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监禁刑适用的探讨－论文

【文章摘要】“刑法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其业已犯下的罪行；刑法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随着人权主义理念的不断深入，刑罚的人性化、科学化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司法的必然选择。从野蛮、残酷的肉刑到监狱中执行的自由刑再发展到今天不在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非监禁刑体现出了人类司法文明化的步伐。但作为刑罚文明化标志之一的非监禁刑在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本文从非监禁刑的内涵出发，结合当前我国非监禁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程序公正 刑事诉讼法非监禁刑 制度改革

非监禁刑内涵的厘定和外延的确定，是研究非监禁刑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

一、非监禁刑的内涵

非监禁刑研究尽管20世纪70年代即肇始于国外，但由于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理论学派对于非监禁刑的相关研究和理解不同，到目前为止，不仅有关“非监禁刑”这一术语的称谓尚未统一，而且少有对其内涵的明确界定。

在我国，随着刑罚制度改革的推进，有关非监禁刑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一般只概略地涉及其所涵括的内容和类型，对其内涵予以界定者，则似乎仅限于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狭义）认为，[①]非监禁刑包括限制自由刑（管制）、财产刑、资格刑及驱逐出境四类。死刑虽然也具有非监禁刑属性，但是，因为其比监禁刑还重，不能算作典型意义上的非监禁刑。

第二种观点（中义）主张，[②]非监禁刑是相对于非监禁刑而论的，是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和，主要包括：非监禁刑刑种（有管制、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和非监禁刑罚制度、措施（有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制度）。

第三种观点（广义）则提出，[③]非监禁刑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形式制裁方法的总称：它包括：避免审前拘留的非监禁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审判时使用非监禁制裁（有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审判后适用的非监禁措施（有缓刑、监外执行、假释）。

笔者认为，非监禁刑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者尽管在行刑主体、行刑场所以及行刑内容上存在着“监禁”与“非监禁”的对立，但在本质上都是“刑罚”这一大家庭的成员，是对犯罪人所适用的强制事先其刑事责任的一种途径或者方法。由此决定，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审前非监禁措施，尽管具有非监禁的性质，但却并非系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方法，而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强制措施。若采取广义说，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审前非监禁措施纳入其中，势必人为导致刑事责任理论的混乱。而狭义的非监禁刑说，将非监禁刑完全局限于纯粹的非监禁刑刑种范围之内，不仅使得非监禁刑这一代表当今世界刑罚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的新型行刑模式所具有的动态性、开放性、合目的性的价值意蕴几乎消弭殆尽，从而也极大地妨碍了非监禁刑作为监禁刑替代措施所具有的消除监狱化、提高刑罚适用效益、最大限度地顺应和尊重人性、增进人类自由等机能的充分发挥，同样有失妥当。刑罚、非监禁刑、非监禁执行方式、审前非监禁措施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略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更倾向于折中的观点：非监禁刑是审判机关决定的对犯罪人在监狱之外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而将非监禁刑的种类分为两部分：一是非监禁的刑罚种类。包括管制、没收财产、罚金、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二是监禁刑的非监禁执行方法，包括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

二、非监禁刑的特点和价值意义

与监禁刑相比，非监禁刑具有这其无法比拟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正是人们研究和倡导非监禁刑的重要原因。

（一）、非监禁刑更具有刑罚适宜性。

对于许多轻微的犯罪而已，非监禁刑更具有刑罚适宜性，[④]即非监禁刑在严厉性等方面适合于大量的轻微犯罪。非监禁制裁，可以达到惩戒、教育的目的，他们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性，不致再次犯罪，而没有必要对他们实行更加严厉的监禁制裁。而监禁刑不可能使大多数监狱犯发生任何改善，也不可能使罪犯的社会处境有任何改善，反而可能使犯罪人变得更坏。[⑤]同时，从刑罚的种类来看，非监禁刑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情节和犯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使用，真正做到罪行相适应，完全实现刑罚的个性化。

