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程序正义的重要价值

摘 要 在自己的权益面临威胁时，人们不仅关注自己利益被剥夺的实际结果，而且也重视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在不幸的结果可避免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加注意自己是否受到了公正、人道的对待。这一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过程与结果、程序的关系问题。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亦即程序正义具有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程序正义 重要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1程序正义的基本内涵

作为人类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正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主要体现在实体法之中，贯彻于司法裁判的结论上面，构成一种对法官的实体性道德限制。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实体正义具有一系列明确的价值标准，刑法学者所研究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对类似案件给予相同处理等法律原则，大体上可以视为实体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观察，实体正义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由于几乎所有案件在事实和情节上都不完全相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互有差异，而案件在裁判结论形成之前，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或不确定性，因此，要想给所有案件的裁判活动确定一个统一适用的公正结果，确实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

尽管如此，人类法律价值中还有一些内容与裁判的结果或结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具有明确、具体且可操作的道德标准，属于“看得见的正义”。如果说一个案件最终裁判得是否公正，往往只有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的话，那么，一个案件的裁判过程是否符合公正的标准，有无明显的不公之处，则不仅为当事者所能感知，而且还能为一般社会公众所觉察。甚至在有的时候，普通公众进行的价值评价就是通过观察法律实施的过程来进行的。很明显，这种“看得见的正义”也就是程序正义。

将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用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表述即：“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2制定并遵守程序正义的重大价值

制定并遵守法律程序，坚守程序正义意义重大。前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佛塔斯（Fortas）认为：法律程序的建立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提供的一种重要保障。

另一位大法官杰克逊（Jackson）曾就此做出过进一步的解释：实体法只要能得到公平和无偏见的适用，那么即使它再苛酷，也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人们宁愿接受一种通过我们的普通法程序加以适用的苏联实体法，也不愿意忍受我们的实体法通过苏联的诉讼程序加以实施。不要忘记，正当法律程序并不会使被告人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它还是使政府摆脱一些错误的最好保证，而这些错误会不断地玷污一个司法制度，并注定以单方面的形式发生…… 而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大法官则更加明确地论述了遵守程序在美国制度中的重要性：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我们赖以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 三位大法官的名言，无不证明了程序正义的极端重要性。

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而在美国则是“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是法官据以控制公共行为的基本程序原则。这一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1）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2） 法官应听取双方的陈述。这两项要求原本仅适用于法官的司法裁判活动，被用来作为法官解决纠纷时所要遵循的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根据第一项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而且须在外观上使任何正直的人不对其中立性有任何合理的怀疑。自然正义的第二项要求又可称为“两造听证”原则，即法官必须给予所有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且对各方的意见和证据平等对待，否则他所制作的裁判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英国普通法上的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得到继承和发展。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两大理念。其中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权的一种宪法限制，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者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而后者则涉及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它要求用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是公正、合理的。

应当说，英美人所信奉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等程序正义观念，即使在其他社会中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都要按照整齐划一的程序正义标准，建立完全相同或相似的程序模式。

对于中国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加以模仿、移植，而应当是理解并坚持一种“法律程序道德性”的观念，培养一种按照正义要求设计法律程序的法律文化，从而使法律制度甚至统治秩序得到中国人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历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问题。在任何一种司法裁判过程中，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还是普通公众，所关注的往往是裁判的结果，而不太重视司法裁判的过程、步骤和方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司法官员出于效率、便利等实用的考虑，还会故意地通过牺牲程序来保证某种预期的结果。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并不忽略程序，甚至还将程序问题提到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步。例如，向政府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向某一机构申请办理某种许可证……这时人们往往要经受一系列的步骤和程式。

对待程序，何以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的程序是政府机构专门用来管理、控制社会的手段，也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限制方式。这种对程序的重视仍然是一种表象。因为官员们通过使程序繁杂化，逐渐将自己的衙门、自己的权力在百姓心中神秘化甚至市场化，使宪法和法律上确立的公民权利透过自己对权力的恣意行使，而受到近乎苛刻的“过滤”。实质上不过是“重权力，轻权利”的表现形式。对国家权力的畸形重视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极度轻视，显示出这是一个“重国家，轻两造”的社会。在此情况下，重视手续和轻视程序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裁判者、被管理者、被控制者都不具有基本的人的尊严，其本身也都不成其为目的，而不过是用以实现他人、社会、国家甚至衙门本身目的的手段。 康德曾将下面的一段话视为“绝对的道德命令”，也就是社会正义的最低要求： 永远把人类――无论你亲自所为还是代表他人――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

这一点，其实就是程序正义的灵魂所在！

作为“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所最终要求的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官员或者机构，在做出使一个人的权益直接受到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决定之前，必须给予这个人以参与决定制作过程的机会，对那些利益处于对立状态的当事者，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并确保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决定者在做出限制或者剥夺个人权益的决定时，还必须极其慎重，内心具有并向外部表达出充足的理由，以便能尽量说服受到不利对待的一方。

3实现程序正义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国家建立司法裁判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法院和法庭这一窗口，给予每一个公民以公正的关怀，对每个人的权益给予同等的关注。

可以说，司法裁判要么成为当事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要么成为决定受国家追诉的个人最终命运的关键阶段。即使对于那些依法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也必须尊重其人格尊严，给予其充分的争辩、理性的协商和有效的防御机会，防止其成为消极等待国家处理、被动承受国家追究的诉讼客体，或者沦为被社会和国家用来实现其整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只有这样，社会公众对于国家的法庭、法院、司法程序甚至法律制度才会产生自觉自愿的尊重和信任并具有维护这一法律制度的良心动力。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不应仅仅强调公民对自己权威的服从，而更应考虑如何保证他们得到基本的关怀和重视；而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一旦自己的权益面临威胁的关头仍能得到国家的尊重和宽容，自己就会更加主动地维护现有的秩序。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冲突、争端，如果能被合理地吸纳进司法裁判活动的轨道，并按照法律程序的逻辑进行消解和处理，那么许多政治性的问题都可以化解为法律问题，公正的法院会替代政治权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换句话说，公正的司法裁判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司春燕.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正义观研究[D].北京中国中央党校，2012.

[3] 张金明.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分析[J].法制博览，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