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贸易三元边际分析

时间:2022-06-05 06:22:22

规避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贸易三元边际分析

摘要:基于出口贸易的三元边际框架,运用1995-2012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及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Poisson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2年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数量增长最为迅速,出口广度增长较为缓慢,出口价格增长几乎为零,表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增长是一种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出口广度、出口数量的增长会促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增加,而出口价格的增长会抑制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合理的出口贸易结构是美国频繁对华反倾销的直接诱因。

关键词:规避反倾销;出口贸易结构;三元边际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75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5)01-0028-08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②数据来源:WTO反倾销数据库。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外出口贸易额持续大幅增长。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13年末,我国货物出口贸易额连续五年居全球首位;2013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高达2.21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贸易总额为0.37万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出口贸易总额的16.67%,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①。随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出口产品也频繁遭遇国外反倾销,美国是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与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据WTO官方统计,从WTO成立后的1995年至2013年6月,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13起,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量(950起)的11.89%;美国对华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95起,占中国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总量(683起)的13.91%;中国遭受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与实施的最终反倾销措施数分别占美国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总量(476起)与实施的最终反倾销措施总量(318起)的23.74%与29.87%,位居美国对外反倾销的首位,中国已成为美国反倾销的首要目标②。因此,为有效规避美国频频对华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本文从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视角实证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内在机理,以期通过进一步优化出口贸易战略,减少美国对华反倾销摩擦,为我国制定和完善贸易政策,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完善出口企业规避反倾销的战略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与现实指导。

一、文献综述

反倾销是WTO允许采用的贸易保护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保护进口国的产业发展,有效排斥外国产品的进口。因此,发起反倾销的直接诱导因素在于进出口贸易的变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James[1]认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频繁发起反倾销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形成的贸易赤字高度相关。Jiang等[2]总结影响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后认为,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对进口国国内本土企业的威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重要原因之一。Mah[3]研究发现出口至进口国的总体出口增长率与进口国提起反倾销申诉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Blonigen等[4]指出美国对华出口与中国对美出口相比较小,因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倾销报复能力十分有限,这部分解释了美国经常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Keithly等[5]则研究了美国对来自中国、越南、印度、泰国、厄瓜多尔、巴西六个国家的对虾提起反倾销诉讼这一案件,认为上述六国对美出口数量的增长,出口价格的降低等因素是美国发起反倾销的关键原因。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就出口贸易对反倾销的影响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李晓杰等[6]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日益增加是其频繁发动反倾销调查的决定性因素。中美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美国企业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从中国进口低价产品。吴金希等[7]则认为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营销策略不当,出口秩序混乱,我国产品出口往往表现为重量不重质,不重视品牌的塑造,主要采用价格竞争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而价格竞争往往会将竞争各方拖入倾销的深渊。沈国兵[8]运用负二项计数模型,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减少会对反倾销产生抑制效应。周灏等[9]对中国农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进口国国内的的相关利益方之所以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申请,更多的是在出口产品微观因素(如价格,出口量)刺激下采取的措施。代松等[10]采用ARDL模型和边界检验技术,以欧盟为例,实证分析了反倾销与出口贸易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研究证明了我国对欧出口与反倾销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进口国发起反倾销的动因分析仅局限于出口国的出口贸易总体规模及变化规律等宏观层面,或者出口产品微观层面的定性研究,缺乏针对出口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对进口国提起反倾销的影响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三元边际”方法对出口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剖析,着眼于出口贸易的产品广度、数量及价格的微观层面,以美国为例,构建Poisson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对反倾销的影响。

二、实证模型设计

(一) 出口贸易三元边际指标的构建

本文以Hummels等[11]的贸易三元边际分解框架为基础,借鉴Bernand等l[12]有关贸易指数的构造思想,对我国对美出口贸易进行三元边际分析。所谓三元边际,指的是将一国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分解为一国出口产品相对整个市场的价格、广度与数量,并进一步分析三者的相对贡献,涉及国家、企业与产品三个层面。本文立足产品层面,重点研究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产品广度、价格与数量的结构特点。

三元边际的基础是二元边际,即首先将一国一段时期内的出口贸易份额分解为相对世界出口贸易水平的广度和深度。其中,出口广度,是指一国一段时期内出口贸易的产品种类所对应的世界出口量占世界所有商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即出口产品的多样性程度。具体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一国将某种产品出口到以往没有出口过的国家;第二,一国出口某种以往没有出口过的产品。本文分析的出口广度均为第二种情况。出口深度,是指一国一段时期内出口贸易的产品种类所对应的该国出口量占世界相同产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即在保持现有出口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所能够实现的出口贸易量大小。因此,将某一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额相对世界对美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解为出口广度与出口深度对应的数学表达为:

