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层维稳逻辑能否实现维稳?

基层是我国维稳工作的前沿阵地，基层维稳的成效直接关乎我国整体社会稳定的大局。然而，透过近年来的一些公众事件尤其是涉访涉法公众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基层维稳又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我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2011年城镇化率为51.27%，而其中有约16%的贡献率是由农民工等构成的，也就是说，除去外来流动因素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是35.27%[1]）。根据国际通用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居于30%～70%时，其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城市化发展理论，在这一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性增大，如塞缪尔·亨廷顿（1968）在谈到“Modern-ization and violence”（现代化与暴力）时认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冲突和动荡。[2]因而，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我国也遵从上述规律。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

早在2011年1月，国务院总理就曾在国家局与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困难和诉求[3]。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共和国总理首次与来京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这一方面充分显示了当前党和国家对问题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形势相当严峻。在当前，对任何一级国家政权（或阶层）来说都是一个不小压力。一方面，国家出台一系列制度、法令、政策规范当前过热的行为，促使重心下移，主张基层问题由基层来解决。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迫于国家制度、法令及责任制带来的压力，地方政府有关危机处理的办法——维稳及维稳文化也应运而生。正如应星（2001）对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所引发的“移民上访——政府摆平”这种官民正面对垒的详尽描述[4]，当前各级基层政府试图通过“围”、“堵”、“截”、“拦”、“追”的方式千方百计把访民的诉求控制在基层。然而，广大访民似乎更倾向于依靠大官、高层来解决，不畏与基层政府相博弈，不甘于被控制，于是便想方设法不顾生死突出基层栅栏重围，赴京赴省。

众所周知，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靠基层，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少访民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越级赴京、赴省非正常上访？既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是为了弱化矛盾向中央集聚，但为什么仍会出现百姓愿意赴京、赴省而不相信地方？是因为处于中国官僚科层体系最低端的基层政府担负了不能承受之重无法解决问题，还是用应星（2001）教授的话来说，基层政府正在扮演“坏人”、“敌人”[5]的角色，不给访民解决问题？

作为工作在“战火”一线的基层政府，直接与访民接触，受理访民的诉求，同时也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屏障，然而基层政府如何做“维”才能促“稳”？笔者认为，首先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谐不是说没有矛盾，和谐与矛盾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学过马克思主义的都知道，没有矛盾就构不成事物，任何事物（包括社会）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没有矛盾何谈和谐，所谓的和谐就是对矛盾的一种持衡。因而，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维稳是弱化矛盾，使矛盾双方在某一结合点上达到意见一致。然而在各方都忙的不亦乐乎的情况下，诉求本身的解决没有什么进展，而各方之间倒是达到了一种持衡状态。基于日常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维稳逻辑，即当前部分基层政府一方面在解决问题上草草了事，高压解决，认为和谐就是要消灭矛盾，只能“你死我活”（例如，江西陈晓平“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6]）；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百姓自由（例如一些地方为防止不稳定分子进京上访收取他们的身份证[7]）。所以称其为“高压激化”，是因为基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百姓的权，访民被迫只好铤而走险。试问，像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基层政府的维稳逻辑的支撑力是什么？像这样的基层维稳逻辑能实现维稳吗？高压维稳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个体访最终以群体访乃至公众事件“火山”的形式爆发，进而摧毁整个束缚体制，像浙江钱云会案、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因此，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情况下，进京访更是基层访的次生物，是百姓在看到基层政府的“作为”后，感到无助和绝望才采取的。

因而，基层维稳理念和行为与中央高层维稳思想存在一定的错节，基层政府的高压理念和行为是作为刺激进京访、进省访的催化剂存在，然而只有把基层政府的维稳思维和行为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框架内，让基层政府自身在体制之内做事，才能真正促使维稳步入正常合理的轨道，进而引导百姓在体制之内活动、表达诉求。基层政府凭空把一切矛盾都想象的不存在或试图单纯的仅仅依靠维稳口号来控制访民，而一旦出现矛盾便不顾一切的像恶人一样无条件“封杀”，消灭矛盾。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害人又害己的做法，更不利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基层问题的解决在疏不在堵”，试图通过围堵截拦追、在框架之外私设规制和刑堂来消灭矛盾的做法不可取，而实现由“大接访”、“大走访”向“大下访”的转变，才是迫切需要做的。只有把本身产生于基层的矛盾解决在基层，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进京访、省市访上升的严峻态势。

当前扭曲性维稳思维的出现，一方面源于我们的制度问题，即与领导升迁挂钩的责任制。笔者认为，所谓的责任就是基于一定利益的行为。在责任制高压下，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尤其是后者），都能促使基层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维稳。而只有个人在政治上的变化是当他将自己原来对小团体（或自己）的效忠扩大到对能体现众多利益的某些政治机构（国家、人民）上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维稳。

此外，我们发现不少赴京访、赴省访的产生是由于基层政府无法解决或解决的不满意。因而，对于中央和省市来说，针对当前问题呈现出向中央及省市国家机关聚集的特点，在“下放”矛盾的同时应最大限度的给予县乡基层政府实际处理问题的权力，弱化上访者的事项在基层被相互推诿“踢皮球”式的转来转去游离于各个部门。当各个相关性的环节都是和谐时，相关性的整体——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水到渠成。

注释：

[1] 参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年卷；人民日报2012年2月12日：

[7] 参考中华网：；

腾讯网：http：///news/749/show.php？id=22055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