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变迁

时间:2022-05-29 06:34:42

贵州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变迁

[摘 要] 苗族传统节日以其具备象征性地表达和实际性地满足一定地方社会族群内外交流交往的迫切需要和精神追求的社会功能而存在和延续,施洞苗族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发生了变迁,这意味着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危机,给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 贵州;施洞镇;苗族;姊妹节;独木龙舟节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32-07

在清水江畔,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苗族同胞每年都有“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这是当地苗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分别以女性和男性作为节日文化的表征主体,彰显了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村寨的荣光,体现了当地姻亲社会关系中的交往交流和人生仪礼的象征性表达与认同,同时也让当地的苗族文化特征因此得到强化和延续。

“姊妹节”苗语称为“努嘎良”(Nongx gad liangl),意译为“吃姊妹饭”,施洞等地的姊妹节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日。“吃姊妹饭”是施洞姊妹节的标志性活动,“姊妹饭”是一种经过植物染色后分蒸的“彩色糯米饭”,晶莹剔透,清香四溢。其主色是黄色和黑色,偶尔兼有红、白、蓝、绿等颜色,喧腾而又温馨的姊妹节一共持续3天,节日期间,寨里的姊妹们结伙聚餐和联欢,不仅未嫁的,而且已嫁或远嫁的姑娘都会赶回娘家。整个苗寨显得格外热闹。同时,姊妹节也是苗家青年的爱情节,姊妹们还要用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后生(男青年)们,苗家男女青年自由择偶为目的的“游方”是姊妹节的重要活动。关于“吃姊妹饭”的由来,施洞口有这样一个说法: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在每一次的迁徙中,都有姊妹因出嫁远离家族,不知何时才能再会面,因而姊妹们每年都要共聚一起吃一次糯米饭借此欢聚和纪念。

施洞苗族“独木龙舟”,苗语称为“量翁”(niangx vongx),意译为“划龙”或“划水龙”,独木龙舟节是清水江沿岸苗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参加节日活动的除了台江施洞沿江两岸的苗族村寨外,还有与其毗邻的施秉平寨,举行时间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祭祀活动核心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龙舟竞渡期间,几十条龙船在清水江中划翔,百舸争流,江畔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同时还会举行赛马、斗牛、踩鼓等苗族传统活动。《苗疆闻见录》载苗民“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水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20多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1] 171。

苗族传统节日不同于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所设定的法定节日,一般是民族民间社会为巩固其生产生活秩序和延续文化脉络而建立或自然生成的。苗族传统节日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生活。对于苗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来说,民族传统节日是流淌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血液,是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苗族传统节日之所以能长期传承、生生不息,得益于在它的文化内涵中,有着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苗族传统节日民俗最突出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正是在于象征性地表达和实际性地满足了一定地方社会族群内外交流交往的迫切需要和精神追求。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考察,施洞“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具有以下一些传统功能:

(一)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功能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活动中,通过活动或活动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2]。施洞苗族同胞每年坚守“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在节日活动过程中,全体成员一起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举行固定的仪式。姑娘们采摘南烛木叶、姊巅、蜜蒙花等各色花叶来制作彩色糯米饭,盛装踩鼓,彻夜游方歌唱。男子们则遵循着传统的规则,选取杉木,制作龙舟,运送龙舟,举行龙舟下水仪式,按照祖制,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区域用规定的竞赛规则进行龙舟竞渡。于是通过“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这两个传统节日载体的强化和传播,不仅是对刺绣、剪纸、银饰锻造等民族民间技艺文化传承的加强,而且是对苗族古歌、苗族鼓舞、祭祀文化、龙舟文化等苗族传统文化最直接的继承。

同时,在这样一个苗族所独有的传统节日里,传承和传播苗族所独有的文化,明显地增强了苗族这个个体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传统节日有着显著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能够增强本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施洞苗族同胞在三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五日这两个固定的日子里举行同样的仪式,过同样的节日,传承着苗族独有的文化,让其深刻体会到一种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共同的节日习俗,使施洞苗族同胞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

(二)纪念和祭祀功能

在原始中,苗族同胞通过模仿自然界图腾物的形态、动作来表达图腾崇拜,以示对祖先和万物之神的敬仰,以此取悦神灵,祛除一切灾难,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这种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方式和内容,是人们向民间神祈求福佑或驱避灾祸的基本形式。由于有些活动规模较大,群众性强,内容丰富,因而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传承下来。譬如祖先崇拜、纪念英雄和宗教祭祀等就成了这种节日的重要功能。

