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史学教材与课程设置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形势，延安的史学工作者针对青年思想实际，编纂和制定了具有革命与时代特色的教材和课程体系，开展革命政治教育。教材的编纂就是坚持“教材要抗日化”的原则，在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在教材的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的环境。通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延安青年的知识储备和思想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史学教材毕竟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时代烙印。

【关键词】延安青年；史学教育；史学教材；史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K26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6―0074―07

抗战爆发后，针对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开展史学教育，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凸显史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是延安时期史学教育的重要特点。然而翻检近年来的相关成果，其中论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比比皆是，关于延安教育的成果也不乏佳作，但针对延安时期史学教材与课程设置却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谫陋之究，以期抛砖引玉，冀望学界能有更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

一、史学教材编纂的背景与基础

1930年代初期，日本就开始利用从武力到文化的一切力量，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地动员了”[1]。鉴乎此，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中国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2]348通过史学教育为抗战服务，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环。

抗日战争的总目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需要利用各方面的知识来为抗战服务，“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于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3]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4]534革命教育家吴玉章也说，历史科学不仅“能十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这种胜利条件的知识”，而且还能“激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就是说“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迹得来”。[5]因此，“在这个很需要发P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1一言以蔽之，“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1]史学教育与抗战的关系可见一斑。而延安史学的发展兴盛，则为史学教材的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一些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与广大爱国学人，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需求。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倡导史学研究，使得延安史学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1937年3月，由组织建立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可谓延安时期最早的史学研究机构。由他编纂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范文澜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分设三个组：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其中叶蠖生撰写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利用各解放区负责人集中在延安学习之际，“分头访问，搜集资料，并同《红色中华报》和《向导》杂志上的材料相印证，编成初稿”。[7]75这部书稿亦是中国共产党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内战期间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的全过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室也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开展专门史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等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中共党史研究。1942年至1943年间，为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需要，中共中央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二部党史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此前中共党史的基本状况，促进了党史研究的深入。

除此之外，延安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发展。早年曾治经学和中国古代史的范文澜辗转到达延安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作了首创性的系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由范文澜撰述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新史观指导下编纂的一部新型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其开创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8]339。延安青年史学工作者尹达著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在这里我把新的材料贡献给同好的学人，也许还会有一点益处。”[9]222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陈伯达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何干之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何干之于1937年撰写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近代通史方面，由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两度结合， 由范文澜所奠定的中国近代史基本框架，更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10]

总之，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在中国抗战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成就，在鼓励史学研究的政策下，延安史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教材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史学教材编纂的原则和课程的设置

延安时期，大批青年怀抱激情理想奔赴延安，然而他们（甚至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在理论上却没有太多的基础。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特点编纂教材，设置切实可行的课程体系，成为当时延安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战时教材的编纂，要坚持“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4]356。就史学教材而言，就是“教材要抗日化”，在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在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环境，“历史课本的编排是先今后古，中外混合的。”[11]130在历史观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彻底推广起来，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能把社会历史严格地当作科学对象来研究，能使我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上掌握到精密的科学理论，以便于指导我们的革命的实践。” [12]要注意借鉴苏联历史教材的编写经验。师哲曾专门就此撰文指出，历史教材的编写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结合。“教科书及教授本身，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提供给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而不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的规式，代替了本国历史之有系统的讲述”。因此在编纂教材时，要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牢固地记忆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这都是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有可能”。[13]在注重事件的同时也要注重论理，“由历史的到论理的”，在大纲和提纲的编制中，“在体系上，须使历史的叙述同论理的说明之间，保持有机的辩证的联系”。[14]

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也是革命战争。历史教材的编纂既要注意世界革命运动史，也要注重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学习马列主义，“还必须研究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纲领，给我们以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知识。”当然，“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的党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华民族已有数千年历史，自然有它自己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和许多宝贵的遗产。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民族，接受它数千年历史的宝贵遗产，就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5]208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编写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6]298根上述原则和方针，延安时期编写出版了供青年学生学习的历史教材，既有通史类教材，也有断代史教材，既有中国革命史教材也有世界革命史教材。其中颇有影响的教材主要有以下几本：

通史类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由范文澜等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范文澜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编写这部中国通史读本，目的是便于学习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分别于1941年、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也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新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初步研究。对这部教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7]170作为一本教材，该书还兼具文字精练纯熟、通俗易懂、“文史兼通”的特点，从而减少了青年读者阅读的困难。

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开创之作。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习，汲取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理解并掌握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也是该教材最见功夫的地方。虽是一本教材，但由于“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得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及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有一席之地”。延安时期的各类院校，无论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还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课程，一般都把这本书作为教材或蓝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参考了这本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本，印行20次以上。由此足见它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本。[18]451-452

