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诚信与市场交易

一、诚信的涵义与性质

诚信是由“诚”和“信”两个概念组成。所谓“诚”即诚实、真诚、诚意，不弄虚作假；而“信”则指守信、以信用取信于人。诚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守信，其前提是诚实，关键是守信，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整体。没有诚实不欺，信就无从谈起，守信也就是一句空话；守信是诚信的价值所在，古人云：“一诺千金”，足以说明信守诺言的价值份量，如果不能信守对他人作出的承诺，则诚实也将变得毫无价值。

诚信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性。关于人性的认识一直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中心问题。迄今为止人们对人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人的自然性，即人是一种自然界的存在物，拥有一切自然的性质，这是人性最基本的层面。二是人的个体性（主体性），个体的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存是个体的最高目标，自生、自为、自利是个体人的基本本质，人的自私性也源自其个体性。三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是对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高度概括。人的自然性、个体性和社会性是互相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人性的统一体，不能将三个层面割裂开来。因此，任何对人性的分析都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人的社会性，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只有通过合作，以共生的方式才能实现生存成本最低、生存快乐最高的追求目标。诚信是人们合作的基础。只有讲诚信的人，才能使别人产生信任感和建立起信任关系，才会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因此，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们必须讲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是人们应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应成为人类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它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

诚信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一种行为规范。道德依照通行的解释，是指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种善的价值意义和价值规范。道德作为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为增进人类福祉的结果。道德是一种行为的善，它能够促进人们的幸福和集体利益。诚信能够促进相互合作，产生“合作剩余”；诚信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可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增加社会资本；诚信还是交易成本的节约机制，减少交易活动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契约执行成本。诚信既是个人的美德，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要求，同时还是规范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准则。诚信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人们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公共交往活动中，都应该遵守诚信行为准则。

二、交易活动中的诚信行为准则

诚信能够克服交易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解决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难题，因而诚信是任何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要求交易双方彼此都应诚实守信。诚实守信表现为如实告知和保证。告知要求当事人之间不得隐瞒和欺骗；守信则指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恪守自己对他人的承诺，全面、善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实告知要求向对方表达和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这是否意味着交易双方因此就不能有私人信息呢？换句话说，诚信应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到何种程度？实际上，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彻底解决的。因为，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完全解决信息问题在手段上是不可能的，或者虽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需要过高的成本，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另一方面，正因为信息问题的存在，为人们提供各种机会，从而创造更多的机会利益。

那么，诚信应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呢？也就是说，哪些信息属于应该告知的范围，怎样告知才能被认为是诚信的？作为诚信前提的诚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要如实告知，从而使当事人能够正确、充分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因此，如实告知的范围和程度是以不影响当事人正确、充分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为准。换句话说，只要求交易双方彼此向对方披露从事交易活动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相关的信息，允许与此不相关的私人信息存在。其二是不能有欺骗行为。诚实的反面是欺骗，只要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没有利用其信息优势欺骗对方，就不能认为不诚实。由此可见任何隐瞒该告知的信息，或者对所拥有信息的不实告知（不论是否属于应告知的信息），都是不诚实的，因而是违反诚信行为准则的。

诚信的保证含义是指一方当事人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对某一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某种事态的存在与否作出许诺。保证主要是对将来某一事项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承诺保证。由于契约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的契约是不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保证在形式上既有以文字或书面形式载明于合同之中的明示保证，还包括虽不载明于合同上、但却是为社会公认的行业惯例，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理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因此，守信不仅要信守合同上明文规定的诺言，还应兑现虽未在合同上明确规定，但为交易活动所要求的承诺。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生活中对诚信行为的要求，是与交易活动的性质和类型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与具体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性及其不确定性相适应，使之能够将交易成本降低到实现交易目的的程度。因此，不同性质的市场交易活动对诚信行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交易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越严重，契约越不完全，交易的风险性越大，对诚信行为的要求就会越高。例如，基于特殊关系的关系型交易，主要依靠的是伦理诚信；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则是伦理诚信基础上的法律诚信或经济诚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伦理层面的内涵；另一个是法律、经济层面的内涵。再如，尽管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中的“帝王原则”，但保险交易远比一般市场交易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风险性要高，保险经营要求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双方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互不欺骗和隐瞒，遵守合同的认定与承诺，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不仅如此，不同类型的保险对如实告知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三、诚信对交易活动规模和市场容量的影响

