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思想的语言规划研究

【摘 要】近年来语言生态这个学科已慢慢成为国内外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作者通过梳理、阐述语言生态思想的起源、发展、影响，提出当前语言规划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语言问题，结合语言规划理论，最终提出从生态学视角研究语言规划、解决语言问题是一种可行并有效的研究方法。该研究在定量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基于生态思想的语言规划研究应更多关注定量和统计研究的方法。

【关键词】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生态；语言多样性

0 背景

从美国语言学家Haugen 1959 年第一次提出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至今，这个学科的发展也有近50 年的历史了。[1]伴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语言问题，如何在继承语言规划研究者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宜的语言规划架构，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从一些学者对语言规划的定义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规划领域的学者对语言生态和语言多样性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学者认为所有“语言问题”的共同核心是多样性，因此语言政策的根本使命是多样性的管理。Mühlh・usler[2]认为：按照生态学的观点，语言规划已不再是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过程，而是一种旨在保持人类交际系统最大多样性的活动。刘海涛[3]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规划的新的认识，其中的“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语言规划不是要消灭语言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这种多样性；语言规划也应该考虑受众的感受，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影响”都反映出语言生态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规划研究的重点问题。

1 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从20 世纪70 年代起，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人们对环境的关注与日俱增。人口的急剧增长、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污染、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导致生态环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物物种及遗传资源多样性损失严重，许多生物物种濒危。许多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开始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以语言多样性为核心思想的语言生态观越来越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和重视。生态语言学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简称EL） ，又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语言学和生态学结合而形成的语言研究新兴领域。“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各种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4]Mühlhaüsler[2]指出，语言环境涉及语言与现实世界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等方面；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 [4]Haugen[5]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的语言生态隐喻学说奠定了语言生态学研究的主流模式。1990 年，M. Halliday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强调语言学家不可忽视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应当作出新的思考，从此产生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研究范式。奥地利生态语言学家Fill[6]认为Haugen[5]与Halliday 的论文引出了人们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把生态学作为一种隐喻来理解，也就是说把生态学理解为环境中的语言，这种方法关注语言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着力于调查、记录及拯救地球上濒危的语言；另一种是从生物的角度来看待生态学，认为语言在环境发展与环境恶化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是不难发现的，而对环境问题进行语言研究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在随后数年中，又有不少学者、专著探讨此方面的问题，如，生态语言学读本：语言、生态和环境（Fill & Mühlh・usler）[7]；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态：语言规划的当前问题（Liddicoat & Bryant）；语言进化的生态学（Mufwene）；语言生态（Palmer）；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态（Mühlh・usler）[8]；生态语言学研究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展望（ Fill，1996）；对语篇的生态批评分析（Jung，2001；Gerbig，1993；Mühlh・usler，1996）等等。在诸多论著中，1997年，Kaplan 和Baldauf 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9]一书是对语言生态的研究贡献最大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考察现有各种语言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生态观。本书当中的诸多变量是描述语言状况时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如，“语言消亡”、“语言变化和语言扩散”、“语言融合”、“语言接触”等。最后作者还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生态模型，并且用生态理论分析了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语言生态系统，这对于其他国家语言生态系统的描述，有较大的借鉴意义。这两位作者2003 年所著的《太平洋地区语言和语言教育规划》[10]一书的第12章对语言生态的模型又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国内方面，许多学者对语言生态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2 基于生态思想的语言规划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规划领域的学者对语言生态和语言多样性的关注越来越多，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语言规划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在语言生态思想的视角下，语言规划被看作是与自然生态因素和文化生态因素息息相关的一个过程，它关注的是如何确定这些维持语言多样性的生态因素和保持语言多样性最大化的问题。因此，语言多样性被看作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前提。基于生态思想的语言规划，简称生态语言规划（Ecological language planning）的重要任务是调查语言和其他参数之间的生态链接以减少语言问题的发生。因此，生态语言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加强对特定生态环境中的语言多样性和这些语言之间链接的系统和环境的支持，达到一种生态的平衡而不再需要任何管理。

基于生态思想的语言规划和以往的语言规划研究是不同的。生态语言规划与传统语言规划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规划的目标，多样性而非仅仅标准化；第二，规划的方式，集体参与胜过于专家管理。传统的地位规划关注的是个体语言的等级地位，生态地位规划（Ecological status planning）的目标在于达到不同语言地位之间的最大平衡；传统的本体规划更重视个别语言系统的标准和规范问题，而生态本体规划（Ecological corpus planning）关心的不仅仅是语言的标准化问题。[11]生态视角下的语言规划还具备以下一些特点：不仅仅考虑系统内部的因素，更重视外部环境；对单一文化主义危险的认识；对自然和人力资源限制的认识；长远的眼光；对促进健康生态的因素的认识。

