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解析

1.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开放

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国家时代后，人员、物资、资源、资金流动被“国界”所区隔，但是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国与国之间又需要人员往来、商品交换、文化交流、货币流动，所以又构建了越来越复杂的互联互通机制。相比之下，教育是受国界限制最小的领域之一，这是由教育的本质与特性决定的。教育的宗旨是创造与传承文化，是致力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文化只有在交流交融中才能发展，而科学的探索更没有国家的边界。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员流、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等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在全球循环的速度与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初见端倪。这使得强化国际开放意识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世纪初，国际上出现了“无边界高等教育”的概念。正如伦敦大学黎安琪教授所说：“多年来，许多学生跨越国界接受高等教育，并成为今天无边界高等教育学生的先行者。”大学究竟应不应该有“围墙”？这要看是什么性质的“围墙”以及“围墙”建在哪儿。在大学与市场之间不能没有围墙。大学主要追求的是精神价值，是高雅文化，是高档次思想，不能过分追求实际利益的交换。市场中通行的许多规则，可能是大学必须拒斥或警惕的。中国大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正在于，我们与市场之间“围墙”很低甚至完全没有“围墙”，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利益的追逐甚于对真理的追求。但是，在不应该有“围墙”的地方，比如国际间的教育与学术交流，却壁垒重重。国际化就是要拆除这些阻碍教育与学术交流的障碍，促进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国际性流动，通过开放把握国外高等教育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成果，借鉴国外长久以来形成的科学研究规范，努力建立一套有利于国际理解的学术话语，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留学归国人员政策，合理解决人才外流问题，扩大高等学校的外事权限，增强高等学校进行国际交往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等等。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流动性。近年来，资本、技术、人员跨国界流动日益频繁和增多，外国留学生在学生中所占比例已成为评判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按照诺丁汉大学校长科林•坎普贝尔的看法，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中外国学生应该占到25%左右。据统计，1990年到1996年，大学生在国家间流动的数量上升了37%。当然，这种流动分布并不平衡。海外学生的接纳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的英语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而生源的主要输出者则是发展中国家。在2001年时，哈佛大学学生中，有将近3000名留学生来自100多个不同的国家，其中有1000余名来自亚洲。不过，近年来这种格局由于中国的崛起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一是中国大学中国际学生增速很快，与世界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相当。如今全球430万国际学生中，约8%正在华留学，10年前还不足2%。在此期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英的最受青睐的高等教育目的地国。接纳的国际学生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二是中国国际学生来源更趋多样化，意味着中国大学国际学生来源面趋广，未来发展空间可观。在中国接纳的国际学生中，21%来自韩国，8%来自美国，6%来自日本，4%来自印度，俄、泰、越三国的比例均为5%。

2.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合作

大学是创造与传承知识的地方，是探索与守护真理的机构。大学天然地倾向于教育与研究的国际合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把扩大教育开放单独作为一章，可见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教育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未来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总趋势是由单向的“请进来”为主向“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发展。而且在《教育规划纲要》高等教育章节中提出了鼓励学校优势学科面向世界，支持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等一系列的举措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在当代，伴随着人类的进步走向“深空”，人类面临的难题日益艰巨，面对的挑战日益严峻，因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高，办学合作、科研合作、技术合作以及高等教育资金的国际融通等都是重要的合作命题；生态危机、人炸、热核威胁、恐怖主义、多元文化冲突等都是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大问题，对这些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是大学的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各种文明碰撞激荡的时代，大学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融合、互见方面，应该并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3.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价值观分享

当我们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大学有一套世界公认的评价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一定是那些被人们公认的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创造的。因此，我们要建设一流大学，实际上就是以那些已有的优秀大学为标杆，这就意味着首先要认可那些一流大学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创造的规则与价值标准。不用说，这里所说的优秀大学，基本上都是西方大学。“中心－边缘”概念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常被用来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下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也存在着某种“中心”与“边缘”。那些处于中心位置的大学，“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它们处于学术系统的‘金字塔’的顶端而起着领导作用；而这一‘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大学，它们照搬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很少产出原创性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前沿。”那么，这些中心大学都在什么地方？“中心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位于中心国家———即那些人均收入高、技术水平高、学术传统深厚的国家，那些使用某种主要世界性语言如英语、法语，并且拥有知识生活的所有基础设施的国家。”而“第三世界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无一例外地都是边缘大学。”在亚洲，“没有哪一所大学真正根源于自身体系，而是全部来源于欧洲的学术机构，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殖民者创立的，也有自愿接受其他方式的。所有亚洲大学是因外国思想的注入而兴起的，这一事实在如何发展学术机构中起到了作用，如学术自由、机构自治、大学与社会间的关系和其他因素等，殖民势力所建立的学术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如果接受了西方大学的规则，是不是永远无法超越他们呢？因为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最大的竞争力。对此，我们认为应有三点认识：首先，这是无奈的事实。西方首先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及这些大学在实践中形成的规则，如果我们不去学习，拒绝接受，我们接近世界高等教育最高水平都不可能，遑论超越？其次，现代大学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谁先发现它并不重要，后来者遵循它们，也并不意味着缺乏创造力。最后，由学习继而超越存在大量成功的先例，比如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范例。