关于世界革命史教材，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由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该书共2卷，第1卷主要记叙资本主义发展前期西欧各国革命运动史；第2卷主要讲述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各国的革命运动史。在该书的长篇“绪论”中，针对为什么要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这一问题，开宗明义地指出：“简明的答复，就是为了中国今天的革命，同时也为了中国将来的革命。”认为，无论是中国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中国社会最终必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借鉴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研究和学习近代世界史的根本目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善于发掘这些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以供今天以至将来中国革命之参考。”[19]9但是也指出：“中国革命也有中国革命的许多特点”，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国情，“恰当地运用那些过去各国革命中可以运用的经验教训”。《近代世界革命史》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专著。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延安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教材。这部教材于1939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是延安青年学生的必读历史教材，必须“学到底”，要“不偷、不装、不吹”，认真阅读。因为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并且“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只要有空余时间，“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20]242。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这本党史著作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成为抢手货，1940年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历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21]

青年学员中还有文化水平较低者，上述教材毕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针对一些人“难于阅读大型书籍，并且不易获得这类书籍。所以需要为他们编辑一批必要的通俗的小型读本，这样的读本又可作为下级干部的教科书” [22]。于是延安史家还编写了不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读物。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大多围绕抗战的需要，选取抵御异族入侵的抗敌素材，体裁和语言上尽可能适应文化较低人群。“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就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23]因此，延安出版的报刊、中央领导的讲演、报告、论文以及《解放》《共产党人》《新中华报》上的重要文章，都是青年学生的学习材料和教科书。

延安时期的史学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史地常识”等。

“中国革命问题”是青年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主要是从中国革命运动史讲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政策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部分。课程特别注重讲授中国近百年来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中国现代革命史”这门课程，是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并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设立的，这门课程主要讲授党在过去的战略策略，使用的教材是由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社会发展史”是在上述课程讲授基础之上开设的一门课。这门课程在一些学员中有一个有趣的称呼――“猴子变人”。主要内容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普遍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权的更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帝国主义阶段矛盾重重，因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在讲授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人类最崇高、最理想、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愿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主要是讲授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发展历程，使学员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概。课程特别注意讲授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最高领导机构等问题。

“革命文选”课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涉及宣传劳动、斗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反小资产阶级情感，反自由主义、反教条主义等。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引导学员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与正确的思想方法。同时，为了能够引起学习兴趣，所选文章偏重“行文的生动、泼辣，并涉及各种体裁、以资调剂”。革命文选的学习主要是为配合教员的讲授，“以自己阅读为主，阅读后再进行漫谈”。[24]185

“边区建设史”课主要包括“边区革命及建设史略”“三三制及政权问题”“文教政策”“经政策”“司法政策”等内容。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员了解边区建设历史、现状、前景及具体任务，培养他们对边区建设的思想感情和献身于边区建设的决心。

“史地常识”是一门文化课，其中历史课着重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即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简史。文化水平较高者酌量讲些中国古代史，使学员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及发展过程。中外地理概况的授课对象是全体学员，其中中国地理着重使学员了解抗战形势，世界地理则着重讲授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当然，史学教材与课程的学习只是青年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之外广泛涉猎，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去读书，形成读书和学习的高潮。曾建议抗大的青年要开展读书竞赛活动。他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25]56

三、史学教育的成效及时代特点

延安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前，知识背景千差万别、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统一的史学教育，无论是他们知识的扩展储备，还是思想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毕竟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时代烙印和特点。

不少初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准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安吴堡青训班学员入学测验时，“有许多大学生连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或是简单的政治常识都不大熟悉，也竟有些初中学生由于自学的努力，政治了解程度远在大学生之上”[26]76。陕北公学对刚入学的青年学生进行测验后，同样发现“入学测验的政治问答很多是不及格”。[27]546再加之思想背景复杂，社会成分多样，“对这样复杂的教育对象来进行教育，当然会感到极大的不便与困难，这是任何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现象，恐亦为许多教育家们所难于理解甚至无法理解的问题”[28]。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学员们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陕北公学原来入学测验不及格的学生，“毕业时多数能答对90多分以上” [27]546。抗大在一次总的检阅中，他们各方面课程的测验结果，不仅总的成绩是很优良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奇迹，“这就是他们个人与个人之间、班与班之间、队与队之间平均分数的差别，全部都没有超过十分以上，这就是说，全体学生的测验成绩都在八十多分到九十多分之间”。原来千差万别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那种程度不一的距离逐渐缩小，一直缩小到很小的限度。”这种教育进度的平衡发展，在罗瑞卿看来，“就在一切的学校，恐怕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形的吧？另一方面，程度不一的现象，任何的学校都不会有如我们这个学校的差别之大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 [28]36

