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十问 第2期

央企的高利润既非来自对市场规律的遵循，也不是加强监管、完善治理的结果。缺乏对商业逻辑的尊重、对成长势能和持续控制力的有效战略性思考，既无法经营好企业，也缺乏监管、治理的根基

2007年利润接近1万亿元，使央企获得一大堆溢美之词。国资委将之解读为“改革、竞争、责任，三大‘引擎’拉动中央企业利润增长”。《人民日报》的文章认为，国有企业正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出色的盈利能力――2007年，152家央企预计实现利润接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强大的竞争力――16家央企跻身世界500强，其中不乏宝钢、中建这样的竞争性行业企业;先进的组织结构――近70%的央企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

的确如是，还是一美遮百丑？

利润“狂奔”，是否具备势能？

数据显示，被誉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有152家央企，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央企所占比例为20％至25％。“盈利大户”的分布，已由石油石化、电力、电信扩大到船舶、汽车、航运、冶金等行业。

保值增值都得以实现，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账单。只是这样的佳绩有多少市场的含金量？科学的判断建立在全面、客观、理性、历史的视角基础上，在看似可观的增量面前，姑且不忙庆祝，我们倒是要通过结构化地分析看看近年来央企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的利润是否值得我们为之惊叹？

资源类价位推动 国际油价在2008年初突破100美元大关。据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最近对外公开的《中国石油和化工经济运行》白皮书预计，2007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利润将超5000亿。而资源驱动型企业本来就是和拥有的资源数量与质量、资源的价位密切相关的，这是与国际油价同步的，并非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智力资本价值有什么突破性变化。

扩张式增长效应 央企的投资冲动持续释放，部分企业过分依赖负债扩大规模，通过银行贷款扩大经营规模，短贷长投，加大了财务风险。甚至有央企违规投资股市、进入期货交易。非但如此，钢材、水泥、火电、电解铝等行业、产业的结构与规模整合，其最终受益者直指央企。

利润的不可持续性 国资委承认，部分企业集团内部发展不均衡，利润集中于少数的子公司;而利润增加的同时，节能压力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海尔的张瑞敏指出，我们过去这30年的成功，靠的是中国机遇而不是靠自身管理的真功夫，“台风来了，猪都会飞”。

新会计准则实施 在新准则下，公司通过债务减免或重组所获收益计作当期营业外收入而进入利润表，成为利润来源。据有关专家测算，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导致2007年上半年中报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70%。

诚信失衡与报表粉饰 据我所知，某家央企的分公司，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潜亏近20个亿，寅吃卯粮吧，只要我任期内报表做得漂亮。由此推断，潜亏决不是个案，利润也未必没有虚增的嫌疑。

资源“裸奔”，耽于政绩驱动？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时曾讲到，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方面，没有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比得上中国。中国在2005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令人瞪目:铝50％、铁矿石84％、钢材108％、水泥115％、锌120％、铜307％，而镍更是超越了307％的增长水平。

GDP增长的背后是政府难以遏制对能源的庞大需求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目前也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为维护国内成品油市场供应和平稳运行，商务部不得不要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建立成品油市场应急预警方案，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如果仅仅应付公共突发事件也就罢了，更值得担忧的是对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的持续影响。按国际通常标准，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搭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美国通过美元贬值逃避原油战略储备的价格风险，更有效地调节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所以，中国靠高消耗、高污染、人为压低民众收益的增长方式，使得世界颇多国家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承担灾难的只有中国的普通民众。

庞大消耗量的背后是无节制的浪费 新华社专稿《陕北一央企:采6000万吨煤，消耗资源6亿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央企面对资源的穷奢极侈:一家央企在陕北开采的号称“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煤矿，产煤不足6000万吨，而其所消耗的煤炭资源量高达6亿吨！盲目追求现代化、大型化、综合开采，使一些企业走入误区，同时造成了资源回采率大幅降低。文章同时质问我国到底有多少煤炭资源可开采？现已探明的有多少？每年消耗的资源量有多少？可采的年限有多少？各类企业真实的资源回收率有多少？

资源“裸奔”背后最大的推手是政绩驱动 央企“成长”的背后不是价值驱动、创新驱动、客户驱动，主要是资源驱动、政绩驱动。由于政绩驱动的战略性思考缺失，你就不能怪罪为什么国企领导对追逐当前收益的推崇备至。

对国资委来说，它本身也是国务院行政管理链条中的一个节点，也要承担与其自身角色相关的责任，所不同的是管理对象、管理内容不同而已。

亏损与闲置，究竟谁来埋单？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2005年，非金融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5%的同时,亏损企业亏损额达1026亿元（与央企当年增创的利润相仿）,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汽车、化工、电子等规模较大的行业利润率下降明显，对整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同时，近年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和铜冶炼等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集中释放，出现产能过剩效应。2005年初统计还表明，全国有1828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46％，累计亏损额1221亿元，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730亿元。