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规划研究时常受现代语言学中结构和生成学派假设的约束，生态语言学的出现为语言规划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会，学者可以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以往语言规划的实践，同时针对语言问题提供了更全面更丰富的解决办法。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往的语言生态研究常常出现定量不足的情况，没有形成真正的生态模型，大部分的研究都属于定性研究，仅仅借用生态的说法，而没有借助统计的研究方法。Abram de Swaan在《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12]中介绍了语言的Q值理论，描写了一种语言获得核心地位的过程，Q值恰当地标示出了一种语言在整个语群中的地位，可以简便地显示语言大致的交际价值。以往语言学习者对于语言的取舍仅仅依靠的是印象、直觉或第三方建议，而不是建立在充分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目前，关于语言技能分布的统计数据还不够充分和精确，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技能数据都很匮乏，无法进行更细致的计算。根据现有数据计算出来的Q值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说服力的。Abram de Swaan不仅提出了决定Q值的两个因素，即语言的流行度和中心度，还给出了计算一种语言交际价值的公式。这套Q值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很可能会选择学习最能提高他们言语库Q值的语言，从而导致某些语言（如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另外一些语言的地位越来越低，直至最终被使用者弃用。与此同时，人们也应该注意到，要想使自己的语言成为具有高交际价值的语言，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该语言的Q值。 William J. Sutherland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 Parallel extinction risk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and species[13]中利用相关数据和函数关系分析了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以鸟类和哺乳动物类为例）与人口规模、地域面积、所处纬度、森林面积、海拔高度等因素的比例关系。语言、鸟类和哺乳动物类在人口规模大、地域面积大、森林面积大、海拔高度高、所处纬度低、多山等情况下显示出更强的多样性。通过对鸟类和语言的威胁的对比，Sutherland得出的结论是，当前语言面临的威胁远远严重于鸟类。有记录的濒危语言已经非常多，在世界上的357种语言的使用者已分别不到50人。Sutherland利用数据分析出语言使用的下降率和人口规模成反比，使用频率和交际地位较低的语言将会越来越不被重视，直至消亡，因为当语言成为稀有语言时，就不再具有吸引语言学习者学习的能力，使用和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将会越来越少。最后，他还指出尽管语言濒危的国家或地区伴随有更大的生物濒危的可能性，而且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模式几近相同，但造成二者威胁的原因却是有所差异的。

通过对该方面研究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该研究在理论研究，即定性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定量研究和采用统计研究方法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以上两位学者新颖的研究模式值得借鉴。

3 结语

综上，生态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界尤其是语言规划领域研究的重点。目前，众多学者们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濒危语言的研究方面，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方面，以及语言人权问题等方面。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它关系到人类的长远发展，它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领域。

结合语言规划的相关理论和语言规划的生态学框架，本文从语言生态思想的起源、发展、影响等多个角度，阐述这个学科的发展进程，作者认为从生态学视角研究语言规划、解决语言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针对定量研究和采用统计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不足的情况，Abram de Swaan和 William J. Sutherland的著述给我们展示了研究语言生态的新视角和重要方法，告诉我们应该借助统计的方法和实际数据来分析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如针对某种语言建立跟踪观察记录的机制，随时间的发展和统计的数据来分析该语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群中所受到的（或给予别的语言的，或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威胁。最终通过对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形成一套集实施、评估和修订于一体的语言生态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各种因素对于语言规划行为的影响，以及对被规划语言发展的影响等。这些是当前研究语言生态问题所急需的。

【参考文献】

[1]刘海涛.语言规划的生态观――兼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M].北华大学学报，2007：51.

[2]Mühlh usler， P. 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M].London & New York：Paul & Co Pub Consortium，2003.

[3]刘海涛.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M]//陈章太，主编.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55-60.

[4]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110-115.

[5]Haug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C]//In Fill & Mühlh usler （eds.），2001.

[6]Fill，A. Ecolinguistics ―State of the art 1998[C]//A. Fill & P. Mühlh usler （eds.），2001.

[7]Fill，A. & P. Mühlh usler.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Language，Ecology and Environment[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1.

[8]Mühlh usler， P.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cology[C]//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00，1（3）.

[9]Kaplan， R. B. & Baldauf， R. B. Jr..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M].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1997.

[10]Kaplan， R. B. & Baldauf， R. B. Jr..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2003.

[11]Mühlh usler，P.Linguistic ecology：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region[M].London：Routledge，1996.

[12]艾布拉姆・・斯旺.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13]William J. Sutherland. Parallel extinction risk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and species[M].Nature，2003，15：276-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