EXPt=EMt×IMt(1)

EXPt表示在t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对美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

EMt表示在t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广度,数学表达式为:

EMt=∑i∈ΩcPwitXwit1∑i∈ΩwPwitXwit(2)

其中,Ωc表示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产品集合,Ωw表示世界对美出口贸易的产品集合。在(2)式中,分子表示对应我国在t年对美出口的i种产品,世界对美出口这i种产品的贸易量集合;分母表示在t年世界对美出口贸易的总量。出口广度越大,则表明我国对美出口的产品种类越丰富。

IMt代表在t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深度。数学表达式为:

IMt=∑i∈ΩcPitXit1∑i∈ΩcPwitXwit(3)

其中,分子表示在t年我国实现的对美出口贸易总量;分母表示对应我国在t年对美出口的i种产品,世界对美出口这i种产品的贸易量集合。出口深度越大,则表明我国在保持相同出口产品种类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多的出口份额。

在二元边际的基础上,将出口深度进一步分解为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即:

IMt=Pt×Qt(4)

(4)式中的Pt为出口价格,表示对应相同的出口产品,我国对美出口的平均价格与世界对美出口的平均价格的比值。Pt越大,表明对于相同产品的出口,我国相对世界对美出口贸易处于较高的价格水平。表达式为:

Pt=∏i∈ΩcPit1PwitRit(5)

其中,Pit表示在t年我国对美出口的第i种产品的平均价格;Pwit表示在t年世界对美出口的第i种产品的平均价格;Rit为权重指数,通过该产品的出口份额分别在我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及世界对美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计算而来,计算公式为:

Rit=rit1∑i∈Ωcrit(6)

rit=PitXit1∑i∈ΩcPitXit-PwitXwit1∑i∈ΩcPwitXwit1lnPitXit1∑i∈ΩcPitXit-lnPwitXwit1∑i∈ΩcPwitXwit(7)

(4)式中的Qt为出口数量,表示对应相同的出口产品种类,我国对美出口数量与世界对美出口总量之比。Qt越大,表明在相同产品的出口上,我国在整个世界对美出口贸易量中占有较大的数量比重。表达式为:

Qt=∏i∈ΩcQit1QwitRit(8)

其中,Qit表示在t年我国对美出口的第i种产品的数量;Qwit表示在t年整个世界对美出口的第i种产品的总数量。Rit为权重指数,计算公式同(6)、(7)。

根据上述步骤,即可将某一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额相对世界对美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解为出口广度(EMt)、出口价格(Pt)与出口数量(Qt)三个指标。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我国对美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各项指标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强度的影响,本文将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作为测度美国对华反倾销强度的指标,即模型的因变量。由于反倾销调查数量(ADt)是一个非负的离散型随机变量,一般采用泊松回归模型(Poisson模型)来进行参数估计。譬如,Knetter等[13]采用该模型分析了反倾销立案数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王根蓓[14]也运用该模型验证了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与出口补贴、企业所有权以及报复威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构建泊松回归模型来实证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广度(EMt)、出口价格(Pt)及出口数量(Qt)之间的关系。由于实际汇率与进口国GDP增长是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影响因素(Feinberg[15]、Reynolds等[16]、宋伟[17]),因此,本文设置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t)和美国GDP增长率(GDPRt)两个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ADt=eβ0+β1REERt+β2GDPRt+βsEMt+β4Pt+βsQt+εt(9)

