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摘 要]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有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甚者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

[关键词]史料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前半期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11-05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史料就没可信的历史著述。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了，甚至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① 时至今日，学界仍仅仅是关注个别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观，却很少去问津它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脉络。为此，本文试图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发展作一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形成

20世纪20年代初，学人大量接触到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原著及其相关国外介绍著述，并服膺于其学说，出版了李泰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批介绍相关理论知识的著述。这些实证主义史料学知识对刚刚成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重要的，但由于研究旨趣和学术风格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不可能完全接受的，只能是批判地继承，从而建设起具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很显然，当时如等人是力图这样做的，并且也构建出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本轮廓。其理论创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历史著述与客观历史的区分。这一观点是与历史这一名词的定义相关的。在之前，李泰认为“史者，乃研究人类之进化现象者也”，[1] （P2） 陈训慈则说，“历史学者，人类因保生乐生之心理的需要，循时间之进行，空间之迹象，所发生之各方面绵续的活动之系统的纪载与阐释，冀以实揭过去，供后人之资鉴，而促成人道之幸福与进展之学也。”[2] 这些定义，认为“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我们以什么是历史。”[3] （《史学要论》，P356） 换言之，这种定义混淆了历史著述和客观历史，有碍于历史研究的健康开展。那么什么是客观历史呢？在他看来，客观的历史是活的，“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3] （《史学要论》，P355） 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著述、册案和图表等原始文献，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而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并且，这种关系的厘清是与马克思本人的贡献紧密联系的，即直至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3] （《史学概论》，P275） 而之前的弗里曼等人关于历史的定义都“失之狭隘”。这样，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逻辑前提基本确立，而且有较为充分的学术依据，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是对史料收集和考证方法及原则的分析。刘剑横认为，搜集史料事先要有一个假定的目标，以此为依据对史料进行分门别类的广泛收集，当假设不符合史料收集后归纳得出的结论应当放弃，并重新确定新假设以进行下一轮的史料收集。对于史料批判原则的分析，刘剑横另辟蹊径，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如强调史料的阶级性，认为“一切学问都有其群的所属性，历史何独不然？因之我们研究历史必须审慎的批判这些材料，我们要批判史料必须首先懂得在史料中所存在的这种偏见，才能真实的认识史料，了解史事”。[4] （P64－65） 其中的“群的所属性”是指阶级性，换言之，不同阶级反映的阶级意识是不同的，其记载的史事亦是不同的，批判史料要把握阶级性原则。同时还要“依据史的法则去批判史料”。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在进行批判史料时，“必须了解历史的一般的法则，必须了解一定社会的一定性质特征才容易批判史料，不致误用和误解史料。”[4] （P66）

最后是把历史认识论引入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建设当中。在中外介绍史料学的相关理论著述中，对史料中主观因素的探讨一直是其重要内容。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强调历史文献是心理的“程式”，其心理的痕迹“乃纯粹为象征作用，彼并非事实本身，又非立刻亲证于心之事实之亲切影象，彼仅为事实所发生之印象之相传的痕印”。[5] （P35） 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探讨了主观因素对正史史料价值的影响，即“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6] （《中国历史研究法》，P45）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亦涉及了这一问题，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看来，对过去客观历史的主观解读即解喻构成了历史著述，“有实在的历史，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3] （《史学要论》，P359-360） 由于解喻自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呈现客观历史的完全面貌，即“纪录可以终结的，纪入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终结；纪录是可以完全的（在理论上是可以完全的，在事实上则完全的亦极少），纪入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完全。不但那全个的历史正在那里生动，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实亦天天在那里翻新。”[3] （《史学要论》，P359） 这就客观上解释了历史纪录需要不断改作的原因，进而深刻地说明了史料主观属性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

总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雏形开始形成，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应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料考证中具体原则的阐述尚未系统地展开，而且部分富有卓见的观点亦在当时仅是一家之言，并未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认可。

