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外法律思想对思想家的启示

当中世纪的西方再也不堪忍受黑暗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将自己信仰的理论公示于愚昧社会中的人们给他们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当中国社会进入封建专制末期的黎明前的深深黑暗时,严复探索了近代西方昌盛而中国衰落的基本原因,并将当时中国急需的西方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翻译介绍给国人,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的法律思想。

一、在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思想过程中,严复法律思想深受西方启蒙法律思想影响

首先,西方近代法律启蒙思想家们普遍提出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的自然法思想。严复接受了其人权观念,并结合社会现实提出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倡导从法律上赋予民众自由权。他还意识到,民权之中只有人民自由平等了才能实行民主。在如何才能实现民众的平等权这个问题上,严复吸收了孟德斯鸠的思想,认为关键是赋予民众自由权。他接受了孟氏将自由划分为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的划分,并明确指出中国当前首先需要解决国群自由。在争取国群自由基础上,严复认为:“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言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问则其治论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他进一步提出应以法律保障民众自由。并且,他认为法律应惩治的是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而“小己之所为,苟无涉于人事,虽不必善,固可自由”。其次,西方近代法律启蒙思想家强调权力分立的自然法思想,认为政治上的分权是实施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严复接受了他们的分权理论。首先,他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尤其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其次,严复非常注重议院立法的重要性和议院组成的民选性。他认为在立宪国家,立法权是国家权力中最重要之权,必须慎重行使。此外,严复也不忽视司法权独立和确立健全司法制度的必要性,即司法权必须处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上。严复强调司法权独立完善司法制度之主张不仅在专制极盛之清末具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中国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法律思想的第三个特色在于以资产阶级法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人治。洛克强调“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严复吸纳和传播了这一法治思想。他大力提倡变法,提出只有在立法时“使便国者居其七,而塞奸者居其三”中国才能强大。他首先提倡大力推行立宪民主制,制定宪法,保障国家有“恒久之法度”。其次,他提出立宪即是要将立法大权归于议院而非君主之手。法制社会的恒法应是“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再次,严复提出立宪重在振兴中国经济。孟氏认为国家商业的盛衰取决于该国国家制度,严复深信此论之真切,提出各部门法之设定必遵循宪法之精神,立于宪法之后。

二、严复思想与西方启蒙法律思想的不同之处

由于他同时深受欧洲19世纪的思潮中与科学运动紧密相关的与西方启蒙思想相反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一派的影响,受在传播西方思想时结合当时中国现实与传统作着自觉的取舍与批判,甚至在具体翻译时的用语中也掺有自己的主观因素。这决定了严复启蒙思想的时代性与适地性,而使之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有一定的距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反对天赋人权说。天赋人权说针对西方封建社会君权神授、民权君定的传统,从社会的自然起源出发,认为人生而享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自由、平等、安全、财产等。严复曾一度是天赋人权的积极倡导者,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从维新之后到其去世,他都是天赋人权观念的严厉批评者。严复认为人类并非生而自由、平等,例如新生婴儿并无自由可言;稍长之时,人与人的差别日增,竞争日强;至成年之后,因为个人至于勤惰的不同,而有贵贱贫富之别,实无平等之事。严复也反对卢梭所强调天赋之平等,他说人群历史之事实就是人类天生是不平等的。他强调自由、平等的源起不是“民质之本如此也”,而是人为的法律所订定的,在西方历史上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第二,反对民约论。严复批评卢梭以社会契约作为政治起源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不合历史的,是“乌托邦”式的。而他坚决反对“乌托邦”式的理想。他认为市府国家的起源是从家庭而来的宗法社会,并非民约。“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为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基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意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家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严复指出:“家得自由,人皆平等,则尤为往古之所未尝,且为后来之所无有......卢梭之所谓民约者,吾不知其约于何世也。”第三,关于法治有不同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法治原则的早期创始人洛克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强调君主和政府没有实行专制统治的权力,而只能按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否则就违背了人们最初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且,“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严复不认为可以简单地区别为专制是不合法的,而民权是合法的,他主张应视情况而定。他看到了专制在某些情况之下有庇民的优点,如普鲁士的开明专制、中国的开明专制等。他写道,“即如专制,其为政家诟厉久矣。然亦问专此制者为何等人?其所以专之者,心乎国与民乎?抑心乎己与子孙乎?心乎国民,普鲁士之伏烈大力尝行之矣……此今人所以有开明专制最利中国之论也。”另外,关于立府严复的思想也有所不同。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可能妨害个人自由的因素保持高度警惕,但认为政府是不可缺少的,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即立府。他们认为立宪的宗旨就是保护“小己之自由”,严复却认为立宪首先是一种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政治制度,其次才是保护公民的制度安排。

三、严复启蒙法律思想的影响

严复引进了许多西方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对西方进步思潮的宣扬,反映了冲击僵化的哲学观念、追求思想进步的时代要求,这与革命派的追求一样。但在如何把这种已经明确了的近念付诸实践,亦即如何确定更新社会制度、实现社会进步的现实道路等问题的看法上,他选择了与革命相反的改良道路。他认为革新中国社会应遵循历史进化的自然规律,不能选择暴风雨式的激进变革方式,而应是渐进温和的过渡过程。在生物进化论这个理论基础之上,严复非常强调调整自身以适应竞争剧烈的世界。而又基于国民民智、民德、民力低弱这个认识,他强调通过发展教育和从上至下的渐进的措施,提高民智、民德、民力,从根本上打好富强的基础后,再实施其关于人权的享有、法治的实现等设想。但他过分地强调了抽象的民智、民德、民力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不信任国民,从而脱离了中国民众。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主流思潮正转向接受“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思想,倾向于激烈革命、反传统,他们追求立竿见影的民族独立、专制政体的消灭。因此,严复的思想便与主流思潮决裂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国亡国的危险增加,救亡图存的要求迫在眉睫。于是革命激进思想不可避免地盛行,而慢节拍的调适思想必然性地渐趋势微,最终被激进的时代所抛弃。严复启蒙思想最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严复的启蒙法律思想仍有其重 要意义。首先,它对中华民族摆脱愚昧思想的束缚起过关键作用。它摧毁了中国个人专治的政治法律制度,使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完成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没有严复启蒙法律思想,中国人民很有可能依然生活在蒙昧的人治时代,而人权、自由、法治等思想光芒不会闪烁在中华大地上。其次,严复的启蒙法律思想对现代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的启蒙和构建时期,这与严复所处的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严复的法律思想又找到了适宜其散光发热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