（二）、非监禁刑有助于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

在传统的监禁刑适用时，犯罪人被监禁在监狱中，他们与社会分离开来，职业、家庭关系等深受监禁的损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受到一起服刑的其他犯罪人员的消极影响，容易交叉感染，形成监狱人格。这使得在监狱中服刑的犯罪人员被改造的成效不大，减小了其回归社会的可能性。非监禁刑则刚好相反，它没有将犯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不影响他们日常工作，不影响家庭生活，阻止了他们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而陷入犯罪生涯和变成习惯性犯罪人。同时伴随着非监禁刑实施的社区矫正计划，可以及时纠正他们的一些不恰当的观念和想法，使他们的价值观得到改善，社会生活能力得到提高，减少了其回归社会的阻碍，有助于犯罪人再社会。

（三）、非监禁刑可以降低行刑成本

毋庸置疑，在执行非监禁刑的过程中，其行刑成本要大大低于执行监禁刑的行刑成本。突出表现在：首先就人力资源而言，不同于监禁刑，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人刑罚的执行依靠国家多个执法部门的相互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倚重于社会的力量对其进行教育矫治，执行的责任被合理地分摊。因此对于相同人数的犯罪人，执行非监禁刑的国家执法人员的数量可以大大少于执行监禁刑的国家执法人员的数量；其次就经济资源而言，当今社会是一个监狱人口不断增长的社会，许多国家都在面临着监狱犯罪人员数量持续增长的局面，造成国家在监狱管理领域的花费急剧增加。而非监禁刑的执行只需对其活动范围、内容等进行监管，而不必专门修建监狱和其他相应设施，不必支付运 转和维护这些设施的资金，可以大大节省相关费用的支出；最后就心理资源而言，非监禁刑的执行并没有阻断犯罪人与社会的接触，对犯罪人及其家属等相关人员的心理损害极小，这就相应地减少了社会对其心理重建的费用。

（四）、非监禁刑有利于减低再犯罪率

现代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预防犯罪。非监禁刑将罪犯集中到监狱服刑，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容易交叉感染、形成监狱人格、造成心理缺陷等负面影响外，往往还因在监狱服刑期间无法及时汲取社会资讯、系统学习文化知识和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导致犯罪人与社会、家庭脱节，使其回归社会后无法适从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与之相反的是，非监禁刑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和威慑力，能够发挥阻止他人犯罪的作用，同时犯罪人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有亲属、学校、单位和相关部门的教育和管理，从而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降低其再犯罪的可能性。

（五）、非监禁刑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刑罚观念和刑罚哲学正向着轻型化方向发证和演进，刑罚的不可避免性的威慑效果要大于刑罚的严厉性，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种社会趋势下，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刑罚的人道主义要求尊重罪犯的个体价值和社会地位，公平对待所有罪犯，发挥其个体最大化价值。根据具体犯罪情节对轻微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证实对犯罪人有改正错误权利的一种尊重，对他们有权适用社会、重返社会并有资格成为社会合格成员的权利的尊重，是更高一层意义上的人权，[⑥]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

三、我国非监禁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长期受到重刑主义观念的制约，在刑罚的选择上，社会公众认为关押罪犯是惩罚罪人的好方法，司法人员恐怕受到打击不力的指责，在定罪量刑时，大多选择适用监禁刑。这样的法律思维模式严重阻碍了非监禁刑功能的发挥。非监禁刑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和教导梳化犯罪人的心理。但是在非监禁刑的适用上，更多反射出刑罚的惩罚性，而偏离了非监禁刑的作用。非监禁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有很大的独立适用空间，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监禁刑总是作为附加刑使用，即使是在独立适用非监禁刑的场合，也往往适用量刑中的重刑。这种重惩罚轻教育的工作理念长期占据我国刑事政策的主导地位，使我国长期处于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模式，阻碍了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发展。

（二）、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非监禁刑种类单一

在现代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犯罪现象，拥有种类丰富的非监禁刑才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非监禁刑体系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对不同的犯罪以及不同的犯罪人采用不同的校正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刑法中，对非监禁刑规定的种类非常多。比如，《德国刑法典》规定了大约14种非监禁措施，《意大利法典》则规定了约25中非监禁措施，[⑦]其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刑为主转入社区矫正为主的非监禁刑模式。

