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山西爱国捐献运动探察

摘 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为响应中央及地方号召，爱国捐献运动在山西各界广泛开展起来。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爱国捐献运动也逐步向适应长期性战争需要的方向转变。在向长期化、经常化转变的过程中，爱国捐献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过渡演变是新中国政权基于当时国情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国与民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步深化的结果。《山西日报》作为山西省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一时期，其关于爱国捐献运动的相关宣传报道是引领这场运动走向的风向标。

关键词：山西;爱国捐献运动;《山西日报》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0-02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拉开帷幕。不同于以往的国内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新形势向新生的中国政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军队是当时世界最早具备现代化作战能力的部队。“现代化”意味着海陆空全方位立体作战将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必须要面临的新形势。而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备状况是：“海、空军刚刚组建，尚未形成作战能力，陆军的装备水平很差，虽然有国内作战的丰富经验，但没有经过现代战争的锻炼”[1]156。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前现代化与现代化的较量，新生的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这不仅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更加考量新生红色政权下国家与民众的情感关系。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国内支援前线的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也相应展开。而这其中最能体现国与民互动关系的当属与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爱国捐献活动。山西作为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山西各界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捐献运动当中。

一、山西省爱国捐献运动概况

（一）领导机构

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前线作战以及加紧国内战争动员，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对美国侵略委员会（1951年3月中旬起，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改组成立。统筹国内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及捐献工作的中央机构正式成立，随后在各省市设立分会。根据指示，1950年11月13日，山西人民保卫世界和对美国侵略委员会（1951年3月14日后，简称山西抗美援朝分会）也在原来相关机构的基础上改组成立起来[2]7。响应各级号召，爱国捐献在山西全省范围内逐步展开。

（二）发展阶段

根据《山西日报》关于爱国捐献活动的舆论宣传来看，按捐献内容划分，山西省的爱国捐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要内容的捐献阶段（1950年11月―1951年5月）。这一阶段捐献内容纷繁多样，基本以生活用品为主。全省各地人民所捐赠的慰问袋中包括毛巾、肥皂、牙膏、牙粉、茶缸、褥子、香烟等生活必需品，还有扑克、铅笔帽、水果糖等小物品[3]。基于捐助物资的多种多样，为方便运输，1951年1月24日，《山西日报》《关于募集慰劳品救济品的十项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除晋南的一些产棉区外，一般要求募集现金（包括人民币和金银首饰）[4] 。5月15日，山西抗美援朝分会发出的号召全省人民继续捐献慰劳款和救济款的通知中，又再次强调“此次捐款，为了便于运输及避免损失，一律以现金为宜”[5]。捐献内容趋向统一。

第二阶段，支援前线作战，捐献飞机大炮阶段（1951年6月―1952年2月）。随着战争深入，朝鲜战场上的武器供应无法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以战养战”，基本上只能依靠国内后勤供给。而国内现代武器装备需要苏联以信用贷款的方式提供[1]168。国家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买武器，保障供给。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号召动员全国人民捐献武器。随后，6月7日又在《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中，具体细化了武器捐献的各项实施办法。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发出后，山西各界予以积极响应。山西分会6月8日发出执行总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的通知。自此，全省人民的捐献运动的内容，由前期的捐钱捐物转向供给战争前线的飞机大炮。

伴随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相结合，逐渐走向长期化，直接的捐献活动减少，1951年2月份以后，爱国捐献运动逐渐退出了《山西日报》的舆论宣传的范围。

二、山西省爱国捐献运动的特点

抗美援朝捐献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有组织、有步骤的群众爱国运动。从《山西日报》相关宣传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省爱国捐献运动的一些特点。

（一）空间上，先城市后农村，逐渐深入

首先，不同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思想宣传是伴随“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先在农村生根发芽，然后再向城市传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除、台湾外，全国基本统一，政府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民众对新中国政府的认同感也在逐步加深。从宣传动员难易程度看，城市居民知识水平相对农村居民来说比较高，对国家命运的感知认同较为强烈，宣传动员相对较容易。而在农村则不然，农民在闭塞的环境中认识相对落后，如阳曲一区柏井村有些群众开初还不知道朝鲜在哪里，还有些认为抗美援朝不像自己生产那么要紧，把自身利益与抗美援朝割裂开[6]，这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特殊情况，而是当时整个农村地区的普遍认知，抗美援朝捐献，对其而言，无异于在触碰他们最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农村的宣传动员就比较困难。所以捐献运动首先在城市展开。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持续进行，爱国捐献运动逐渐向长期化和经常化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必然要求国内民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的支持。而对于五十年代初的新中国来说，工业刚刚起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大的比重。新中国最大的经济能量仍是来自农村。因此，爱国捐献向运动农村深入发展是必然趋势。