施洞“独木龙舟节”是群众参与性极强的民间娱乐活动,是当地进行祭祀和承托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施洞龙舟竞渡的系列祭祀活动在农历五月二十日开始,持续四天,节日期间,在木材的选取、龙船的制作、龙舟下水仪式和龙舟竞渡等系列活动中,都有严格的祭祀仪式和传统规则。譬如以取木材制龙舟为例。“独木龙舟的选材一般以杉木为主,要求杉树没有被雷电击中过,没有被火烧过,这表示着该树没有受到过神灵的惩罚,还要求树梢没有折断过且长短一样,这表示家族团结齐心。杉木选定之后,把事先准备好的青布和摊线缠在树干上,代表后世兴旺,子孙像麻绳一样多。然后祭酒饭,烧香纸,杀鸭取鸭血淋在树干上祭请‘山神’‘树神’和‘地神’,体现了对神和大自然的敬畏。木材选好后,由一位儿孙满堂且知古礼的男性向树祈祷‘保佑老少安康,子孙昌盛’,祭祀结束后,由父母健在、儿孙满堂的一名男性动手砍第一斧,随后众人一起将树向东方推倒,以表达对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的祖先的怀念”[3]。运送木材的时候,沿途的亲友必敬以酒,赠鸭送鹅迎接龙木,并在龙木上系一条红缎带。木料运回寨子,全寨人都出来迎接,彰显了全体苗家人对接龙木的慎重和尊崇。

(三)增强家族凝聚力和交往功能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2]。“独木龙舟节”,虽然名义是竞渡,但是从船的造型以及船上人员的配备和服饰来看,这种划龙舟的方式其实是不适合进行激烈的、殊死相争的竞渡的,而是应趋向于游乐和文化展示。种种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展现着其增强家族凝聚力和族群间交往的功能。

作为“鼓头”的寨老,一般是寨子里德高望重,有很强号召力的老人,其主要负责接待亲朋好友和联络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龙舟竞渡时,龙船每到一寨首先要鸣三眼土炮,提示当地寨民“龙舟到了”,然后寨中亲友燃放鞭炮表示欢迎,接着村民们要向“鼓头”及水手敬酒,并在龙船的龙头上系上红布,称之为“挂彩”。除此之外,亲友们还要热情地送上礼物,尤其是“鼓头”的女婿,至少要送一头猪的大礼,女婿家的族人也要送上羊、鹅、鸭等,最后,水手们将所收的赠礼挂在龙颈上。对于施洞龙舟赛,苗族同胞看重的并不是竞赛本身,也不是各寨龙舟获得的名次,而是看哪一个寨子的龙船打造得更漂亮,哪个“鼓头”人缘好,得到了更多的礼物。因为收到礼物越多的龙船则越显荣光,越显得“鼓头”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同时收礼龙船也要以礼物回赠给对方,双方在礼尚往来中促进交流、加强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由此可见,“清水江上的独龙舟是一条多情的纽带,通过独木龙舟节的传统文化活动增进了苗族同胞的村寨交流和家族情感,彼此之间以往若有误解,通过一件礼物,一杯米酒,一道酒歌,误解也就烟消云散了”[4]。

(四)战胜自然的心理暗示功能

苗族同胞自古以来居住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山地,生产生活过程中常常需要顽强地同自然界作斗争。苗族民间文学不乏歌颂战胜恶劣环境和大自然的英雄的传说和古歌,世人之所以唱诵和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些英雄,形成一些纪念性的节日,实则是想借此增强后世子孙战胜自然的决心和信心。关于施洞“独木龙舟节”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叫“苟亚”的人,有一天,他带着儿子驾船到榕山水潭打鱼,突然,坐在船尾的儿子不见了。于是他下水潜到潭底,钻进龙洞,却见一条恶龙正把儿子当枕头靠起睡觉,而儿子早死了。他非常生气,回家带上火石火草,放火烧了龙窝,被烧死的恶龙浮到清水江上来,苟亚见后又斩龙为数段,唤各村的人都来分食龙肉。但此后江雾弥漫,不见天日。有一名妇女携子到江边洗衣,孩子将捶衣棒放在水里划来划去嬉戏,口里念到“咚咚多!咚咚多!”江雾随之散去,于是各寨遂仿棒槌形状刳木为船,每年五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在清水江和巴拉河上敲锣打鼓划龙舟,以示征服恶龙 [5] 14。由此可见,关于独木龙舟节来源的传说,很好地诠释了施洞清水江沿岸苗族同胞与天灾人祸抗争的勇气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以独木龙舟节的方式,将这种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在子孙后代中产生战胜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意识。

(五)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遗存和联姻功能

在原始母系氏族和母权制社会里,妇女掌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日常事务。母权制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是:“在婚姻缔结上,处于主动地位的常是妇女,而不是男子,母权制度下的女郎们自由为自己选择丈夫。”[6] 68从施洞“姊妹节”的各种礼仪习俗来看,这一传统节日是以妇女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节日里姑娘们不仅可以公开地在家庭支持下招待游方客,通过在糯米饭里藏东西来象征性地履行自己对爱情的自主选择,而且在这一天,她们比平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妇女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所原有的、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残余。而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妇女们在同一氏族中永远相聚的生活方式却被打破,这是一种悲痛的遭遇,吃姊妹饭的活动或许就是在这过渡时期妇女们于婚前婚后的互相安慰、惜别和重聚而遗存下来的习俗。

