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发展依赖于对已有学术资源的整合。但这种整合绝不是盲目的，不是把学术史上的问题“拉郎配”式地加以组合、比较。它需要研究者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学术支点上，提供对学术思想的丰富与拓展、对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改造有所借鉴的研究成果。新近出版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谭好哲等著，以下简称《现代性与民族性》）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整合文本。

该书直接切入的是两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及其民族性。《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书作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性、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基于历史史实基础上的理论整合。这种理论整合的支点在于，论者对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代性关系做出了不同以往的判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现代性大多被理解为西方、现代，民族性往往被界定为东方、传统，两者处于对立的结构之中。与这种看法不同，《现代性与民族性》是把现代性与民族性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不是对立并举而是互为表里。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话题不是原发性的。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民族性问题有宿命性的关联。现代性作为一项社会规划工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生成。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审美领域表现出来，就是民族性追求、自我认同。在这种视阈之下，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时代性价值追求，而民族性则是现代性问题生成的主体语境和内在动力机制。没有民族性之维，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现代性是民族性的现代性，民族性是现代性的民族性，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一个民族性的现代性事件和现代性的民族性事件。

这一学术支点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有创新性的思维向度和观察视野，它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觉地区别于以往所有的个案研究和历史研究。《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书正是寻求一种“既能把握文论的总体特征，又能解析文论内在特质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关系这一视点的确立正是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现代性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学理论从文学的本质观念到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追求，彰显着中国现代文论的总体时代特征，而民族性则涉及到中外文论关系、中国文学理论生成与发展外源与内发的动力机制等问题，与中国文论的内在特质密切相关。由此，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书中，学术史的梳理是在文论整体观念演进下的梳理，客观的史实笼罩于强烈的问题意识下，零散的史实归约于严密的逻辑性之中，论著赋予了相关史实以新的可阐发性；与此同时，对中国文论观念演进的勾勒又是在研究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观念奠基于具体的史实，观念演进的逻辑性植根于史实的实证性，这样在对中国文论总体特征进行归纳时，便避免了凭空立论，自说自话。

研究支点的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显现了论者独特的学术品格。这种学术品格用作者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本土性问题”。换言之也就是立足中国语境，研究中国问题。这一品格体现在观念和方法论层面上，是作者对中国民族性观念的认同，与对中国民族思维方法的运用，即中和。作者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中外融通、古今转换、审美与功利、自律与他律，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的三个问题视阈――美善中和的观念视阈、本民族与外民族的空间视阈、当代与传统的时间视阈，最终都统率于中华民族的“中和”观念之下。中和，讲融合，主对话，在作者看来这既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精华，具有民族性，又与西方当代哲学发展走向相一致。证之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史实，什么时候遵循中和观念，理论就能蓬勃发展，而一旦背离中和走向极端，理论则有可能坠入衰敝。中和，这一观念之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