在国企面临危机时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助，国企破产、亏损、改制、分流、职工下岗的大量的改革成本与发展资金都要财政埋单，怪现象久而久之就成为惯例。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就此质疑，国家投资建立国企的目的是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扩大公共财政，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去建一个不能给社会和全民带来任何利益的国有企业;对于某些亏损严重的企业，应该让其退出市场。

同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事实:于2005年底举行的国有资产产权改制研讨会上，国资委研究中心李保民透露，在近12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中，大约有1/3的国有资本正常运转，约有1/3情况不清，约有1/3闲置浪费。

亏损本身并不可怕，但巨额资产的长期闲置是无法原谅的。由此看来，国有资产配置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4万亿元闲置浪费资产相当于2004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修正后）的1/4强。如果加上“情况不清”的4万亿元资产，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攘外，必先安内？

垄断的坚冰造就国内垄断的大象 诸多央企都有着行政或资源性垄断的特征。众所周知，中国电信的拆分、中石化中石油南北而治、发电与电网拆分、国家电网同南方电网的南北分治，这些经过所谓拆分的市场，其实仍然是一种央企、国有资产的“割据”，并未改变“竞争”的性质。仅有的一点竞争，也是很不充分的。截至目前，央企承担着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占50%多，民航运输周转量约占80%，水运货物周转量占89%，汽车产量占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60%。明显地，电信、通讯行业的几近暴利，是垄断最好的注脚，而不是如国资委所说是“竞争”的结果。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如果央企的垄断仍然来自于行政、计划，而不是自身的创新、能力等智力资本因素使然，则无法让人心生敬意。

层层构筑进入壁垒 尽管原油的价位与进口量的居高不下已对整个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带来持续影响;尽管民营油企联合发起上书，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郑重提出“藏油于民”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建议;也尽管美、日、德、韩石油储备都有商业石油公司、民间组织机构的参与，但是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石油储备与经营几乎依然是国企的独角戏。妨碍竞争的直接结果是低效率，这几乎已经完全违背了商业的逻辑。

价格战肉搏的一损俱损 国内企业往往眼睛向内，忙于低水平的价格战，导致全行业利润明显下滑。部分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正面临空前的技术更新危机。

“内战内行”的数一数二 耽于国内的数一数二，沉浸在垄断利润的虚幻光环，缺乏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就难以造就一大批有全球化视野、善于战略性思考、关注未来布局、有卓越领导力的企业家群体。价值提升更无从谈起。

全球整合，谁具备实力？

2006年，IBM董事会主席和CEO塞缪尔・帕米萨诺提出“全球整合企业”，它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一种为追求新的目标而改革其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

无论从全球化思维和意识，到对全球整合的认识与把握，再到自身的能力与努力，央企的全球化博弈前景都令人堪忧。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居伊・德・容凯尔分析道，迄今为止，中国产业的对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出于生存自保或发掘规模效应。由于集中于低成本装配，同时严重依赖进口部件和技术，中国的制造商无法通过创新和转向高端市场轻松作出回应。中国企业缺乏跨境完成品牌推广、营销和产品创新与现有业务顺利整合任务的传统。文章认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一直不太愿意在全球舞台上表现，除了国家控股的能源企业以外，多数中国企业不是没有做好准备，就是对管理海外资产心存担忧。

与主要的直接竞争对手――国外跨国公司相比，央企在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更是非常明显，企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依赖进口、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专利，我们一些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自主创新，地位是否相称？

技术与创新是价值的关键驱动要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就是市场，就是利润，就是核心竞争力。

但是，两个数据不能不令我们震撼。一是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另一个是中国创新的转化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三。

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企业创新力不足、创新投入不够、创新氛围不浓厚、创新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核心技术、缺乏知名品牌，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企业未曾顾及知识产权战略也是国内企业的现状，而资源、环境、生态的约束在不断加大。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仅40％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央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样无法让人乐观，国资委知识产权工作会议透露（黄淑和: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努力提高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央企知识产权工作的总体水平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是对知识产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据调查，目前仅有7.9%的央企制定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规划。不少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工作的有效机制和相应的保障措施;

二是企业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工作相脱节;

三是企业知识产权应用能力还比较弱。有些企业专利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

四是企业在知名品牌创建上还有较大差距;

五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有待完善;

六是企业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一些企业不熟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面对知识产权纠纷，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1/3的央企在专利被侵权、商标被仿冒时，未采取任何措施。

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智力资本管理？

企业的智力资本是企业中所有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知识、能力和关系的总和，亦即本身具有价值并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企业所特有的核心能力。一般来说，把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三部分，它包括流程与业务模式、客户资源、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知识产权、人力及创新力培养方式等。智力资本管理就是透过持续、发展、竞争力、基业长青等笼统概念的背后，来探析更细化、更根本、更便于把握与操作、更有穿透力的要素与路径。