二、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程

在中国，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大学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的太学。实际上，把太学视为古代不同于今天概念的高等学府或许可以成立，但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则完全是近代的舶来品，它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本土移植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在欧风美雨影响下进行世界化、现代化的蜕变的产物。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大学的历史是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为发端的。初期的中国大学，主要以德国、尤其日本为样板，只是到了西学的引进已经渐成规模的五四前后，才开始甩开日本、直面西方学术思潮，英美大学模式成为中国大学直接取法对象。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时期，一个是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为什么这两个时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时期？一个原因是这两个时期，都是社会动荡、政府管制教育的能力较弱的时期。20年代军阀割据、内斗不止，国内政治权力处于分散状态，不经意间使得文化教育获得了较为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40年代，正是全国艰苦抗战时期，执政当局对教育亦无暇多顾。教育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精神自由度相对较大。加之，无论是20年代还是40年代，都是中国大开放时期，中西方关系良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壁垒和战略冲突鸿沟。再一个原因是，20年代和40年代主导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都是最有教育理想、最有世界眼光并具有学贯中西知识结构的一批人，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他们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中国古老传统均有深刻认知；同时，他们又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留学或游历西方世界的经历，对世界潮流有高度敏锐的感知；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教育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的政策，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调整，废弃了西方模式，而转学苏联模式。其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这一次调整，虽然在短期内较好地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却使得中国的大学理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客观上讲，冷战铁幕的阻隔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我们在文化教育上基本关闭了面向西方的大门；从主观上看，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具有强烈自主意识的执政党追求在文化教育上亦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影响，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这种诉求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显得更加强烈与迫切。追求高等教育本土化的价值取向无论何时都无可非议，但是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封闭化。而且，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无论是本土化还是国际化，任何违背规律的推动与举措，都必然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又重新“向西方找真理”。由于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所以被我们视为现代化的典范，学习西方一定程度上被简化为学习美国。在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上，自然选择废弃苏联模式，改学美国模式。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合并更名、走综合性之路成为大趋势。1992-2000年，全国556所高校经合并调整为232所高校，产生了一批巨型大学；同时，许多大学经过学科扩张，变为完全或基本涵盖全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二是服务社会成为几乎与科研一样受到高度重视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大学与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开展协作办学，实行产学研结合。三是学院制成为大学内部普遍的制度设计，撤系建院成为时尚，美式研究生院、本科生学院也纷纷被中国高校效法，尽管往往是东施效颦。四是美式评价体系受到推崇，如课题制、根据刊物级别和引用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实行学术假期等等。五是在教学管理体制与机制上，实行美式学分制、以宽口径教育为导向的大类招生、通识教育、小学期制、学生评教制等等。六是中美合作办学方兴未艾，如中美双方以政府间协议方式推动的“1+2+1”项目，形式上是中美高校实行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但实质上还是以中方向美国派遣学生、修读美国学分、获取美国学位为主。

三、警惕高等教育“伪国际化”陷阱

在我们论证什么是国际化的同时，还要思考一个相反的问题，即国际化不是什么？

1.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应等同于西化、同一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精英阶层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追求以“现代性”为内核的“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布莱克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有一个很好的诠释，“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特征，而其他国家获得这种“现代性”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大学传统是一种西方文化传统，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大学模式。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说是知识‘消费者’，它们在科研、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及信息方面依赖工业化国家。世界上绝大部分科学研究是在工业化国家进行的，因为绝大部分科研经费与最先进的设备在那些国家。”由于处于边缘地位，使得第三世界国家都努力创造条件引进西方大学专家，这又进一步使西方大学模式得到强化。然而，世界大学这种“中心—边缘”格局，或许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崛起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料，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相应迅速提升。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现代性”并非西方的专利，“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随着中国模式的逐渐形成并不断走向成熟，以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为内核的另一种“现代性”或许被创造出来。因此，作为文化产物的高等教育，其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

