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机促进调整以调整应对危机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各种结构性矛盾,许多矛盾由于趋于尖锐,已经成为了后续经济增长的严重桎梏,因为利益关系纠结,许多重要的调整与改革已经难以推动。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不调整经济就会崩溃,所有既得利益都会化为乌有,而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

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我认为这应该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一、“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美国所爆发的次债危机,却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新形态危机最终将如何收场,由于没有前车之鉴现在谁也不知道。从日本走出资产泡沫破灭的过程看,日本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用本国物质生产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和居民储蓄,一年年、一点点地填平了资产泡沫破灭所造成的金融坏帐,而在今天的美国,由于国内物质生产与企业和居民储蓄都严重不足,就没有了这个填补金融坏帐的来源,这样就堵死了处理有毒资产的出口,也使得走出危机的时间遥遥无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是恐怕已经落了空,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美国就别想用新的金融衍生品从世界其他国家手中换钱。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二、“十二五”中期会形成更大的生产过剩,危险集中在金融体系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中国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第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千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出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虽然也有过几次波动,但是始终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连续性。自“六五”计划以来,五年计划与规划的内容都是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要求为主题,还没有一个规划是以反危机为主题,次债危机爆发后到去年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许多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认为“十二五”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经济高增长期,甚至有“新黄金十年”的说法,这些认识我认为都太乐观了。由于国内外的危机都只是被拖延,不是被消除,原有的矛盾自危机爆发以来累积得更严重,如果危机再度来袭,爆发的程度就会比2007年以来更严重。因此,“十二五”的主题可能不是继续谋发展,而是“反危机”,是利用危机提供的压力,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进行调整。

三、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调整,是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把调整作为主题似乎正在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目前大家心中所想的调整并不是一个内容,是想用调整来解决各个经济领域存在的难题,这倒也说明了一个现状,即目前在各个经济领域已经累积了太多的尖锐矛盾,但是调整的主题不能分散,而是要抓主要矛盾,才能纲举目张。

这个战略转变并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大体制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第一,如果设想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也上升到90%,达到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就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每年将有4千万个农民、1千万个农村家庭进城转换身份成市民,这样多的农民进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宅,由于刚进城的农民收入低,只能住廉租屋,否则就会形成贫民窟,就需要各级政府拿地出来,这就触到了“土地财政”这个病根,这个病根不除掉,各地方政府就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城市化,而要想除掉这个病根,就必须从改革现有“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入手,如此才能解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这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不是小动作。

第二,由于近年来城市土地迅猛升值,农民早巳经知道了土地的价值,因此大批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怎样给进城农民以利益,为他们提供住宅、社保、就业、教育等保障,让他们愿意放弃承包田与宅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推动城市化也是空话。进城农民所放弃的农村土地应当怎样结合“新”在农村流转,也是必须同步考虑的大问题。

第三,目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还是在延续1998年以来的商品化房改方向,如果大量农民进城,由于在十年内城市人口就可能翻番,住廉租屋的来自农村的新市民很快就会超过城市人口的一半,“二次房改”不改也得改,越早越有利于城市化进程,所以,政府如果真想要城市化,就得赶快进行二次房改,即一部分中低收入居民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与公房,另一部分中高收入居民住购买的商品房。

第四,由于中国的人地矛盾日趋尖锐,中国只能走大城市化与大都市圈的道路,由于中国能部署大都市圈的平原面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所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肯定只能是在东部地带大规模展开。而目前已经提出的城市化政策指向,却是把人口引向中、西部的小城镇,这种政策最终恐怕是只有城市化的口号而没有城市化的结果。如果是搞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就必须根据都市圈的发展规律搞好规划,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规划,已经批出的十几个部级地方规划,也不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这样问题就很大。所以要赶快作好一个有关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布局规划。

(本文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本文属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