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实用主义

【摘要】哲学的价值在于精神价值而不是实用价值,然而我国传统哲学基本上贯穿了一条实用主义的血脉,这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这几大哲学领域中均得到表现。一种哲学如果追求实用性,则其精神价值就会受到影响。

【关键词】哲学 实用主义 精神价值

追求实用性,从应用型学科的角度而言是必然和必需的,但哲学不是满足实用性需要的工具,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具有实用价值。由是观之,一种哲学如果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则其精神价值就会受到影响。我国传统哲学贯穿着实用主义的传统,这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生观几大问题中均得到表现。

本体论方面

本体论是一个没有统一定义的概念,但一般说来,本体论意指哲学中关于宇宙万物之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本体论的对象即是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的本质。中国传统哲学对本体的探求一开始就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本体论问题的哲学家是老子。老子用“道”表示哲学本体。他认为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即是道,万物发端于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①又认为道也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②这些思想体现了老子对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下,老子认为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又是社会和人生必须遵循的法则,把道的本性渗透于人生实践即是“德”。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本意旨是为某种社会秩序和人的道德操守寻求依据。对于统治者而言,遵循道的本性,就可天下大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无为,则无不治。”③对于普通人而言,遵循道才可一生平安,得福避祸,“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④对于做事而言,遵循道的要求就可物尽其用,“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⑤在此可以看到,在《道德经》中,对玄冥之“道”的追求,蕴含着明道致用的价值取向。尽管《老子》中蕴含了这一价值取向,它在极其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不能成为主流,因为《老子》虽然讲明道致用,不主张出世,但并不像儒家那样积极地主张入世,把“内圣外王”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对道的态度还是带着形而上的思辨,追求的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⑥,这些都决定了道家学说不可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哲学。

相比而言,儒家在本体论问题上则是完全彻底地贯彻了实用主义立场。儒家创始人孔子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开始便对探求宇宙的本原这样的“无用”问题不感兴趣。在孔子看来,世界万物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运行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⑦世界万物的存在作为既成事实,径直承认它就够了,没有必要深究它的本原。孔子也谈“道”,但孔子看重的是道对于人的道德价值,是把道作为人的道德的源头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探究这一形而上的道本身并不是目的,谈道的目的在于为其倡导的伦理道德寻找一个坚实的理论依据。而且在道与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人对于道的主体性,弱化道的客体意义。按孔子的说法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孟子继承孔子道德本体论的思路,不再关注本体的客体意义,比孔子更加注重道德问题,完全从道德价值的意义上讲本体,进一步贯彻实用主义的立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出发,提出性善论,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⑧那么,人性善的终极依据又是什么呢?孟子的回答是:人性善缘自天性善。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把天人共有的这一善性称为“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⑨人性诚,天性也诚,天道之诚是人性善的本体论依据,人性善是符合天之道的,是天道的实现和必然要求。因此,“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⑩由此可见,孟子的本体论完全是为其道德说教服务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自传入以后,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倾向产生了冲击。可以说,佛教的“空”观与出世主义的本体论思想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入世态度构成极大挑战。但是这种冲击和挑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品格,相反,它受到了实用主义的洗礼。一方面,佛教快速地被中国化。这一中国化的显著特征即是把出世的佛教改造为入世的佛教,把佛教本体的超越性和神圣性消解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甚至人们日常的生活琐事之中。这在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里得到鲜明的体现。禅宗就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另一方面,儒家从外部改造和汲取佛家与道家的思想,创立了新的儒学形态――宋明理学,并在以后7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纵观宋明理学的本体论思想,无论是程朱的“天理”说还是陆王的“心”或“良知”说或是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说,虽然各自的路线不同,但无不贯穿了为政治服务或是为日常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目的。

无可否认,本体论蕴含着深刻的道德意义,事实上这是其重大价值之一。但对本体的探寻不应该变成一种直接的道德说教,因为这一方面改变了本体论的方向,另一方面反而会弱化其道德价值。

认识论方面

认识论大致涉及这样一些问题:人类能够认识世界吗?如果能够认识,那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是如何得来的?我们所获得的这些认识是可靠的吗?我们以什么作为标准来检验真理?这些问题与本体论一样古老并且互为条件,因为当我们追问并断定“世界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问:“我们对世界的这种断定正确吗?”或者“我们怎么知道世界是这样的呢?”因此,不解决认识论问题,本体论将失去基础;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对“世界是什么”产生追问并力图有所断定,认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正是产生、发展于这样一种对宇宙的惊疑和对知识可靠性的担忧和认真的态度。

在中国哲学史上,较多关注知识论问题的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把知识分为“见闻之知”(科学知识)与“德性之知”或“天德良知”(伦理道德知识),并待之以不同的态度。对“见闻之知”持轻视甚至不屑的态度,而十分重视的是“天德良知”。比如张载的观点,“接物处(见闻之知),皆是小德;统会处(天德良知),便是大德。”???“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小知而已。”???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重天德良知而轻见闻之知,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古代(中国是直至近代)科学的不发达,使得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大,因此遭到中国传统哲学家们的冷遇;而天德良知则关系到人的道德规范,社会的稳定,其有用性远胜于见闻之知,因此自然受到重视。同样的原因,宋明理学谈“知”的同时,也必然要谈到“行”,把“知”与“行”放在一起来考虑,关注“知”和“行”的关系。因为如果伦理道德知识不付诸行动,那对社会的稳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对二者关系的探讨无非涉及一些“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或者“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的争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大致就涉及上述一些内容,至于知识的可靠性问题,真理的标准问题,进而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范围等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就没有涉及了。

人生观方面

人生问题是哲学的又一大问题,或者说根本问题,它与本体论问题紧密相关。对于人生问题的哲思如果作一最高概括即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活?”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根源于人必有一死。每个人在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要死去时,首先是惊恐,然后他就不禁要问:既然如此,我活这一生到底有何意义?我为什么要活?这就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局限于人生范围内,那就等于是一种循环论。因此,对于“为什么活?”的思考一定要超出人生的范围,为人生找到一个外在于人生的依据,这样,人生才不是为活而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才会有保障。这也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原因。因此,形而上学不是与人生无关的玄思,而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本身即是目的,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具有实用价值或政治价值的工具。而中国传统哲学在思考人生问题时,走的仍然是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比如,孔子就回避了死的问题,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说,生的问题都还没想好,哪去管死的问题呢。而生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活的问题。另外,《大学》对人生的思考可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意义,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理想,但对这一理想的追求体现的仍然是如何活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活。“如何活?”或者说“如何活得好?”无疑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作者单位:贵阳学院政教系)

注释

①②③④⑤《道德经》,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40、3、16、11章。

⑥《庄子・逍遥游》

⑦《论语・阳货》

⑧⑨⑩《孟子・告子上》,《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

《张子正全书・语录》,《张子正全书・正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