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创新的香港经验

过去30年，香港在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香港能在国家未来的30年发展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和角色吗?

不久前，新中国庆祝成立60周年。这日子引起对过去60年的回顾与检讨，以及展望未来30年的发展，我借用这三个30年的架构，来探讨2009～2040年这一中长期阶段，香港在国家发展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和可能发挥的作用。

香港未来的发展，是回归以来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回归后初期，社会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存在极大分歧，很多人认为两制就是要分离，各顾各，香港应像以前一样，自我独立发展。2003年非典一役，市民认识有了很大改变，加上国家急速堀起，香港社会上下形成新共识，认识到香港发展离不开国家发展，反对与内地加强合作与联系的阻力基本上消失。但在深圳河两岸都同时发生急剧的变化时，香港怎样从过去的定位和角色转化过来，将来的角色与定位又应是什么，尚是社会仍要寻找答案的一个问题。

前两个30年经验的回顾

在寻找新共识过程中，让我们简单回顾过去60年香港在新中国发展中曾扮演的角色。解放后，香港曾有大批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去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重要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香港变成国家对外往来、吸纳战略物资的重要窗口。这充份反映了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政策，即“长期打算，充份利用”战略眼光的正确性。香港在这30年对国家的主要贡献，就是打破西方阵营的封锁。

国家在80年代初进行改革开放，香港企业带头进入内地发展，为内地提供资金、外汇、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海外市场的联系，使国家出口得到快速发展。其后投资建造及经营酒店、房地产等，也推动内地这些产业的发展。跟着是内地企业到港上市集资，使香港成为内地企业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地，也是国际资金进入内地的一个渠道。最近便是CEPA，向内地引人香港服务业；国家利用香港开放境外的人民币金融活动，容许在港办人民币储蓄、出售债券，及让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使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并鼓励中国企业利用香港作为“走出去”的渠道。随着香港工业转移到内地，香港也成为内地出口运输的一个物流中心。

香港在国家第二个30年的发展中，因较能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着实在国家事革开放的大政策下，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香港能在国家未来的30年发展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和角色吗?

在国家新局面下探讨

要回答这问题，首先要掌握国家未来30年的发展路向和模式。这可从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得到答案。简单说，就是要改变以GDP为发展的单一指标的做法，较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小康社会。这一定程度回应了过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偏差，也跟上了全球就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些新指标和新思维。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为香港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经过60年动荡和发展的新中国，国家已经出现整体资金充裕、外汇过剩、中央财政健全、地方财政仍然混乱的格局。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也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如医疗、教育服务，住房、养老和三农问题等，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缺憾及不足。经济结构不平衡，投资、出口、内需比例不健康，一般产业技术含量低，产业科技内涵浅薄，个别产业产能过剩，企业缺乏自有品牌等等，都反映了过去30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国家发展中的这些难题，也突出了香港对国家发展的一些故有功能已失效。过去在改革开放中香港作为国家对外的桥梁、窗口的作用，如未完全丧失，也已大大减弱。香港作为内地的资金来源，其角色及重要性已改变，作为外汇来源已不重要，香港如何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重新定位，发挥作用，是一个要探讨的问题。

从“十七大”新发展模式的视野下，香港可以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之一，香港较先进的服务业，也可协助内地的服务业发展。香港作为一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可为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作为马前卒、实验田。除此以外，我认为香港在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中，能发挥较大作用的领域，是在制度创新上。制度创新的贡献空间

“十七大”的新路向内含制度创新这一要求，它是在国家发展模式上突出制度引进、提升的重要性。这也是国家下一阶段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香港在这方面有很大空间。

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就有非常突出的成功例子。国家从土地不能买卖的基本原则，转化到土地可以长期租用，租用契约可买卖，就是借用香港土地管理及使用制度。其后国家引入物业按揭，逐步形成房地产市场及产业，全赖引用香港制度做法。在会计专业、企业管理、股票市场等方面，国家都多多少少参考或借用香港制度。可见，香港在协助改善内地的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方面早已贡献良多。这也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制度创新空间非常大，需求也多。在这里，“新”只是相对内地现有制度而言。香港与内地在制度上的合作，可有多层次考虑，从制度参考，到整套或部份制度取用、复制，到两地制度共通、共用，都可在考虑之列，例如香港的普通话使用及教学资格水平测试，就全用内地的一套，考试的水平及操作亦由内地相关机构监管，这不单表明制度共用的可行性，也指出共用的双向性，更没有违反“一国两制”。

香港与内地在制度合作上其他的可能范围，如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反贪防腐，及至小如土地业权登记制度、物业估价制度，都是国家发展中极需要制度发展、更新的地方。

从以上探讨中可以看到未来国家发展的阶段中，香港与内地合作模式及内容上的一些新要求。过去香港发挥作用的动力，几乎全来自个人和企业，政府鲜有介入。直到发展服务业合作的阶段，即要签定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协议时，特区政府的角色才出现和加重。但在未来合作中，基于其性质，差不多没有一个项目是不需要政府带头并作出主力推动的，这对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经济发展及配合国家发展的大业中，扮演着它从来没有做过的角色。这也对中央各部委及各地方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合作模式及关系，提出更大要求。

这篇文章只是对这复杂问题的初步深讨，有相当片面性，但有一点要强调，即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因素要从全面看，其正面的经验与作用要发挥，其负面及不成功的东西也要引以为鉴。过去很多单从好的一面去看香港的经验与作用这种偏见，也应与过去30年它曾发挥的角色与作用，一同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