由于我国历来注重非监禁刑的使用，非监禁刑措施一直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所以非监禁刑的措施的种类较少，主要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非监禁刑只有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5个刑种，以及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3个非监禁措施。

2、刑种设置不合理

（1）、管制。

从判决执行前的羁押期折抵刑期的比例看，管制是重于拘役的，且管制还不能适用缓刑，因此，“管制刑的存在有损刑罚的科学性，也表现在给数罪并罚带来麻烦上”。 管制刑所确定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的所遵守的条款，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第39条规定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服从监督是指服从谁的监督,是否执行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都要服从,若服从,又应服从怎样的监督,监督机关或监督人又该如何监督,立法对此都没有详细的规定。因为在实际上未对罪犯起到足够的约束作用，对其惩戒效果一般。

(2）、剥夺政治权利。

何为政治权利？我国刑法第54条对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其主要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犯罪频发，各个犯罪发生的原因、形式、手段、后果也各不相同，仅从政治方面确定应否适用该刑罚，显然不妥。此外，剥夺政治权利刑使用的方法也有缺陷，剥夺政治权利作为刑种之一，有多项内容，它一经适用，即多种资格全部剥夺，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⑧]有失公平。有些被剥夺的内容和资格可能跟犯罪性质毫无关系，也即罪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与罪犯所具有的这些资格无关，这就可能造成剥夺这些权利成为不必要，与预防重新犯罪也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3）、缓刑、假释。

缓刑和假释，在我国立法上存在着相同的缺陷：

对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第72条、第81条似乎都已作出明确且相类似的规定，但深究其字眼，我们会发现“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两条件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资操作的具体标准。

对不适用缓刑、假释的对象。我国刑法第74条、第81条分别作出了规定，即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以上两条文显然太绝对，不够合理。虽然，这类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较一般罪犯要大，往往具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因而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对其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但当今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各犯罪人由于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不同，其犯罪情况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对其应否适用缓刑、假释，也应当区别对待，否则就有着因刑罚适用得过于苛刻而有失刑法公正的危险。

（4）、暂予监外执行。

首先，适用的对象条件不合理。新修的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原法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两类罪犯适用情形的基础上，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纳入了适用对象的范围，看似有所放宽，却仅限于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意味着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若非是处于孕育期或者哺乳期的妇女，无论病情多么严重，甚至有死亡危险，也不能暂予监外执行。这与非监禁刑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相背离。其次制度规定得不健全。其次，制度规定的不健全。我国新刑诉法对服刑罪犯保外就医是否需要保证人、保证人的条件与义务以及法律责任仍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 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制定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取保人应当具备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罪犯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但该办法仅对取保人的条件作了规定，其余方面均为空白。由于法律对未尽义务的取保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导致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取保人“只保不管”，不能履行保证义务，使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失去应有的制约，难以尽到管束教育之责。第三，对比管制刑，暂予监外执行在立法上的空白更加严重，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遵守的规定，承担的义务，以及执行机关进行监督管理的程序等，法律都没有相应的规定，致使在实践中如出现上述问题处理时将无法可依。

3、社区矫正法律滞后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改革新举措，其重要地位连续在刑法修正案《八》及新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但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行在我国还处于摸索、推广阶段，矫正体系的构建还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和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一、社区矫正机构在法律上没有授权，矫正工作法制化程度不高，管理手段缺乏现代化、科技化，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不系统，从而导致监督考察活动流于形式；二、对外省市判处适用非监禁刑的犯罪人的信息不能及时送达到监管地区，以致监管工作滞后；三、对人户分离的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后，户籍地和居住地之间的工作往往缺乏衔接，出现两地均未接收监管的情况，托管、漏管现象严重。对于上述问题，我国法律既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也没有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立法上的空白使得社区矫正工作难以开展。

