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福会》和“虎妈”中的母女关系的嬗变看华裔两代女性的自我身份的构建

时间:2022-05-30 03:16:35

从《喜福会》和“虎妈”中的母女关系的嬗变看华裔两代女性的自我身份的构建

摘 要: 谭恩美的《喜福会》自从1989年出版以来,对其的研究便络绎不绝,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和解读小说中的中国母亲和美籍华裔女儿在美国社会的生活,通过母亲与女儿不同文化身份和文化差异在构建自我身份时产生的问题与矛盾,对母女关系进行解读,反映出两代华裔女性秉承双重文化身份的微妙态度和观念的变化,以窥新一代华裔子女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进一步认知情况。

关键词: 《喜福会》 华裔女性 自我身份 母女关系 “虎妈”

《喜福会》描写了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从误解、冲突到理解的故事。《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似乎是一种自由权威的斗争,母亲代表着权威,试图用自己的观念去塑造女儿,拒绝女儿的独立;女儿象征着自由,竭力否认母亲的权威,摆脱母亲的影响。其实在这种表面象征之下,隐藏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母亲固守中国文化传统,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设计女儿的未来。就是说,需要中国的性格与美国的环境相结合。她们希望女儿们依靠中国人的特点去抓住由美国环境提供的一切良好机遇,一旦女儿们不按照她们的期望去做出她们认为正确的选择时,她们就会非常生气;而女儿将中国性格和美国环境这两者弄得水火不容,她们更希望的是寻求自身的自由,完全赞成美国方式而摈弃离她们遥远又深不可知的中国方式。

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家庭”这一语言符号的“能指”(signifier)被赋予不同的“所指”(signified)意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的相互依赖关系。而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鼓励个人奋斗,强调自我实现和独立意识,父母则有意识地断绝与子女的心理联系。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折射出中美家庭文化中“相互依赖”与“个人奋斗”、“绝对服从”与“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的冲突。

冲突表现一: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不同家庭观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母亲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所成就,以便光耀满门,给家族添光加彩。而小说中的女儿们则信仰美国文化中的“个人奋斗”、“个人价值”,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别人无关,而且没有义务承担光宗耀祖的“重任”。母亲们来自旧中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中国儒家文化教育子女应尽心孝敬父母,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否则便有悖祖训,不守孝道。而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和张扬个性的国家,在美国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女儿们,对母亲们中国式的严格管束自然是一味反抗。所以当母亲们以忠孝观念要求女儿们时,女儿们则觉得不可理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犯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

冲突表现二:两代女性的语言交流障碍。小说中的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还体现了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权力冲突。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在这种文化落差和文化夹缝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处于劣势的母亲,在异国他乡缺乏社会支持,仅有的精神支持、残留的世界观认知——东方文化必然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压抑,使得母女双方在种族与文化壁垒的阻隔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失语”的状态。

然而,母女关系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趋于融合。华裔子女长大成人之后,在事业上、感情上经历了挫折逐渐成熟,感到与中国文化血脉相连,不可分割,也感到父母的一片苦心,两代人从对抗走向沟通和融合。这种了解和震撼不仅仅是孩子们对母亲们的理解和压抑在心底的对母亲的爱的复苏,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和认同,女儿们终于领悟到应该珍惜中国文化,两代人终于从对立走向融合,因而她们的融合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于是,在走过了从冲突到逃避的“失语”之后,母女双方重新审视彼此的行为,开始主动了解,接受彼此的差异,并积极探寻和解的方式,最终排除误解,打破沉默,结束“失语”状态,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让我们一窥现代华裔家庭教育下的母女关系的新演变。2011年华裔母亲“虎妈”出版《虎妈战歌》一书,讲述了虎妈如何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成功地管教两个女儿成长的故事,使东方和西方教育均受到震撼。像这种现代美国华裔家庭教育中,母亲“另类”的教育模式颠覆了第一代华裔移民的文化认同理念和家庭教育理念。和《喜福会》中的第二代移民一样,虎妈从小就为自己能融入美国社会而自豪。她一方面为美国能提供她和她的家人如此优越的环境而心存感激,另一方面在慢慢有“他者”身份认同的困惑后,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负担,更是一种殊荣。这点和《喜福会》中的女儿们有绝对的不同,也许可归功于中国国力的强大给华裔移民越来越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处于异质文化领域中的先导优越感强烈地压制住第一代移民普遍存在的自我身份对抗心理,更明显地体现在两代华裔母女的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

《喜福会》中的母亲形象和“虎妈”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对女儿怀有“望女成凤”的高期待,希望女儿们能在美国主流社会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母亲实施精英教育的动力源泉。美国社会给华裔设定的生存空间太狭窄,华裔移民迫于残酷社会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勤劳,不得不重视教育,不得不期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所以相当多的华裔父母用他们以为会成功的方式教育孩子们。这些跨代但相似的教育方法都体现了亚裔东方民族骨子里的坚忍不拔、不轻易认输的精神,无论父辈是在屈辱中接受异质文化的压抑还是成功的父辈的光辉奋斗史,都改变不了这些华裔母亲对子女通过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教导。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导的方式不同和母系自身性格的微妙差异导致母女关系的不同表征。

参考文献:

[1]Tan,Amy.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Ivy Books,1989.

[2]程乃珊,严映薇.喜福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外国文学,2001.

[4]谭岸青.女性权威叙事的范式[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3(3).

[5]梁素芹,荆楚.寻梦人的内心世界——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探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12):56-58.

[6]凤凰卫视编著.唐人街:全球华人生存状态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本论文为南昌工程学院青年基金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课题编号为2010SK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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