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资本市场来扶持社会项目

“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SIB）在英美的政策圈已悄然成为一种时尚概念。它通过获得私人投资——无论是通过慈善家、抑或商业银行的渠道，还是其他企业机构——将这些资金投向一系列定向的社会发展项目，一旦这些项目获得成效，就会由政府来埋单（从而也使最初的私人投资者获得相应回报）。显然，SIB旨在通过创新运用金融杠杆来实现商业投资回报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SIB投入的社会发展项目往往针对一个地区比较突出而棘手的社会问题，例如：阻止有前科者再次犯罪、消弥肺结核等严重疾病带来的危害、减少无家可归者的数目，改善青少年女性教育服务，等等。

SIB模式最先是由英国人发明的。2010年，一家名为Social Finance的非营利咨询机构与英国司法部签订了旨在减少位于剑桥郡的彼得伯勒地区监狱重返率的社会效益债券协议。该项目获得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等17家投资机构的500万英镑资金，来支持为服刑人员及其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协议规定，若在一定时间内使地区监狱重返率降低7.5%，投资者便可收到回报；如果监狱重返率能有效被控制得更低（即：“业绩”更好的话），则投资者可以根据“业绩”获得更高的收益。

很快，SIB如此“创造一个资本市场来资助社会项目”的创新模式得到了美国、加拿大、爱尔兰、苏格兰、伊朗、哥伦比亚、加纳等全球各国政府，以及不计其数的地方政府的仿效和推广。

不过，当SIB这样的金融创新越来越多进入发展中国家之后，它是否能有效地改变原来以政府主导和慈善捐赠为主的援助发展模式？和投资新兴经济体共生的高风险会否使得SIB遭遇“水土不服”呢？

美国一家名为Instiglio的社会企业专门为此做了研究，发现SIB落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成功因素是克服合规的挑战。很多地方政府对SIB感兴趣，但不确定这个模式是否与当地法规匹配。例如，公共服务机构的预算拨付流程本已固定，要让决策者接受“用来年的预算来资助今年的项目”，需要何等的创新意识……更不要说，根据SIB本身协议的特性，拨付来年预算还可能因项目未完成“业绩”而遇到“拨”了但无处“付”的尴尬！

第二，SIB创新之处在于“按业绩论回报”，这使得以往政府大手大脚资助社会项目却无实效的局面或将改观，但也意味着因为需要科学评估项目实效而带来额外的成本。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项目的“实施与执行”的人力成本一般要低于发达国家，但“评估”成本则要远高于发达国家，概因缺乏相应的行政数据、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等支持。在此前提下，新兴国家的决策者需要对SIB的长远回报具有高瞻远瞩的愿景认知。

第三，SIB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将更考验服务提供商的能力，并使之有更大的脱颖而出机遇。不同于发达国家有着健全的第三部门、各个机构专业分工明确、资源优势突出，在新兴国家，极可能一个SIB的服务提供商本身就要提供从融资、到项目设计与实施、再到投资人关系管理等全周期、全方位服务；而且，SIB项目获得的资本也很可能占其机构资本金的较大权重，因此，服务提供商本身也有更强烈的意愿在SIB项目方面“一炮打响”，以期未来可以复制并扩大化地实施SIB项目。换句话说，SIB在新兴国家更有机会孕育出一批杰出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当然，以吸引私有资本为前提来发展社会项目的SIB模式最根本的成功要素——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依然还是可持续地获得投资者的支持。那么，既然无法在投资回报上构成对投资者的极大诱惑力（毕竟，如若项目未见成效，投资者是有空手而归的风险的），设计者还可以作哪些改进呢？

从英美的经验来看，SIB创新变革的一大方向是以大型慈善机构作担保为SIB“保驾护航”。例如，纽约市派克斯岛地区降低惯犯发生率的SIB项目，除了有高盛集团的背书之外，还有来自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个人基金会的一项担保。如果该项目未达到预期业绩，则由布隆伯格基金会来偿付960万美元私人投资中的大部分。

另一个方向则是将SIB与固定收益的资产投资作适当比例的嫁接。例如，英国社会投资机构Allia今年8月份推出的一个SIB项目首次与固定利率回报的地产贷款相互打包，向私人投资者推广。投资人每投入1000英镑，其中780英镑作为贷款会投向一个提供社会公益房屋建设的供应商，其余200英镑（因为手续费占用了20英镑）则作为社会效益债券，投向一个改善埃塞克斯郡贫困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的项目中。这样，前者的固定收益与后者的浮动回报相嫁接，旨在为投资人带来可期待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