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语境下的经济理性分析

经济理性最初只是作为心理学方面的假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理性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经济理性成为了一种实践理性，并迅速确立为一种制度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一种行为标准。经济理性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理性自身的诸种特性，而导致其陷入了不可回避的困境。基于此，我们必须思考从经济理性走向经济和谐的路径。

一、经济理性的概念诠释

在认识论的历史上，人们对理性概念的认识一直都存在着较大分歧，而通过与“经济”的结合而产生的经济理性，更使得人们对理性概念的认识混杂不清。为澄清认识上的偏差，从学理上梳理经济理性的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人们谈到的经济理性概念，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维度：

其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理性作为对人们行为的描述性假说，是一种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和手段。从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开始，经过西尼尔、穆勒的发展，再由集大成者的马歇尔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构建，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基本信念。在经济理性的构建中，主要有三大特征，即个人主义倾向、功利主义原则和理性主义态度。经济理论对于理性概念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动因：一是基于自我价值选择基础上对规范行为的要求，人们期望了解怎样的行为或行动方案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持或获得是有利的；二是在约束条件下对享特定目标达成的要求，人们期望在既定约束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目标。这与经济学家努力把经济学发展成一门“价值无涉”的纯科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被理解为是一种工具理性。在这个层面上，经济理性是经济学分析中的一种方法论、一个理论图式。

其二、在实际经济生产和生活中，经济理性是指经济活动中人的理，即是指通过利用市场交换机会，以科技理性为手段，以缜密的经济计算为工具：以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计算理性；为获取更大利润而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工艺过程的技术理性；将合理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应用到经营过程的组织理性；通过合理的产权制度、契约制度、法人治理制度等具有可计算性的法律制度设置而形成的制度理性。因此，经济理性包括了三个原则：经济计算和统计，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中的核心是经济计算观念。在这个层面上，经济理性是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行为标准。

显然，这两个层面的经济理性在发展演变确立过程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如果说作为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经济理性是为构建纯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工具理性的话，那么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行为标准的经济理性就已经超越心理学假设而成为一个社会确立的实践理性，并且这种实践理性又推动了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理性在行为过程中的合理性的确立。

二、经济理性的确立背景

经济理性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首要概念，并从经济学的假设层面突入经济世界，最终确立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原则和人们经济生活的首要范式，有其特定生成背景。

1．经济济理性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之躁动和多变的特征被解释为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这种循环与总体利率的降低趋势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为其体系扩张所需的恒常性配置。”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极具扩张性的体系制度，与其受利润动机所驱使是分不开的，此时，货币转化为资本，大生产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不断攫取利润的手段。因此，当工业革命吹响它前进的号角之时，它把沉睡在人们心中对物的占有欲望也激活了，人性中对物的需求的强调直接导致了实际生活中生产逻辑的强化。当人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生产之时，当人们为获取利润学会了经济计算和核算之时，经济理性也就开始起作用了。

于是，如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所揭示的，经济计算和核算成了大生产过程中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这种计算和核算所关注的只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绝不顾及这种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活生生的感受，既不顾及这种劳动带给劳动者的是幸福还是痛苦，更不顾及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归结起来，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无须包含和考虑任何兴趣和爱好。因此，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可以归属于经济理性的范畴，由此我们则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诞生与经济理性的确立之间的内在勾连。

2．经济理性是从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自然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种经济形态。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简单地体现为人的物质生存资料的获取性劳动。在这种生存性劳动中，人的生产工具简单，劳动效率低下，劳动目标单一，没有因稀缺或对物的多余占有而产生的谋划计算思想。整个自然经济的发展过程，人类实现着自身原始的“混沌”，这种“混沌”体现为物质和精神的不可分离性，从而也决定了劳动生产中的所谓“计算”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计算，是情感性的、宗教性的符号计算。因此，这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性。

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之间就已经出现萌芽。当人类由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迈向了商品经济时代时，以经济计算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也初步确立。

其一，当自然分工向社会化分工转化时，人们也由相互依存的情感性计算发展到差异性计算，因为此时人们的分工劳作不是基于自然经济时期的相互依赖的协作，而是因占有资源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别性分工。与此同时，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在生产劳动中从混沌状态中剥离出个人自我的过程，即经济个人主义的初露端倪，使得“个人”概念从以血亲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结的人群共同体观念中发育出来，个人开始以独立存在的实体和主体地位与生存世界发生联系。

其二，复杂的社会化大分工使单纯的获利性计算成为必然。当人们的交换是用于满足自己或对方的物质需求时，无论是“物与物”的直接交换形式还是“物―货币―物”的交换形式，这种计算理性是当下的、即时的和经验性的，它随着交换的结束而结束。而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产生了以获取货币为直接交换目的的行为，其交换方式则表现为“货币―商品―货币”，此时的计算理性展示出重复的和规律性的特征。货币作为资本的性质已经出现，为获取更多的货币量充当资本，人们的生产活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化大生产。