尽管道德范畴的诚信是没有时空界限的，但对诚信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却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按照帕森斯（Parsons,T.）和希尔斯（Shils,E.）的划分，人类交往中的人际关系有两种模式：一是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二是普遍主义人际关系。具有特殊主义取向的人十分重视业已存在的各种关系，同时倾向于与自己有着特殊关系的他人交往，而这种交往反过来又会使其原有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们在有着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熟人”小团体中遵守诚信行为准则，但对不信任的陌生人可以不讲诚信。相反，具有普遍主义取向的人则不然，他们在交往中更多地是根据“理性的计算”作出抉择，不大重视已经存在的各种关系。在分工和交换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不仅对熟人要讲诚信，而且对陌生人也要讲诚信。不仅如此，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行为准则也还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日本经济与欧美相比，就具有亚洲地域文化特征，受“儒家伦理”的影响比较深。

不同的人际关系形成不同的社会信任结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只能建立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而普遍主义人际关系能够产生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社会的信任结构制约市场交易活动的范围与规模。传统社会以及许多不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依靠特殊人际关系组成的关系型社会，血缘、地缘等各种特殊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地方的经济是一种习俗经济（customary economies）和惯例经济（conventional economies），交易活动大多发生在亲朋熟人的网络之中，而维系这种交换则主要靠亲朋关系、熟人友谊及个人网络关系起作用，其市场交换“半径”很小。相反地，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抽象化了的普遍主义人际关系，市场交换是非个人化的（impersonal），市场交换“半径”能够扩大到跨越地区、民族、国家，形成普遍性的商品和劳务交换，社会成员则主要依靠产权和契约关系来界定人们在交换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调整其经济社会活动。

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使交易活动局限于有着各种关系网络的社群内，而要将交易秩序扩展到“陌生人”间抽象的市场交易，则需要建立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进一步地，社会的信任结构还影响到人们的风险管理方式。在商品交换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中，人们只能依靠家庭的力量，或者在由“熟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共同应对生产和生活中面临的风险，因而抗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所能提供风险保障的范围和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如农业社会中盛行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做法，古代的各种存在于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团体中的互助共济形态的保险萌芽组织等。相反，保险这种社会化的风险管理方式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只有在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与之相应的社会信任结构由“特殊主义”逐步扩展为“普遍主义”时，才能够出现和不断发展起来。

四、市场交易中诚信行为的激励与约束

诚信行为准则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用以指导自身行为的原则，并不表示行为者的实际行动是否遵从和符合其行为准则。人们不仅要问既然诚信行为是合乎道德的，理应成为既要说、又能做，而且还能够做得到的，但为什么诚信的重要性和讲诚信的道理似乎人人皆知，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并不一定遵守，而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出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现象呢？关键在于诚信的“外部性”和诚信行为的 “搭便车”难题。哈耶克认为，人们遵循习得的规则时，需要某种持续性的外部压力，才能确使个人持续遵循。如果根据这些规则行事，可以被视做是承认某人为某群体成员的一种标志，而且这也是他与其他成员进行合作的条件；而当一个人的异常行为致使该群体其他成员拒绝接受他，那么该群体维护一套业已确立的规则所需要的有效压力就能够得到维续。因此，诚信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市场交易活动的诚信行为离不开有效的制度约束。