企业未来的竞争是能力的竞争，创新与知识产权的竞争，是智力资本的竞争。竞争力最核心地体现于企业在自身价值网节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资金、土地自身不会增值和带来价值回报。只有与智力资本这个能动要素结合，进行配置、组合、拼组、调适，其价值才存在显现、增值的可能性。智力资本管理是企业管理者的必修课，是下一个阶段的管理重点和管理基本功。不清楚智力资本与价值、持续的关系，央企的管理与治理就成了无本之木。

权贵企业，与民争利？

为什么越来越大的央企却越来越难以受人尊敬？

按照国家经济安全论，的确需要控制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但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垄断性企业往往处于亏损或者微利润阶段，但在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据国资委数据显示，国企总资产从1998年的13.5万亿增加到2006年的29万亿，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12000亿元。政府还给予了央企特殊的关爱，比如为他们打开资本市场绿色通道，比如让他们拥有资源独占权。中国国企的数量虽然越来越少，拥有的资源和利润却越来越多，享有了廉价的社会资源以垄断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在竞争性市场上处处出击。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深化中央企业改革”课题组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报告认为，“不论是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的七大行业，还是要保持‘较强控制力’九大行业，大都是第二产业中的主要行业，遍布非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中央企业分布面仍然过宽。”这种行业分布，导致国企以盈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利用政府背景瓜分市场份额，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并培养出特殊利益集团，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全民福利。另外，央企垄断集中度逐步增强，造成国民经济对其依存度提高，亦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

秋风在发表于《经济导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现实是痛苦的:最有利可图的市场是高度封闭的，要进入市场，就需要打通权力关节;最重要的要素，如土地、信贷资金，是由政府控制的，要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寻求官员们的支援;政府的种种监管规章与监管机构天然地偏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家必须支付监管资金，换来监管机构的“豁免”，以减少各个政府部门的“骚扰”;民营企业家在获取一定财富后，面对不确定的制度环境前景，也需要寻求官员的保护。

在纽交所上市的英利绿色能源主业是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希望借机进军新能源领域的央企兵装集团“相中”了天威英利，施压要求获得控股权，否则就停止对英利硅原料的供应，兵装副总尹家绪认为天威英利如果不乖乖就范，“到时候原料全部在我这里，他就不难受吗？” 作为一个缩影，天威英利事件反映了央企如何自恃权贵，采用威逼、利诱，对可怜的民营企业的步步紧逼。

做大做强，还是做优做久？

在做大做强的喧嚣中，央企目标坚定地朝世界500强冲击。国资委透露，国家已明确，到2010年，通过战略性重组，央企要调整至80―100家，其中30―50家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做大的病毒具有很强的流行性传播效应。“易感”的管理机构与企业比比皆是。比如，按照山东省国资委的意图，“十一五”期间山东将组建10个左右的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济钢与莱钢合并打造钢铁大集团、华鲁集团与新华鲁抗集团的重组都要近期完成。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把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它们把智力资本运作和扩张作为投资项目来管理，所带来的智力资本的增值效应。该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懋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力资本是公司强本、创新、领先的最关键因素”，“传统意义的资本运作和扩张可以把企业做强做大，但是，只有依靠智力资本的运作和扩张，才能把企业做强做优，并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

企业家，还是政治家？

反思央企的经营管理者，他们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误区:投资冲动难以遏制;短期行为不可避免;贴金思维取代贴现;公司政治抑制创新;文化理念两层皮;社会责任虚拟化。他们有的确实难以称得上真正的企业家，而表现出政治家的特质。

为了改制（且不说是为了圈钱），许多国有企业将“优质资产”打包，包装与公关后成为公众公司，未上市部分称为存续公司。于是乎，存续公司成了蓄水池，想抽就抽，想放就放。所以，国资委要求三级子公司上报决算报表，得到的未必是期望的信息，他们连上级公司都敢胡弄，国资委得到的信息虚假程度可想而知。

莱钢与济钢合并组建山东钢铁企业集团一事，不是两家企业完全自身的行为，更多的是外力作用。由于两家钢铁巨头曾为“谁做山东钢铁企业产能老大”而绞尽脑汁，在申报2005年钢铁产量时，莱钢先报出了1034万吨的数据，济钢获悉后则报出了年产1042万吨的数据，借助区区8万吨的产量，济钢在全国的排名在莱钢前面。之后由于两大千万吨级钢厂规模相当，强势地位各有千秋，使得合并后人事安排成为重组的首要障碍，两家钢企的互不买账致使重组陷于停顿达一年之久。2007年底前山东省委对济钢和莱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的易帅，似乎将加速中国规模最大的一起钢铁企业联合的进程。但是，这种主管部门推动式的重组能否促成两家取长补短的实质意义上的整合，尚有待观察。

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不想永远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希望提高自身在价值网节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致力于企业的持续和基业长青，就要摆脱耽于资本运营的窠臼，思考和实践智本运营。而这方面与跨国公司高管的差距不是短期所能够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