（二）时间上，从短期化、非经常化向长期化、经常化发展

从1951年四五月份开始，《山西日报》的相关报道逐步引导全省民众的捐献活动向长期化、经常化方向过渡。全省各单位以及个人纷纷做出表率。如太原市委发起了“半斤肉”慰劳志愿军运动，号召全市党员和各厂矿职工，每人每月至少节约半斤肉，捐献人民志愿军[7]。随后各单位纷纷响应“半斤肉”号召，踊跃捐献，并要经常化直到打败美帝为止[8]。崔应盛读报小组在读了市委的“半斤肉”计划之后，决定他们全体组员二十九人，从五月份起除不断写慰问信外，每月要捐献人民币十一万元[9]。而六月份开始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宣传时强调要与增产节约运动相结合，预示着武器装备的捐献一开始就是往长期化和经常化的方向规划的。捐献运动走向经常化、长期化要求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根据总会的号召“这一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应与爱国增产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以新增加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捐献出来，购买武器，支援前线”[10]。此外捐献还要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去“使它和各种实际工作更紧密结合起来，使它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融城一片……多生产多收入，多尽一分抗美援朝的义务，就是多增加一分保家卫国的力量”[11]。

捐献运动与生产结合，融入日常生活，与之前触碰群众最切身利益相比较，更容易被群众认可接受，捐献群体因此扩大。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富足还是贫穷，在爱国教育的感召下，都愿意通过多劳动来响应祖国号召，透过《山西日报》对捐献成绩的报道，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参与捐献的群体的扩大，尤其是农村民众参与增产捐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将捐献运动根植于生产之上，相较于前期群众非经常性地自发捐钱捐物，建立在生产活动之上的捐助更具持久的稳定性，更符合捐献运动长期化、经常化发展的要求。

（三）捐献方式上，从自发式向计划式过渡

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前期强调自愿原则，严禁强迫摊派。随着捐献运动与生产活动结合并逐渐向经常化过渡，捐献方式也相应发生改变。1951年6月份以后，从《山西日报》的宣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各阶层、各团体纷纷制定捐献计划踊跃参与捐献的盛况，如省妇联发动全省妇女同志捐献“刘胡兰号”飞机小队、抗美援朝分会号召全省人民为捐献空军大队而努力、太原市各厂矿职工纷纷超额完成捐献计划、忻县公安局提前三个月缴完半年武器捐款……。在这些舆论宣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超额完成爱国捐献计划” “缴纳捐献款” “保证捐献计划按时完成”等这些行政任务式的宣传语言。“捐款”变成“缴款” “自发踊跃捐献”变成“完成捐献任务”，这场捐献运动逐渐由政府号召下的群众自发自由的捐献转变为政府指导下计划式、任务式的捐献。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1951年6月份以后，飞机、大炮成为最主要的捐献内容，这种大型武器装备所需要的捐款数额并非个人短时间内可以完成，这是一项长期的群体性任务，提前制定捐献计划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爱国捐献与增产运动的结合，也为制定捐献计划与开展捐献竞赛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三、山西爱国捐献运动中体现的国与民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制胜法宝之一。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展开，爱国捐献如火如荼地进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在抗美援朝期间的灵活运用，是中国人民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创造的人民战争的新形式” [1]189。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次全民大动员，其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和层次性，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力量大多是集中在农村地区。在城市，中共的影响力相对比较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新中国政府在城市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在思想政治领域并未进行大的统一建设，因此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城市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的向心力程度如何并未可知。发动一场以城市群众为重点的全国性的思想政治整风是势在必行的，而抗美援朝运动正好就是这样的契机，爱国捐献运动更是检验和塑造向心力最直接的方式。正如《山西日报》1951年9月29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通过捐献武器运动，全省人民更加明确了解了个人和国家的正确关系……认识了我们祖国的伟大可爱，认识了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因而捐献完全出于自觉自愿”[12]。通过爱国捐献运动的洗礼，全国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统一，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所以说爱国捐献运动既是爱国心驱动下的自下而上的一场群众运动，也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一场政治思想教育运动。

从“国”与“民”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建立，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翻了身，摆脱了过去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翻身做了主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农民经过斗争获得了土地、提高了地位，主体身份认知极大提高。这种“主人翁”的身份地位使“民”与“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为“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前提，“民”就为“国”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正是在“国”与“民”的互动中，爱国捐献运动得以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中间展开，并随着形势发展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 [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2]苗长青.山西抗美援朝运动概述[J].文史月刊，2014（3）.

[3]全省各地踊跃捐款赠送慰问品[N].山西日报，1951-01-18.

[4]山西省保卫世界和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关于募集慰劳品救济品的十项规定[N].山西日报，1951-01-24.

[5]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号召全省人民继续募集慰劳款救济款慰劳中朝人民部队救济朝鲜灾民[N] .山西日报，1951-05-18.

[6]阳曲县是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宣传的？[N].山西日报，1951-03-28.

[7]太原市委全体同志发起“半斤肉”慰劳志愿军运动[N].山西日报，1951-04-20.

[8]各单位响应“半斤肉”号召，踊跃捐献慰劳中朝部队[N].山西日报，1951-05-11.

[9]崔应盛读报小组要长期慰劳中朝人民部队，每月捐献十一万元[N].山西日报，1951- 05-07.

[10]山西省抗美援朝分会为执行总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的通知[N].山西日报，1951-06-08.

[11]赖若愚.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有力的支援朝鲜前线[N].山西日报，1951-06-11.

[12]全省人民通过增产捐献运动政治觉悟更加提高了[N].山西日报，1951-09-29.

[13]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