人们的合作可以出自不同的动机。合作动机不同导致不同的合作方式，进而对诚信行为的要求和约束是不同的。一是人们出于团结友爱等利他主义动机的合作，例如在家庭、亲戚朋友等熟人组成的小团体中，道德的力量就可以促使人们遵守诚信行为准则，亲情、友情的维系和共同的、文化信念的支撑，就足以使人情、面子等关系成为诚信行为的有效约束。但利他主义动力机制起作用的合作方式，通常只存在于家庭、亲戚朋友等熟人组成的小团体中，不可能被移植到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型社群中去。二是在自利动机支配下寻求合作的方式。它有两种实现途径：其一是以命令的方式强迫实现的合作。由于这种合作的实现方式与人们主观动机的不一致，很容易产生卸责、偷懒问题，人们为了偷懒不被发现和不受惩罚，就会弄虚作假和隐瞒欺骗。其二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的现实世界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容易导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的“囚犯困境”。由此可见，人们在自利动机驱使下，实现合作所要求的诚信行为是难以自动实施的，要使市场交易活动中主观上利己的“经济人”恪守诚信行为准则，促进他人和社会的福利，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和法律保证。阿马蒂亚・森(Sen,A.)指出，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

市场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制度约束的有效性。与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对诚信的要求不同相适应，对其诚信行为的制度约束也是不相同的。诺思将市场交易分为人情式（personalized）交易和非人情式（impersonalized）交易两种形式。人情式交易是在交易双方彼此了解且交易重复发生，相互之间基于“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下进行的，交易活动是靠习俗等非正式规则保证实施的，不需要正式规则的约束。正如萨格丹（Sugden,R.）所言：“这些不是有意制定的规则，但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愿意遵从之。”因此，在关系型的交易中，诚信行为主要靠伦理约束，一般不需要法律程序的正式契约就可以实施。

然而，尽管在彼此了解、熟悉的社群内部的交易风险性小，特殊主义信任结构容易建立，交易成本比较低，但其边际成本很高，而且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因而市场规模难以扩大。非人情式交易是伴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陌生人”间的“非人格化”交易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普遍主义信任结构就难以建立。

市场经济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市场交易活动，市场经济的效率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普遍主义信任结构必须依赖于包括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的约束。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为人们交往和经济运行提供了一种刚性制度框架，约束、规范和调整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保护当事人的经济权益，将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有效的激励，能够极大地促进商品交换和扩大市场交易，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巨大的“制度效率”。因此，由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以及商法、民法等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体系构成的法律制度，不仅是一种有力的约束机制，同时又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虽然各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一定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而且这种制度化经济所引致的交易成本从整体上要远远高于惯例经济（如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运作的交易成本，但由于法律规则的制度化、交往行为的规范化和经济运行的制度化，使人们有更大的激励去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社会激励；反过来，法律制度的运行和实施又可以有效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推动市场的型构和扩展，以及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因此，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是市场经济体系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一两千年的宗法自然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惯例经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十分重视诚信，但所要求的只是伦理层面上的诚信。首先，在义利观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孔子认为“见利思义”，；孟子强调“先义而后利”；荀子则主张“以义制利”。传统文化片面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深含着“自我克制”、“自我抑制”、“自我舍弃”、“自我消解”、“自我牺牲”等对自我的忽视和否定，不重视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与保护，不注意对人们相互间权利的区分和互相尊重。其次，注重道德教化，不注意制度约束。儒家文化假设人性善，主张道德治国，重视教育的作用。在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中，包含着个人层面上的“无我”、“克己”和社会层面上的“礼治”和“德治”的两个层面，进而实现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式。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或者说是一个礼俗社会。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礼”是一种习俗和惯例的规则、秩序与约束机制，成为维系家庭、社群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种规范体系，它主要由伦理所支撑，缺乏法律规则的刚性约束。但这种亚于正式法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规则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要远远超过正式的法律规则的约束。但是，正如约翰・希克斯（[1969]1987：35）认为的，“商业经济要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对财产的保护和对合同的保护。对这两方面的保护都不是传统社会所提供的。”正因为如此，现代市场经济诚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信用、银行、金融、保险等信用制度很难从东方传统礼俗社会和其他一些不发达社会“集市经济”中生发出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产权不稳定、激励倒错，以及无法加以强制保护造成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旧的计划管制逐渐破除，而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尚未建立或有待完善，但传统规则所强调的等级制和互惠性并没有消失，而是适应新的环境以“关系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关系规则与市场交换制度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既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无所适从，又容易导致其行为的失范。因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诚信建设，实际上也是市场规则建立的过程，需要完善包括产权规则、合同规则、竞争规则、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等各种市场规则。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