（三）执行机构不一

刑罚的执行是刑罚目的实现的强有力保障。然后目前我国非监禁刑及其措施存在多头执行、机构分散的状况，缺乏统一性，难以协调配合，使得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群殴过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有4种：审判机关负责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公安机关是执行非监禁刑的重要力量，承担着对管制、驱逐出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驱逐出境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监管的任务；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四是联合机构，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1条：“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附加适用或者单独适用，都有人民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表明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可以用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组成联合执行机构执行没收财产。这就使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出现了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交叉行使，不仅使行刑权过于分散，行刑主体职能重叠、错位等，且严重影响了司法执行的权威性，浪费了行刑资源，既不利于在行刑过程中全面贯彻法治精神，也不利于提高行刑效果。

（四）刑罚执行监督措施滞后

其表现是：第一、执行规范杂乱。由于我国在刑事执行立法方面的空白，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刑罚执行监督的规定主要分散在《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中，可供依据的法律偏少且零散，不便于检察机关执行；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但对执行刑罚行为的种类、人民检察院如何开展监督等都未作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第二、执行监督的内容不健全。当前检察机关侧重于对生命刑和自由刑的监督，对于资格刑的执行监督尚不够，对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则根本未能纳入检察机关的刑罚执行监督领域。第三、手段和方法薄弱，主要限于口头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三种，而缺乏具有震慑力的处罚性监督措施，大大影响了执行监督的效果。

四、我国非监禁刑制度的完善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刑罚逐渐从严酷走向缓和，刑罚的“科学时代”已经来到。作为人性化司法理念必然趋势的非监禁刑，因其自身的特点已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彻底改变以往重刑罚轻教育的观念，把刑罚的中心转到感化、教育上来，引导犯罪人从灵魂深处得到改造，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转变观念，坚持刑罚人道主义原则

古谚有云：“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刑罚作为最后一道对犯罪行为制裁，进而保障社会利益的措施，其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应该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公权主义保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相对应，人道主义侧重于保护个人利益。对犯罪人予以尊重和关怀，使刑罚的惩罚性和痛苦性转化为罪犯的赎罪心理，促使犯罪人恢复道德责任感，恢复自尊，助其改造从而更快回归社会，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坚持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就要求我们注意，在构建刑罚体系时，提升非监禁刑的重要作用；推进非监禁刑适用时，坚持以教育、疏导为主要作用；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满足犯罪人作为人的基本需要，给予犯罪人以尊重并引导其自尊。

(二）、适当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

由于我国法定的非监禁刑种类较少，客观上大大限制了非监禁刑的使用空间，在某些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的情况下，由于非监禁刑体系的不健全，促使司法工作人员选择了适用监禁刑。同时，由于非监禁刑种类的限制，司法工作人员很难针对不同的犯罪人以及不同的犯罪作出相应的非监禁刑选择，从而减弱了矫正效果。

事实上，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刑为主转入社区矫正为主的非监禁刑模式的欧洲国家，其非监禁刑体系也是在上世纪末期，为了适应社会变化，通过刑罚改革建立起来的，从适用的情况看，也是符合预防犯罪要求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类型的犯罪，其所侵害的客体和所使用的犯罪手段五花八门，建立种类丰富的非监禁刑制度是科学、合理处理新型犯罪的有效前提。如扩大资格刑的种类，如增加不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种类，如美国实行的家庭监禁、社区服务、英国实行的电子监控等制度，还有在国外流行的间歇的监禁、缓刑。[⑨]

（三）、完善现有非监禁刑的合理设置，扩大其适用范围

1、发挥管制刑的作用

管制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刑。但在新形势下，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进行了新的整合，管制刑在实际运用中遇到了瓶颈，但这并不是不可弥补的：扩大其适用范围，对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过失性犯罪和主观恶意较小、本人不会再次危害社会的故意犯罪，均可考虑适用管制刑，使其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犯罪。同时明确犯罪人在管制期内所应遵守的规定，增加管制刑的惩罚性措施，使违反规定的犯罪人承受一定的痛苦和损失，来提高管制刑的执行效果和威慑力。

2、完善缓刑制度

我国各地区均面临着缓刑使用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第75条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人规定了四项行为规范，但这些均属必要的标准条件，而没有裁量性的附件条件的规定。[⑩]因此我们可以增设进一步规范缓刑犯的行为标准，便于缓刑执行机关对其的考察。此外，应当在法律上确认专门的缓刑考察人员和机构，赋予其国家强制力。