2.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应等同于英语化

语言问题是第三世界大学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现代大学教育起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语圈西方国家为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教育模式、办学体制、运行机制和全套价值标准。由于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绝大多数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大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英语的霸权地位。英语霸权与西方大学霸权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英语霸权提升了西方大学全球影响力，而西方大学的强势地位又巩固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尽管西方国家曾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过漫长的殖民统治，但在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冲击下，许多原殖民国家民族语言迅速复苏，逐渐取代了西方语言“唯一通用”地位，但西方语言在大学教育中的“霸权”地位却似乎未被太大撼动。相反，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追求现代性过程中，还有被重新强化的趋势。“目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使用欧洲语言，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仍主要使用英语。如印度就是这样。其他殖民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英语的影响仍然是强有力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也没有任何一种西方语言在中国占据过通用语言或准通用语言的地位，除了在极少数局部地区，如香港、台湾等。但是在教育领域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在中国的显著地位却与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本质的区别。至少在新世纪之前，英语在中国教育中地位的升降，与国势的强弱没有逻辑关联，而一直与国家的开放度呈正相关关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大学教育“英语化”在中国是一股时断时续的潜流；就是说它是一个潮流但并未有明确的主张。一方面，中国现代大学确实是在英美大学文化影响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两段记忆———20年代北京大学时期和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都有很深的英语教学的印记，不仅许多教师都有留学英美经历，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而且大学里有许多来自英美大学的学者教授，还有一些大学本来就是英美等国教会所办。不过，这两段辉煌的历史，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今天中国大学教育英语化的根据，因为那两段历史有其特殊性。比如，那时的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和现代化大都市存在着各个层次的教会学校，英语教育有良好的基础；再如，那时的大学教育规模很小，是一种很精致的精英教育。中国大学教育英语化由潜流变为明潮与政府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八九十年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驱动下，对英语的重视急剧升温。那时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叫“与世界接轨”。此处“世界”的含义实际上已经缩小为“美国”。美国就等于世界，美国就等于现代化。要与美国接轨，首先需要在通用语言上接轨。1983年，高考英语成绩开始按100%计入总分；1987年，在教育部的推动下，英语四六级考试开始在大学中施行；1993年，新东方成立并于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2001年，教育部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以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显然，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四年后，教育部在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于英语授课的态度有所软化，文件中虽然仍坚持“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不过，文件把以前的“英语授课”改为了“双语教学”，而且不再提具体量化目标。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英语授课在普通地方院校只是昙花一现，热闹一阵后很快偃旗息鼓。但在“211”、特别是“985”高校，英语化思潮一直在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无不是伴随着大国的崛起而确立自己的全球地位的。两千多年前，中东地区的国际交流语言是希腊语，它主要靠的是希腊强大的国力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扩张。到了7、8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使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湾到大西洋范围内的日常用语。1550年，西班牙完成了对美洲大陆的征服，直到16世纪末其对美洲大陆的统治才开始衰退。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语迅速成为世界通用语言。16世纪末，英国开始崛起，并在18世纪达到高峰。英国对世界文化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英语”。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英语逐渐取代西班牙语成为更广泛范围内的世界最主要的通用语言。189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二战后，英国沦落为二流国家。然而，英语却并没有随着日不落帝国的衰落而衰落，这是因为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也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美国凭借着它对世界的霸权统治，极大地强化了英语作为世界最主要通用语言的国际地位。英语之所以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通用语言，主要是大国崛起并影响世界的副产品。从19世纪中后期至今，中国走过了一条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曲折道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的语言态度、国家的语言政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2016年起，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而语文分值则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耐人寻味的是，江苏、浙江、山东等高考改革无一不是从英语入手。这一微妙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耐人寻味。2005年时，全世界有三千万人学习汉语，而到2014年，除中国外，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一亿多。全美已有107家孔子学院、400多家孔子课堂。在美国，汉语已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美国中学放弃日语、改学汉语的现象正在增加。中国也已成为最受美国学生欢迎的五大留学目的地之一。数千年来，语言一直是帝国兴衰的晴雨表。基于世界通用语言更替与大国崛起的规律，我们可以预言：在21世纪，汉语势必取代英语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通用语言。那将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用汉语传授中国发展经验、讲述中国历史记忆和中国现实故事、阐释中国文化价值，不仅不会妨碍中国大学走向国际化，相反，它可能正是驶向国际化的直通车。

3.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应等同于国际商业化

如果要问经济发展给大学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什么？那就是精神高地的坍塌和拜金主义的盛行。许多大学热衷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高等教育市场化延伸到境外，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潮中，一些高校纷纷采用引进西方大学资源在国内办国际班或国际校。这种开放的姿态和借助国外优质大学资源促进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策略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些高校在与国外大学教育机构联合办学过程中，偏离了教育的宗旨和正确方向，打着国际化的旗号，收取高额学费，一方面满足了一部分没有能力赴国外留学而又希望给文凭镀一层国际化金色的学生和家长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使学校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是国际化的歧途，值得高度警惕。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高校逐利心态已膨胀扭曲到何种地步，而且还能窥见根深蒂固的崇洋和文化自卑心理。国际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但“路”在何方、又如何去走，却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深入思考。

作者：艾翔 艾光辉 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 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