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8 09:00:07
【摘要】百年以前的清末,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制变革的重要时期,司法领域曾发生了部院之争和礼法之争,反映的是司法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透过司法权力场域中人与人立场、观点的异同,可以清晰窥见部门利益的冲突和纠葛。
【关键词】司法独立 部院之争 礼法之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律变革的重要时期。当时在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经再三权衡,决定仿行,实行预备立宪,并且从官制改革入手。“时代选择了沈家本作为修律大臣,成就了修律变法的伟大功业,沈家本其人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物之一。”①在清末立宪变法改革中有部院之争,法典编纂过程有礼法之争。在这个权力场域中,沈家本始终是个主角人物,一直处于争斗的漩涡之中。部院之争,沈家本与张仁黼双方职务对调;礼法之争,被迫辞去修律大臣,使争议得以平息,结局基本相同。
司法独立中的院部之争
清末,鉴于旧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权限之不分”,“职任之不明”,“名实之不符”,②且弊端日益显现,1906年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幌子下,引进各国通行的“三权分立”原则以标榜,对原有的机构进行改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司法机构调整较多,清廷想一改历史上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格局,实现司法独立。1906年3月以奕为首的官制编纂大臣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1906年9月,经慈禧的权衡裁择决定,原有的三法司制度,“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任审判”,③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④试图走三权分立之路,使司法走向独立。奕在进呈折中提出,“司法之权专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⑤9月20日,慈禧任命,“法部尚书著戴鸿慈补授,左侍郎仍著绍昌补授,右侍郎张仁黼补授”,同日又谕旨“以沈家本为大理院正卿,定正卿秩正二品”。⑥按照清廷官制改革方案的规定,大理院不同于大理寺,是专任的全国最高审判单位,负责审判任务,法部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司法与行政,但是法部的司法与行政权,大理院的审判权的范围如何划分,官制改革谕旨没有具体规定,埋下隐患,以致后来的司法改革中,法部和院部为各自利益和权限的大小互相争斗,导致司法独立过程中发生院部之争。出于期望让皇上首肯法部的权限划分方案,1907年5月14日,法部尚书戴鸿慈上书慈禧,单独奏上《酌拟司法权限缮单呈揽折》,提出对部院的司法、审判权限进行划分,提出法部、大理院的各自权限,共十二条。这十二条办法包揽了大理院的大部分审判权和人事任免权,并通过行政权层层监督审判权,最终将审判权汇于皇帝之手,满足清廷“预备立宪”的大权归于朝廷,皇位永固的目的,因此当即获得批准。奏折和清单发至大理院,沈家本十分无奈和愤懑,他对法部的十二条权限予以全面批驳,并指出“司法独立,为异日之基始,非谓从前现审办理不善故事更张也”,认为“精义以裁判独立为要义”,⑦他坚决反对以行政权干预司法独立,要求法部不能层层监督审判活动,彻底实行司法独立。
“权力场终究还是人的活动场。在权力场里,一切都不过是自然的人的活动,智性规则是靠了人的活动实现的。”⑧清末“部院之争,实际上即沈家本戴鸿慈等人对司法权力资本的争夺”。⑨在这场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沈家本、戴鸿慈、张仁黼和清廷的主要官僚,对院部之争的发展和司法改革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戴鸿慈是院部之争的始作俑者。在院部之争发生前,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多次与法部晤商权限。法部尚书戴鸿慈单方上奏,得到谕旨,引起大理院的不满,导致院部之争。争论的背后,都是为了部门利益和各自权势范围的大小,权力的争夺,导致部门间的矛盾,人与人间的不和。二、院部之争中的沈家本。沈家本在部院之争发生前,处于主动地位,多次找法部晤商司法权限。但在法部上书后,沈家本所在的大理院处于被动地位,但沈家本不畏权势,基于自己的学识和对司法独立的深刻理解,对法部的十二条逐一反驳,使大理院在部院之争中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赢得尊严,同时也给清廷出了个难题。三、光绪皇帝、慈禧处于尴尬的境地。清朝官僚出于法律的无知和对理解的不到位,对法部关于司法权划分的上谕给予批准,随后收到沈家本的《酌定司法权限并将法原拟清单具案语折》后,陷入了两难境地。无奈,清廷于三日后(即5月23日)将大理院正卿沈家本与法部侍郎张仁黼职务对调,平息院部司法权限的冲突。