其中,t表示观察期内的各个年份;β0、β1、β2、β3、β4、β5为待估参数;εt为模型的回归残差。

由于反倾销调查存在贸易破坏效应、贸易震慑效应及贸易转移效应,会进一步影响出口国的出口贸易(Prusa[18]、Paul[19]、Park[20]、杨仕辉等[21]),模型(9)的因变量与自变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模型的估计过程中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因此本文采用广义矩阵法(GMM)予以解决。其基本思路是:先将即期方程与滞后一期方程进行差分消除个体固定效应的影响,再选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由此得到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量(DIFGMM),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水平方程的矩条件,将滞后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水平方程中相应水平变量的工具,即得到SYSGMM。本文选取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引入,经Hansen检验与AR(2) 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可知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WTO成立后的19952012年作为样本观察期。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ADt)的数据来源于WTO反倾销数据库和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用于计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t)的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太平洋汇率服务网站,指标计算过程中需使用的CPI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美国GDP增长率(GDPRt)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出口广度(EMt)、出口价格(Pt)及出口数量(Qt)的数据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的出口贸易数据计算得到。所有出口产品数据均采用HS1992海关编码,价值量的单位统一为美元,数量的基本单位为kg。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与世界对美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中缺省的单位制、HS编码及统计口径不一致的产品数据予以剔除,剔除后有效数据平均占比达92.59%,能够有效的代表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整体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本章第一部分阐述的三元分解方法,将19952012年我国对美出口的相对贸易量(EXPt)分解为出口广度(EMt)、出口价格(Pt)和出口数量(Qt)三个指标。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三元边际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结构特征,及其对美国对华反倾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三元分解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R-squared10.97041Root MSE10.04922从整体来看,控制变量REERt及所有解释变量EMt、Pt、Qt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ADt)存在显著影响,控制变量GDPRt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ADt)存在显著影响。拟合优度R2为0.9791,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且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该模型的测度指标能够显著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化。

1.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广度(EMt)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广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表明,当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广度增加时,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会相应的增加。原因在于,反倾销的目标是针对整个行业相关产品,波及范围大,具有示范连锁效应,当产业链中的某一产品出现大幅度倾销招致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指控时,调查往往不会只针对其中某一种产品,而是整个产业,甚至上下游产业链。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且反倾销是WTO允许采用的抵制外来不公平竞争、保护本国产业的手段,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能够有效排斥外国产品的进口,且不易招致报复的特点。因此,美国一旦对我国出口的某一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极有可能将进一步对整个产业及相关产业均发起反倾销调查指控,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反倾销涉案产品的范围,提高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风险。

2.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价格(Pt)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当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价格降低时,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会显著增加。原因在于,倾销的定义即为“如果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则该产品被认为是倾销”。要确定某类产品是否构成倾销行为,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确定该产品的出口价格;第二,确定该产品的正常价值;第三,合理的比较前两者,确定出口价格是否低于其正常价值。如果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定位过低,在产品价格与正常价值进行比较计算时,就更易被判定为存在倾销的事实,客观上助长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滥用。其次,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相对于本土产品更具有价格优势,市场竞争能力更强,也更容易招致美国对我国进行反倾销报复。

3.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数量(Qt)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正数表明,当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数量增加时,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会相应的增加。一方面原因在于,当我国出口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越大,定价的自主性越强,对美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就越大,更易衍生美国产业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出口贸易不断扩大。由于我国掌握了有利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在多数出口产品的生产能力上存在比较优势,促使我国产品的出口量激增,每年的对外贸易均产生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贸易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更倾向于采取反倾销这种不正当贸易保护政策遏制我国贸易的迅猛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借鉴Hummels等的三元分解方法,利用19952012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出口贸易的三元边际指标,并对分解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以考察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结构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Poisson回归模型验证了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广度(EMt)、出口价格(Pt)及出口数量(Qt)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19952012年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数量增长最为迅速,出口广度增长较为缓慢,出口价格增长几乎为零,表明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归结于出口数量的巨大扩张,出口广度增长与出口价格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其次,出口价格指数的数值远远小于1,表明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价格远远低于世界对美出口贸易的出口价格。这意味着我国对美出口的产品处于同一产品链的低端位置,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国际分工低下。

第二,从Poisson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出口广度与出口数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出口广度、出口数量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价格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出口价格对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出口价格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的增加。目前,我国对美出口贸易是一种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不仅造成出口秩序混乱、效益低下,而且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

(二) 政策建议

为有效规避美国对华反倾销,减少反倾销导致的贸易损失,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的合法利益,提升出口贸易竞争力,在减少贸易摩擦的基础上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转变发展模式,推进出口产品转型升级

出口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时,要对美国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在了解美国市场的产品成本、市场容量及供求状况等信息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出口战略与经营决策。既要充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与资源密集的优势,又要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加大科研投入,改变单一的“价格竞争”经营方式,树立“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通过积极有效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经营理念,培养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增强后期服务,树立品牌意识,提高产品的可持续竞争力。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还可以将间接投资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转移,以规避反倾销等贸易壁垒。

2.开拓新的国外市场,优化出口市场结构

一般而言,反倾销制裁的影响时间为五年,在连续遭遇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情况下,中国产品难以再次进入美国市场,企业在此期间,必须通过转移出口的方式,为出口产品寻找新的目标市场。当前,我国出口贸易的目标市场过于集中,主要为欧盟、美国、印度等国家(地区),而这些国家(地区)对我国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22]。因此,要积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我国出口产品多以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为主要特征,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较少,所以,工业起步晚、发展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首选目标市场。出口企业应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市场需求与供给状况,有计划的拓展新市场,优化出口市场结构。