其三，复杂的社会分工在强调劳动者的相互独立的同时，更加强了彼此的相互协作与团结，这也是由分工的特性所决定的。如孔德就提出了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命题，他认为分工涵盖了“理性的所有范围，换言之，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活动的全部领域，而不是被普遍限定在单纯的物质利用的范围里。而且，“正因为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因此，经济问题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之一(由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他创设的理性经济人包含

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因素可见)，经济的理性计算仍从属于道德计算范畴。

当人类历史由商品经济时代进入到现代市场经济时代，经济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行为标准得到确立，并坚定地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其一，以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的经济计算构成了资本主义组织理性的内容。取代旧式的行会工场，工厂和公司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模式最典型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新型的劳动组织形式，通过社会化大分工和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的结合，将无数的劳动个体整合成一种具有新质的组织化力量，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世界变化为“大工厂”。

其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以劳动为价值源泉的经济理性计算。工业革命将劳动活动从私人生活领域延展到公共领域，社会分工使人类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联结更加紧密，使人们对劳动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开始从肯定性的角度看待劳动，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基础、产生价值的源泉。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同时，对劳动价值的计算，对经由市场交换而获得的利润的度量，也成为个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存和确证的唯一尺度，并引致了人对单一物质利益追求的物质利益上主义的生成。

其三，随着西方开始全面进入经济技术时代，也使人类最终陷入技术理性的框架而无法自拔。科学技术一方面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革命性的动力和智力支援，另一方面使人类形成了对技术的沉迷不可自拔，即技术占据的空间和扩张的数量越多，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技术空间和数量就越多，从而使人类将自己陷入了无止境的技术链条的轮回中。

其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成为原子式的社会个体。这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个人主义的教条也正是从这里生成的。如托克维尔所指出：“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象征性符号的个人主义，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涉及的内在要素(所谓平等的个人权利、立府、自由经营、公平机会和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等)的观念提升和定位；而经济个人主义正是个人主义的历史抽象形式在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领域的延伸和拓展。经济个人主义的精神表现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的显示是利己与求利，经济人与经济理性自然是其最终的落实之处，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灵魂。

3．经济理性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理性在经济领域的展开与呈现

启蒙运动时期，理智德性开始越出神学范围而进入科学领域。为反对神学，资产阶级提出要用“理性法庭”来裁决一切。到了19世纪上半叶，这种要求演变成了要求用自然科学来统治世界的科学主义，这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科学理性的成熟。孔德曾宣称人类在经历了迷信的神学时代、思辨的形而上学时代之后，正在进入以经过经验证实的科学(以牛顿力学为典范)为一切知识的准绳的实证科学时代。20世纪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又进一步发展了科学主义，声称人是理性动物，而科学又是合理性的顶点。至此，资本主义的科学理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愈来愈快的发展，无疑是同这种资本主义的科学理性内在地密切相关的，它是受这种科学理性支配的人们对科学技术所倾注的近乎疯狂的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所必然引致的结果。

科学理性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其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思路的牵制与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在经济学中，斯密就第一个把实证科学的逻辑理性方法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斯密效仿牛顿自然哲学的实证方法和科学理性观，建立了“原子”式的社会经济观，试图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人的行为。同时，斯密通过效仿自然哲学关于世界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械体系的观点，把社会经济现象视为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即可趋于平衡的因果关系链。这样，斯密就把实证科学的抽象法变为经济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从方法论意义上确立了经济理性的地位和作用。

从科学理性到经济理性，使人们看到理性逻辑具有的无比的穿透力和解释力，使人们感受到理性可以使人们将无知世界变为可以按精确的规律合乎逻辑地去认识、把握与预测的魅力。因此，对理性的“崇拜”成为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征服自然、超越当下的要旨，而经济理性也突破了方法论领域，在资本运行的社会扩展开来，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的本质所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理性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理性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全球化。

三、经济理性的特征及困境

经济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一种行为标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但我们在看到它所具有的积极方面的同时，更要警惕经济理性所蕴涵的逻辑困境，特别是其所引发的现代性矛盾：

1．经济计算主义与统计化倾向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著名社会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曾有一句名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骑士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家和人类计算者的时代。可见，普遍的经济计算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经济学与计算的关系可谓是由来已久。经济学从它产生之时就伴随着数学的概念、公式、模型以及计算方法的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此，计算与统计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手段。然而，经济理性的计算与统计并没有限于只成为经济学的方法，它因其精确化、数字化、理性化和去伦理化的外衣而拥有的强大渗透力和通约性，在整个社会迅速地确立起其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的地位，使经济计算和经济统计不仅成为人们思考的手段与方法，更成为人们决策的中心与目的。在现代社会中，铺天盖地的数字充斥着现代社会生活的人们的视听，如GNP、GDP、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证券指数、利率、汇率等等，不仅是用以衡量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的指数，这种“数字化生存”的现实甚至已经成为人们努力发展的唯一目标，从而使发展越来越堕入一种“幻象”之中。在这种发展幻象中，国家的富裕先进与贫穷落后，经济发展的进步与退步，人们生活的幸福与否等意识都被统计数字所建构了；丰富多彩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更被化约成单一的面向，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了。