二、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发展和深化

20世纪20年代末以至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迅速，其中的很多研究著述在史料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除根据《诗经》以外，“还大胆的应用了胡适认为‘无哲学史料可说’的‘卜筮之书’，‘没有信史价值’的《尚书》以及胡适无力应用的甲骨金石文字。”[7]（P151） 这就大大扩充了古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又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强调从神话传说和考古挖掘中爬梳剔抉所根据的材料，即“第一为各种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第二为仰韶各期的出土物”。[8] （《初版自序》，P8） 但此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及唯物史观作为最主要的史学方法，如郭沫若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9]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P9） 甚者，部分学人过于强调唯物史观及辩证方法，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专门研究，以致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产生了质疑，如曾繁康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对于中国的古籍，无根基并不很深”。对中国古代史料亦不曾作精密的鉴别，只不过以西洋上的材料，附会于中国的历史，故“其作品之中，充满了西洋史上的名词，而不曾实际的探讨到中国历史的核心”。[10]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断反思其史学，并主张重新开展史料学建设。1936年，吕振羽主张新科学领域中的史料考证与搜集已经开始萌芽，“这任务本不是过去的权威学者来负担，而是青年科学者的集团的责任。”[11] 这其中的青年科学者是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史学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家要主动承担起建设史料学，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非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上。又如华岗指出，中国传统考证学支离破碎，不能呈现历史的全貌，而信史的建设又离不开校刊考证，所以考证学必须充实和改造，其中关键的是“使考证学接受新的理论科学的指示，并使之成为历史科学有机的一部分”。[12] （P28） 在这种反思浪潮下，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涉足史料学领域，并取得了如下几方面的理论新进展。

首先是对史料搜集原则的重新认识。翦伯赞认为，凡是有文字记载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的性质，“何只‘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13]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P2） 可不同史料的史学价值是不一样的，即“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13]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P4） 之所以有这样的价值分类，在于史料记载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如正史与正史之外的史部相比，正史是在政治限制下撰成的，而正史之外的史书则更多的是私人撰述，并不需要避讳政治，这样正史之外的史书失真程度较少一些。之后，再根据史料的价值，“把史料从原书中钩索出来，从正面看不出来的，从反面看，从侧面看；从个别看不出来的，从综合看；从笼统看不出来的，从分析看；从片面看不出来的，从类比看。”[14]（《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P111） 只有这样，史料才能搜罗无遗。蔡尚思则从另一角度阐述了搜集史料的原则，认为文献材料的搜集要从其撰述的时间跨度和著者人数两方面加以考虑。就前者而言，成书的时间与著作的价值，“大概是成正比例的”，[15]（P55） 而从著者人数评史料价值，以个人独著和家庭合作“为最佳”，幕僚合作“为次之”，窃据他人之书“为最下”。

其次是对史料考证的内容革新。郭沫若对当时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史料考证加以总结，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料考证上的新发展：一是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这虽说前人成绩相当大，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16]（P4） 其关于史料时代性的研究就是刚刚起步，成果有限，研究有待加强；二是对殷墟卜辞和青铜器上的铭文研究，如殷墟卜辞是一种新兴和变化中的学问，“以前不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我们要根据它作为社会史料，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16] （P7－8） 翦伯赞则提出，中国考据学的突破在于利用考古学材料考证史料上的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学者由于没有考古学及考古挖掘的资料，其考据方法又是以文献考证文献，造成史前史的研究只能在神话传说中打转，秦汉后的史料亦有很多需被修正、补充的地方。20世纪的考古新发现，如甲骨文字的释义与汉简的整理等大大推进了相关的史学研究。也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考据学要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文献考证成果的同时“开辟一种新的考古学”，进行新的史料考证，即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合而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14] （P104）

最后是对史料学指导思想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史料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传统史料学要有所发展，必须注入唯物史观这一“必要的活的神经组织”，使之在总神经系统上有所连属，取得自己的新发展基地，“再不能单做材料的汇集、归纳、辨正，或根据之而穿凿附会出一个预定的论据，任意作‘模金御史’的曲说欺世。”[12]（P25） 那么如何将唯物史观融入史料学的建设呢？在华岗看来，考证学的发展接受唯物史观最为核心的观点：一是要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去审察各种史料，因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整个的有机的发展过程，不能单独的孤立的去理解”。[12]（P25） 二是要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时代性弄清楚。“历史有着它自己进展的程序，死拖住历史的，将被历史所遗弃；同样，如果让两三千年前的人物怀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也是一种时代错误。”[12] （P26）

总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史料学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对其内涵和原则进行了重新探讨。在这场探讨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把史料搜集、考证方法纳入史料学体系当中，而且对其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改造，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三、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发展的历史意义