法典编纂中的礼法之争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存在礼教派和法理派之争。但实际上,我们分析有关资料发现,情况并非这样。张之洞、劳乃宣与沈家本都主张变法。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专门论述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坚定表述采用“西政”“西律”,修改中国传统法律,“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⑩劳乃宣也支持变法,“穷则变,变则通。”“今天下事变亟矣,……官司无善争,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建之事,日异而岁不同。”如“犹拘于成法以治之”,则“鲜不败矣”,故“法不得不变者,势也”。沈家本作为清廷官员,按照清廷“参考古今”,“博击中外”,“世界通行之良规”,“模范列强”,移植翻译西方最先进的法律,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收回法外治权,富国强兵,挽救大清衰败局势,但切入点不同。张之洞主张修律要从国情民意出发,“必须将中外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记,然后量为变通。庶免官民惶惑,无所适从”。沈家本是“会通中西”,寻找最先进的符合潮流的能强国的法律,尤其是日本榜样的力量,双方论辩的角度不一样。但沈家本作为政府官员,在争议中,拥有权力资本,而且沈派人数虽不占优势,但在修律各部门中都处于要害部门,手握实权,且得到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谕,将新刑律总则、分则及暂行章程全部颁行,层面上结束争斗,但思想上双方的斗争仍在继续。宣统三年二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上书清廷,指斥“法律大臣离经叛道,置本国风俗于不问,专取欧美平等之法。并请清朝廷再定国是。不问新律可行不可行,先论礼教可废不可废。断不容法律馆阳奉朝廷尊崇礼教之旨,而阴破纲常自行其是”。在礼教派的强大压力下,沈家本经再三考虑,新律也通过了,立于其位也无济于是,终于辞去职务,回到法部侍郎本任。对于沈家本的辞职,苏亦工曾评论说,“至于沈氏的去职,不过是清廷玩弄丢卒保车的小把戏而已,最终未妨碍新刑律的通过,沈氏充其量是作了清廷的替罪羊。”实际上,这次沈家本的辞职和院部斗争时的职务对调,都是清廷为平息争端,协调各方矛盾,在权力场中惯用的传统手法。
对争议的理性思考
透过清末院部之争、礼法之争,我们看到,清廷配合仿行,平息争议后,仍然采取西方的司法独立原则,改革传统的司法体制,相继制定和颁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近代法典,引进纸面上的司法独立,介绍了辩护制度、陪审制度,推进了传统司法体制的近代转型。但是,骨子里的传统理念,历经百年而不衰,纵观百年历史,院部之争、礼法之争,“以长时段眼光观之,事件亦不过是整个社会变迁中的所谓泡沫而已,国家制度的结构改变并不大,由于法律制度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与实践的天然滞后性,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司法体系这个小的社会世界还是稳定不变的,基本保持了原有结构的延续。”法律是现实社会的实际的反映,基于人们的行为而产生,它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必须与特定的国情、民情相适应”,它不能脱离产生的环境和文化共同体而存在,不能脱离具体的法文化环境,移植固然能缩短同西方法律的差距,但效果并不如愿,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命力。社会结构不同,文化观念相异,法律产生的路径不同,东西方法律有同有异,盲目的移植,只会导致更多的院部之争和礼法之争,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作者单位:许昌学院)
注释
①⑨郑定,杨昂:“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
②③④⑤⑦《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2、47、463、464、827～828页。
⑥《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第114、116页。
⑧霍存福:《权力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
⑩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上海书店。
《桐乡劳先生遗稿•谈瀛漫录》。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北平楚学精庐刊本民国二十六年。
李贵连:《沈家本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309页。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
朱勇:“理性的目标与不理智的过程――论大清刑律的适应性”,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