经济理性的这种经济计算主义和统计化倾向的特征，其实质就是以固定的数字概念来指称复杂多样的现实，然后将这些数字概念内化，并以内化而建构出来的思想形态作为衡量和改造世界的标准。然而，数字的会计和统计的又是什么呢?什么被统计，什么不被统计，各占什么比例，这些预设“先在地”就是一种技术化的权利。用福柯的话说，会计成为一种现代权力的技术，在以一种现代的方式将经济过程显现的同时，也改变和规制了人们对于经济的看法。

2．个人物质利益至上主义

经济理性被普遍泛化为一种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之后，理性经济人成为每一个人的行为范式。它可以充分地调动人的内在占有欲，并通过利益机制激发出强大的创造物质财富的热情，与此同时，这种对最大化物质财富利益的追求也成为理性经济人的显著特征，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催生出如此大的财富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经济理性已然也呈现出全球化的扩张和强化趋势，直接导致了以个人私利和本国私利为最高目标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风靡，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其利益关系越发不可调和。由经济理性及其经济活动全球化所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与日益加剧。因为经济理性不仅必然导致本位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从而加剧了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开发利用权而展开的争夺斗争，使这个世界的秩序越来越失去控制；而且，这种经济理性既然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然导致人们永无止境地去增加自己的资本，积累其财富，为此，不可避免地要尽其所能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使其不断的转化为财富，正如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所指出的：“在高熵社会里，人生的首要目的便是利用高能流创造物质财富并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此，人类解放就等于聚敛财富。人们尤其注重转化环境，从中获得财富。”然而，由于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它不可能满足人类无限增长的对于财富的需求，如果人类不能自觉地限制自己的这种需求，而是相反地不断扩大这种需求，就势必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乃至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事实上，这种矛盾与冲突在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常激烈了――诸如：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耗损严重；土壤过分流失和土地沙漠化扩展；森林资源日益减少；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淡水供给不足；空气污染和有害废弃物危害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等等。这些困扰着当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峻，愈来愈严重地威胁和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3．工具化倾向

作为方法论的经济理性，其工具理性的意义十分清晰。然而，经济理性一旦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行为标准在全社会得到确立，其对人类社会的行为也产生十分明显的工具化倾向的特征。具体来说，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工具关系――自然成为了人的纯粹的工具。第二，经济理性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工具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由混沌状态到独立出个体，这是经济理性带来的进步。然而，伴随资本主义诞生的经济理性，在侵占整个社会各领域时，也要扫除所有从理性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金钱关系、阶级关系、人与自然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权利而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加以交换的劳动力，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因此，人与人最终成为工具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必然了。第三，经济理性使人成为人自己的工具。经济理性通过逐步地抛弃内在的人学向度，抛弃人自身所应有的价值允诺和承担，甚至将人直接压缩成满足市场均衡、力争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纯粹的生产要素，而达成其合理性的确立，此时，人的目的早已经被削平和悬置了，人也彻底成为了人自己的工具而已。

四、从经济理性到经济和谐的转换

当经济理性完成了从作为方法论到作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的扩张确立后，因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内在特征，在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会使人类社会陷入严峻的困境之中。为此，如何走出困境，人类应确立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是当下人们都必须思考的严肃课题。

中国在初步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之后，面对世界上其他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困境，及时提出了要致力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和谐社会的建设。笔者以为，和谐发展观的提出，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克服经济理性带来的单向度发展困境指出了道路，也为当下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陷入的困境提供了发展理路。

和谐，是指对象之间互相依存和彼此协调的关系状态。要摆脱经济理性的困境，社会要逐渐形成以和谐为主旨的新秩序，并使和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价值追求和行为标准。惟有和谐，才能创造出具有无限张力的生产力；只有和谐，人类才能逐渐发展起对人有意义的价值系统，同时也使人类自身得到发展和完善。和谐社会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在于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格局，其中，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物质支撑。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要旨所在。

社会主义经济和谐作为一种不同于经济理性的思维路向，经济和谐主要是指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达成的包括经济系统自身、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彼此协调发展的关系状态。只有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和谐，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使经济系统的和谐运行始终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才能为经济系统的和谐运行提供和谐的宏观基础，并使这种和谐状态向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延伸扩展，从而突破经济理性的思维界限，摆脱经济理性的困境。具体来说，经济和谐的内涵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诠释：

第一、经济和谐首先是经济系统自身的微观层次和谐，即包括从生产、交换、分配到消费等诸环节内部的各自和谐与整体和谐。只有实现经济系统自身的和谐，才能为经济系统的和谐运行提供和谐的微观经济平台。经济系统自身的和谐，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基础。

第二、经济和谐也是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中观层次和谐。这包括了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经济结构，适宜的社会经济评估制度，如用绿色GDP取代以往的GDP评价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关系的恰当与协调。因为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互为对象性存在，只有实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和谐，才能为经济系统的和谐运行提供中观环境。

第三、经济和谐还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宏观层次和谐。自然系统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基础。由此，从时间维度看，经济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代际和谐；从空间维度看，经济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为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和谐。

通过实现从经济理性到经济和谐思路的转向，使我们摆脱过去经济理性造成的断裂与无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稳定有序、协调发展的和谐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