不仅如此，学员们的知识储备也有了极大的拓展。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虽然学习热情很高，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社会发展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等，一般都知之甚少。许多学员后来都回忆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史学课程，因而当时听起来是很新鲜的。特别是“社会发展史”这门课，不少学员都是第一次知道“猴子变人”这一人类进化史的问题。抗大学员陈鹤桥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这些课程时，就是第一次了解了“猴子变人”的学说，从而“懂得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感到既新鲜又解渴。他像久旱的禾苗吸吮雨露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拼命汲取革命知识养分”[29]248。等中央领导给陕公青年学生讲课的内容，学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他们在讲课的过程中，经常联系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他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学员们听了耳目一新，参加过实际斗争的干部，思想震动更大，多年来心中的疑团，豁然冰释，对党内斗争的种种问题，找到了思想根源”[30]31。

初入延安时，有不少学员曾对学习历史课程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已有过一定工作实践的青年学员，认为不学习历史照样可以工作，对于历史学习产生过疑惑。甚至有学员说：“我们满腔热血，不顾一切艰苦，跑到延安去学习一切抗战知识，哪晓得他们却教了我们些马克斯（思）主义，统一战线，还要我们加入共产党。试问这些玩意和打日本鬼子有什么关系？”[31]21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历史学习，正如成仿吾所说：“在灌输历史科学思想方面，我们也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使青年们了解了社会进化的法则，和应该怎样来改造这个社会。”[32]22王平凡回忆自己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经历时就指出，当时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何定华老师，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动而深刻地阐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真理。王平凡说，何定华老师在讲授太平天国时，提到石达开败走四川，到达安顺后，被清政府反动武装包围，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红军长征时，也有一路武装是从安顺场地区渡过大渡河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巧合。但何定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历史是绝不会重演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怎能与石达开相提并论呢？”正是由于“何定华老师这课生动的历史课，使我们进一树立了中国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坚强信念”。不久他就体会到：“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很难顺利地进行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两段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一经接触，并用以观察现实的革命斗争，就发现了它的无比威力，成为我们铭刻在心、永远不忘记的真理。”[33]244-245

更为重要的是，史学教育也极大地影响了延安青年的人生历程。举凡在延安学习和战斗的青年，无一不对当年所接受的教育感怀不已。一位抗大学员就说，他在抗大接受的教育，“有广泛的普遍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抗大的“每一项实际活动，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生教育，丝丝入扣，刻骨铭心，触及灵魂，令人经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在抗大受到的人生教育。在青少年时期，经过抗大的洗礼，奠定了终生走革命道路的信念，至今仍是激励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支柱。之所以能够如此对待生活，而且生活得充实有意义，在他看来，就是与在抗大教育的深刻影响分不开。[34]273、279一位陕公学员也深情地说道：“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的每一个足迹都刻有陕公的印记。陕公，她把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庄严仪式、入党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至今仍然给我鼓舞和力量。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漫长历程就是从陕公起步的。”他高度称赞陕公的教育效果：“三个月的时间虽短，但学风很好，联系实际学习，很能解决问题。”[35]34

综观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其成效无疑是极为突出的。它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青年学员自身的精神塑造和人生历程，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当时条件下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

就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很难称得上是专门的史学教育，而是涵括在革命政治教育范畴内的一种特定的教育模式。延安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所要学习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方向”[36]119。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他说：“一次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革命战争教育运动与之相辅相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这一伟大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37]就是说，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何干之即说：“一切历史的东西，只是学究书痴子的玩意儿，实一种极偏颇的看法。” [38]121-122，268叶蠖生也说：“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更密切的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抗战派则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1]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革命的政治教育”。成仿吾说：“我们的政治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和旧学校根本不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30]31正由于如此，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延安教育，皆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所谓史学教育实际上是涵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展开的。

从教材与课程体系来看，当时的教材主要侧重的是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方面，因此课程的设置是较为单一的。当年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在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交谈时，也不否认课程设置的单一。他说，延安青年原本“需要以^高的学术标准为目标”，但是因“没有财力和时间，只能办短期的特别训练班来满足军队和总动员的最迫切需要”，因而学员的知识结构“当然是肤浅的。”[39]252-253实际上，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仅课程单一，而且具体内容也是有所侧重的。当时的史学教育主要是从现实出发，从革命斗争出发，因而在当时一些人看来：“中古以下的历史，则大部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改编。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而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40]164个中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当时史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从教育的过程来看，“短、平、快”是当时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而言只是接受几个月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尽管适应了战时需要，但却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叶圣陶曾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41]45如果以此来看，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显然更多关注的是“实用价值”和“训练价值”，而无法关涉到“文化价值”。注重实用技术，注重社会实践，本无可厚非，但在具体执行的中也有偏向，比如有时狭隘地了解实际，勉强地联系与实际，使教学内容陷于支离破碎；过多地强调生产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课堂教学，影响了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在开展史学教育的过程中体现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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