随着历史的发展,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婚姻和家庭模式发生了变化,人类婚姻缔结发展到对偶婚,姊妹节从吃姊妹饭的习俗也逐渐发展成为男女择偶乃至文娱交际性的节日了。施洞姊妹节一直以来就承载着男女交往婚配的功能,姑娘们置办酒席,准备好糯米饭招待游方的情郎,盛装打扮,踩鼓舞蹈,游方对歌,通宵达旦。游方过后,“姑娘们提着盛装着自己深厚情谊和姊妹饭的竹篮,站立在村边路旁,等待着送别情人。机敏多情的姑娘们在送情人的饭篮里悄悄地埋藏着自己的心事,挂上竹钩的,意味着要买把伞来酬谢;藏着椿芽的,意味着可以成亲;包着树桠或蒜薹的,暗示着断交。包着椿芽也罢,藏上松叶也罢,来年总是酬谢的,通过酬谢活动,双方感情越来越深。得到树桠或蒜薹的也决不会生气,不能成亲的仍然是朋友。”[7] 689-690“独木龙舟节”,也同样承载着联姻的功能,是苗族青年男女们寻觅伴侣的绝好时机。节日里姑娘们穿上盛装,挂满银饰,以此吸引男青年们的注意;而小伙子们则高吭“龙舟飞歌”俘获芳心:“妹妹生得白生生,个个想她做情人”“是我的花我一定采,是我的人我一定来爱,妹妹哟,请你一定等待”。苗族传统节日期间,苗族男女青年们通过对歌彼此认识,熟悉了解对方,相互建立爱情,结成伉俪。

清水江畔盛大的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活动每年持续进行并逐年盛大,是在其节日功能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这主要表现在节日的祭祀、交友、联姻等传统功能逐渐弱化甚至丧失,而其旅游服务、商贸往来、族际交流等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逐渐强化。这些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新时期,传统节日的历史记忆逐渐从自发记忆转变为自觉记忆。近年来,由于苗族的生产生活正日渐趋于现代化、全球化,苗族同胞纷纷走向城市打工、学习和生活,且苗族固有民族形态的存在符号日益弱化,由此,民族的传统节日担负起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有着强化本民族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功能。“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要求这个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统一在同一节日时间段参与共同的节俗活动,即使是官员在单位里遵守官方的节日制度,回到家庭生活中也要和家人一样过传统节日。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活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发生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被反复贯彻和强调,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2]。

(二)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

由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们意识的淡薄,节日文化在继承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其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的对象、目的及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譬如施洞苗族“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活动中,传统的五彩糯米饭是为游方的“后生”准备,然而,随着“游方”实际联姻功能的弱化,现在更多的是为待客而备。同样,苗家女儿们原为游方交友而备的华丽盛装、绚丽银饰,现主要为向外族和客人展示苗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随着这种功能的变迁,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为了更好地体现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功能,政府逐渐演变成为民间传统节日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将参加节日活动的苗族同胞范围强行扩大到县域乃至周边县境,还增加了隆重的开幕式表演和盛装游行,从而将刺绣、剪纸、银饰锻造等民间传统技艺集中展示给游客。

(三)旅游和商贸往来

近年来,苗族政府以施洞“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为契机,增强县域旅游经济和商贸往来活力,从而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对游客的吸引。据统计,每年到施洞参加苗族姊妹节和观看苗族龙舟竞渡的商旅游客约四五万之多。随着政府宣传力度的逐年加大,这两大节日的知名度日益提升,成为台江县乃至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名片和热点。譬如2015年台江姊妹节恰逢五一假期,来自省内外的游客挤满台江县城大街小巷,造成沪昆高速拥堵长达几十公里,十余小时的景况。众多游客的慕名而来,必然促进该地区交通、住宿、餐饮等第3大产业的发展。同时,苗族最富盛名的刺绣、银饰、蜡染等产品,也借机销往世界各地,台江县城借此打造了民族文化产销一条街――姊妹街。而作为姊妹节发源地和独木龙舟节竞技场的施洞镇也大幅提高了知名度,正着力恢复建设清水江畔的古镇,打造中国银饰第一镇。

近年来,“贵州各地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正在日益为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所重视。作为贵州旅游产业的亮点和支柱,古朴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的青睐。以此为契机,应该说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吸引客源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苗族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接触中也正在逐渐的被同化甚至消失。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迎合游客的需要,苗族传统节日文化也正在被戏剧化、舞台化、商品化”[8]。苗族传统节日的载体,节日生态环境所发生的系列变化,导致了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发生变迁,进而在传统节日的活动宗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活动精神上发生了系列改变,这意味着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危机,给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挑战。

“传统节日文化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持续发展,在物竞天择中是萎缩还是壮大,决定于功能构成。更进一步说,活动内容是否受到民众欢迎,是否能达成活动参与者或其组织者的愿望,将决定一个节日活动的兴衰存亡”[9] 15。据此,全社会都有责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抢救具有深刻内涵和社会功能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一种文化一旦消失就没有重建的可能。因此,全社会和苗族同胞都有义务团结一心,从现实出发,积极探索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和过度开潮中保护、弘扬与创新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长效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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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苗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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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荣臻,等.苗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8]王维其.浅谈贵州民族节日传统文化的生态变迁[J].品牌,2013,(1).

[9]杨昌儒,陈玉平.贵州世居民族节日民俗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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