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侦查程序诉讼化研究

摘 要：程序正义是人们所公认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侦查程序诉讼化是侦查程序存在的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针对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研究必须以侦查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价值为起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剖析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对未来侦查程序诉讼化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程序正义；侦查程序；侦查程序诉讼化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103-02

程序是一个经常出现在诉讼领域中的一个概念。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看，程序也是贯穿在每个发展阶段。“一切都是程序，21世纪是程序世纪”。这也许是因为这一法律与之保护的实体权利交错在一起，与权利概念的力量以及实际享有权利日渐上升的要求交错在一起。”由此可见程序关系着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及通过程序设置限制权利的行使。任何事务只要涉及到程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评价与判断都可以纳入到程序正义的讨论中。

程序正义源于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也称为看的见的正义，正所谓一句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里所谓看得见的正义就是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几年前震惊美国的辛普森杀妻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为什么连那些自始自终都呼吁法院判处辛普森死刑的人都接受了“辛普森无罪，并当庭释放的结果，”因为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怀着对法律虔诚和尊敬的接受—因为宣布无罪是一个法律程序的结果。法理曰：法的正义包含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但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作出取舍？康德曾就此有过精彩的阐述，他说：“一次不准确的判决污染的只是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无论那一个，都不比另外一个距离真正的正义更近。但是，程序正义，却离法律的正义更近。

对于侦查程序诉讼化，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体现诉讼的特征。所以，侦查程序诉讼化是侦查程序所要经历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侦查程序诉讼化不仅是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侦查程序诉讼化必须以程序正义价值为知道，这有助于实现侦查程序中各项权利的合理配置以及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

一、程序正义在侦查程序诉讼中的作用

（一）实现程序正义是侦查活动纳入侦查程序的基本途径

程序法是专门规定诉讼过程的法律。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西方国家实行法治就把程序法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由此可以看出，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必须在侦查程序中进行侦查活动，所以，所有的侦查活动必须纳入侦查活动，这是侦查程序诉讼化的本质意义，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途径。

（二）程序正义促使侦查程序正当化

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应当独立、并不断建立和保障诉讼各方平等参加诉讼的权利、侦查活动过程中透明的诉讼程序。也就是说，侦查活动纳入了侦查程序，侦查活动就具备了一定的程序性，这是近现代法治环境必须具备的。除此之外，侦查活动的程序性必须满足侦查主体对相对人权利的告知义务，以及侦查相对人的知情权、抗辩权。

（三）程序正义是塑造侦查程序“诉讼结构”的价值导向

侦查程序的“诉讼结构”是指中立的司法机关作为第三者，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性事项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形成了一个类似由控、辩、审三方组成的三角形结构。在三角形结构中，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对侦查活动进行司法审查，是为了平衡行政机关和当事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这种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在三方的诉讼结构中，是建立在程序正义理论基础上的，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通过诉讼过程中双方的平等对抗，由第三方来主持公道，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关系，以防止行政机关的侦查权过大而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丧失保护。

二、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的法律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侦查强制措施和监督制约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侦查程序的诉讼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侦查程序的诉讼化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侦查活动诉讼化的缺陷

我国的侦查活动无论是一般的侦查活动还是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在法律规定上尚存在有不足之处：一是部分强制侦查措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强制侦查法定的原则，强制侦查的行为、程序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否则不得施行。但是在我国为了打击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往往会采取一些法律尚未授权的强制侦查行为，如手机定位、网络监控等侦查手段只是在《人民警察法》上有概括授权，没有得到《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不高的现状，同时通过这类强制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缺乏合法性，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而被法庭采信，可能会出现放纵犯罪的不利后果；二是侦查措施的实施程序规定比较简陋。比如搜查程序，虽然对搜查的步骤规定比较明确，但是对搜查的时间以及搜查过程中对搜查对象的救济都没有相关规定；三是对侦查措施的期间规定不明。我国法律对于强制措施实施的期限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对于这些强制措施解除的时间，如鉴定、冻结的解除时间都没有具体规定，这显然是我国侦查活动诉讼化程度不高的体现。

（二）强制措施诉讼化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的诉讼程序规定相对完善，但是从更好地保障人权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法律规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涉及强制措施的权力分配不合理。在我国人民检察院负责对侦查机关行为的监督和制约，但是检察院仅有审查权，除了逮捕的决定权由检察院行使之外，其他强制措施的决定和执行权都由侦查机关行使，这显然不利于权力的制约和人权的保护；二是对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强制措施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对于强制措施必须有相应的司法审查，以限制侦查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