3、提高罚金刑的地位，扩大其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罚金刑长期以来处于从属地位，使得罚金刑一直不被人所重视，适用率较低，这在根本上限制了罚金刑作用的充分发挥。对罚金刑的地位进行重新界定，将其确定为主刑，同时扩大其适用范围，对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害性较轻的过失犯罪和情节轻微的经济型、财产型故意犯罪，均可以规定适用罚金刑。此外对于严重的故意犯罪，可以附加适用罚金刑，既昂犯罪人接受自由刑等主刑的惩罚，又让犯罪人受到经济上的制裁。

4、消除剥夺政治权利的政治色彩，扩大其适用范围

首先要将“剥夺政治权利”完善为“剥夺或者 限制权利”从称谓上消除其政治色彩；其次要完善剥夺或限制权利的内容，从抽象的政治权利扩展到具体的社会权利，通过立法对权利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增加剥夺特定职业的从业权。

5、重新确立假释的刑罚地位

假释既能实现刑罚效益原则，体现刑罚人道主义，也能避免犯罪人在监禁期间的交叉感染、与世隔绝等弊端，促进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但由于观念及适用条件上的因素，造成假释在我国的低效率运行。因此借鉴国外非监禁刑的发展经验，针对我国非监禁刑的现状，重新确立假释的刑罚地位，将假释确定为非监禁刑种，使之成为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中的当然选择。

4 设社区服务刑制度

社区服务刑是指由法院判处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的非监禁刑。实践证明，社区服务在教育、改造和预防重新犯罪方面是较为有效的，因此，它也是目前世界各国使用得较多的非监禁措施之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将监禁刑作为主要刑罚方法，造成监狱关押的罪犯过度拥挤，有的监狱甚至达到了超负荷的状态。这既不利于监管，有时连罪犯正常生活的需求也难以保障。加上大量的罪犯又没有劳动岗位，无所事事，这不仅给监狱的安全和管理带来麻烦，也严重影响改造质量。因此，增设社区服务刑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四）强化执行管理机构的专业化

由自身的特点所决定，非监禁刑对执法水平的要求比监禁刑更高，只有高水平的执法才能发挥非监禁刑的功能。因此，在非监禁刑成熟的国家，一般都有专门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非监禁刑的执行。而在我国，非监禁刑既可以由审判机关来执行，也可以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应该说，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机关和监禁刑的执行机关是一个模式。这些人员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业务水平上，都与执行非监禁刑的要求不相适应，由这些机关来执行非监禁刑，既降低了司法效率，又无法发挥非监禁刑的功能。随着我国非监禁刑体系的完善，有必要建立专业的非监禁刑执行管理机构。这个非监禁刑执行管理机构应独立于监狱执行体系之外，根据非监禁刑的特点对其执行进行管理和监督，并适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效果做出评估报告。

（五）完善刑事非监禁执行监督的机制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但是，具体如何监督，特别是对非监禁刑的监督，则缺乏明确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缺乏有效性。为改变检察机关监督不力的现状，在制定刑事执行法时，可单独对刑罚执行监督的内容规定或单独制定刑罚执行监督法，以统一地规范刑罚执行监督行为。对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可考虑在区县级司法局矫正机构内设立派驻检察室，专门对非监禁刑执行及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对非监禁刑执行的监督方法，可采用建立监管对象的改造档案，每月或每周定期进行检察监督，记录监督情况。及时与人民法院、监狱、司法部门联系，相互配合，监督考察监管对象刑罚执行落实的情况，同时拓展监督手段，对非监禁刑罪犯的减刑措施等应当予以审查监督。如发现执行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非监禁刑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检察人员可以进行调查，调查后对情节或后果严重者，检察机关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罚建议；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有权直接立案侦查。以维护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措施完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制度，强化人民检察院对非监禁刑实行监督的力度。以利于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

五、结语

“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刑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建立统一、完备、科学的非监禁刑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才能不断提高我国非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充分发挥非监禁刑在惩罚犯罪、改造犯罪中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