史料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3] （《史学要论》，P385） 它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乃至近代史学中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首先，它改变了过去学者的一些错误认识，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面貌。自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长足的发展。冯友兰认为，“中国现在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趋势。就中释古一种，应系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17] （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P1） 又如钱穆指出，“略论中国近世史学，可分三派述之。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18] （《引论》，P3） 这其中，无论是释古还是革新派，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换言之，这时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界颇具势力的流派。但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料建设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比如对待史料，学者大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时候，不但不进行考证，而且也未用工夫去做过系统的搜求，即使个别学者，虽说很注意史料的问题，但亦对前人的成果是无批判的接受，结果“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便不免是片面的，不可完全信赖的”。[11] 这些都客观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形象的受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视为“多以中国的史料而为之穿上西洋的衣服，其对于中国的历史本无深刻的研究，故其流弊为剿写抄袭，而不能在史学上有真正的贡献”。[10]

然而事实并非如曾繁康等人说的那样糟糕，如上面所述，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史料学的建设任务，提出了不少富有灼见的观点。而且，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自身史学作品所持的批判态度亦说明了这一点。以郭沫若史学经历为例。在其早期的史学实践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他主要的史学作品。但这部作品的撰成，“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以致于“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这种流毒还遗留给学术界，对古代历史研究造成了“许多新的混乱”。后经过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郭沫若认识到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6] （P3－4） 也正是如此，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史料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对《易》、《尚书》等文献时代性的认识存在问题，如《易》实为战国初年的东西，却误认为殷末周初的资料。

其次，它丰富和发展了近代史料学的理论建设。在近代史学中，实证主义史料学发展成果很是显著，但总体上拘泥于朗格诺瓦《史学原论》和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这两部著述所确立的体系。即只是选择一个窄深冷僻的题目作一究源意流的探讨，“考证则细入豪芒，征引则繁富博瞻。作者自矜精深，以为尽史家之能事。”却很难从这些著述中“找到任何时代文化的全貌”。[19] 换言之，实证主义史料学仅是关注史料考证这一方面，对历史解释却往往忽略。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注重史料考证的同时，将历史解释纳入了史料学建设当中。如指出，“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3] （《史学要论》，P369） 即认为史学研究除史料考证外还有历史解释这一环节，二者共同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几乎出于同样的考虑，翦伯赞批评了胡适等人的考史，认为这种史料的疏通辨证、训释辑补，虽说对研究中国史是必要的，但仅是前提工作而已，如果拘泥于这一工作，即使方法正确，也“就是点点滴滴的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20] 这些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史料学的研究范围，对其健康发展是有帮助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些学术观点在当时亦是居于领先水平的。譬如翦伯赞“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他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他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他的发展法则”[13]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P4） 的观点，许冠三认为“这一识断之精审，固在傅斯年‘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企及”。[21] （P426） 又如对什么是客观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史学研究法在历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22] （瞿林东《〈史学要论〉叙录》，P131）

最后，它对当时的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服务于社会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对史学研究目的有着自己的理解。吕振羽认为，历史学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11] 换言之，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致用，考证仅是手段而已。又如翦伯赞认为历史学“是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7]（P2） 它强调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把历史还原到它自身具有的阶级性、战斗性、实践性，从而将它“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了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7] （P3） 即是说，历史科学的最为主要的目的是为现实所用、为阶级斗争所用。也正是如此，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史料学建设出发，批判史学作品的价值，以期清除不良史学作品的社会毒害，服务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华岗为例。在他看来，进行史学研究，材料的据有和检讨都是必要的前提。“史料不够或不能自由运用，固无从着手研究；有了史料，而不能加以科学的检讨，即对于史料真伪和时代性，如不能检讨清楚，也和缺乏史料一样，甚至还更危险。”[12] （P18） 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秋泽修二等一批法西斯主义学者为达到美化侵华的目的，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捏造史实，这给中国国内造成了认识上的极大混淆，使部分学人误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合理的。鉴于斯，华岗提出了要坚持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的行为作辩护。即使其动机是良好的，主张为人民解放斗争服务的也不行，这在于捏造所根据的历史史实至少是不完全真实的，那么，“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那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12] （P5）

总之，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自身的贡献，进而丰富和完善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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