现在，平等待遇、互相理解与尊重，现代企业恰恰欠缺这一点。对此，胡星斗表示：“企业有责任来创造条件帮助农民工实现自我，获得向前发展的机会，可惜的是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忽视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仅仅把人作为劳动力来对待，自然无法在深层次与员工实现共识。”

解决用工供需矛盾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永远只能被作为廉价劳动力，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稳定产业工人队伍。如若缺乏这种稳定，也就不能苛求企业来为这些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而做到真正合理的产业布局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谈及期望，胡星斗表示：“中国的教育制度应该朝着市场化、更加重视创新的方向发展；而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依赖于户籍制度以及金融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