3.规范出口企业经营活动,保障公平的出口秩序

政府应重视出口贸易及相关方面的政策制定,加快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对出口企业经营活动的引导,规范出口企业竞争秩序,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引导企业实现市场多元化,从源头上遏制反倾销的出现;其次,加强反倾销相关法律的制定,明确规定对低价倾销行为的处理办法,对于为了自身利益而擅自低价出口的企业应给予严厉的惩罚;同时,应加强对出口数量的宏观管理,保持出口价格和数量均衡发展,维护正常、有序、公平的出口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和协调作用。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中具有资金雄厚、人才聚集等优势,应在宏观上加强对企业的指导与协调管理,规范企业经营模式和出口竞争秩序。此外,行业协会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公布信息和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企业进行产品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及时调整产品出口价格,避免行业内企业之间因为盲目竞争而消耗自身实力。

4.建立应急预警机制,提升企业反倾销应对能力

政府应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将企业和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建立“三体联动”的预警机制[23]。作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重要桥梁,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相关行业组织、贸易促进机构的联系,扩大对外贸易交流,为企业出口经营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料,帮助企业了解美国市场相关行业的动态;另一方面,利用政府贸易部门获取出口产品的相关数据,以及行业内企业的出口产品生产和库存数据,建立反倾销重点产品的出口广度、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及出口总额的动态数据库,及时为企业提供预警信息。出口企业也要做好事前防范工作,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详细调查目标市场的经济形势、市场容量、竞争对手相关信息,特别是相竞争的他国厂商对美出口情况,一旦发现目标市场有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动态或趋势,迅速调整出口战略,以免遭到反倾销调查。

参考文献:

[1]JAMES W E. The Rise of Antidumping: Does Regionalism Promote Administered Protection?[J].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00, 14(2): 14-26.

[2]JIANG B, ELLINGER A E. Challenges for China:the World’s Largest Antidumping Target[J]. Business Horizons, 2003, 46(3): 25-30.

[3]MAH J S. The United States’ Antidumping Decisions Against the Northeast Asian Dynamic Economies[J]. The World Economy, 2000, 23(5): 721-732.

[4]BLONIGEN B A, BOWN C P. Antidumping and Retaliation Threa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60(2): 249-273.

[5]KEITHLY JR W R, POUDEL P. The Southeast USA Shrimp Industry: Issues Related to Trade and Antidumping Duties[J]. 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 2008, 23(4) :459-483.

[6]李晓杰,卜文斌.美国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原因及对策探讨[J].北方经贸, 2004 (8): 101-102.

[7]吴金希,于永达.浅议政府在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中的作用[J].中国行政管理, 2004 (8): 35-38.

[8]沈国兵.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J].世界经济, 2007(11): 11-23.

[9]周灏,祁春节.对华农产品反倾销影响因素――基于条件 Logistic 回归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5):115-120.

[10]代松, 陈相森.欧盟反倾销调查与中国对欧出口贸易间关系研究: 基于ARDLECM 模型的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 2014, 35(2): 5-14.

[11]HUMMELS D, KLENOW P J.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Trad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5.

[12]BERNAND A B, JENSEN J B, REDDING S J. The Margins of US Trade (Long Vers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9.

[13]KNETTER M M, PRUSA T J.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61(1): 1-17.

[14]王根蓓. 出口补贴、企业所有权与外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基于 Poisson 模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 2012,38(4): 26-37.

[15]FEINBERG R. Exchange Rate and Unfair Trad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71(4):704-707.

[16]FEINBERG R M, REYNOLDS K M. The Spread of Antidumping Regimes and the Role of Retaliation in Filings[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006,72(4):877-890.

[17]宋伟. 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J]. 经济与管理, 2008, 22(11): 83-86.

[18]PRUSA T J.The Effect of Trad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Policy[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1):191-214.

[19]PAUL B P. Antidumping Policies in the EU and Trade Divers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7(3): 593-607.

[20]PARK S. The Trade Depressing and Trade Diversion Effects of Antidumping Actions: The Case of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3): 542-548.

[21]杨仕辉,谢雨池.反倾销对中国出口行业损害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 2011 (3): 64-71.

[22]刘爱东,曾辉祥.基于TCD和ADI测度的11国对华反倾销案件实证分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29(3):24-31.

[23]刘爱东,沈红柳.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的统计分析与启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3(4):92-96.

上一篇:大型柴油机曲轴断裂失效研究 下一篇:探讨土地管理信息化对西江农场经营管理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