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子产的为政之道

春秋后半期，周王室衰弱，诸侯兼并，战事频繁，天下大乱。曾经有“春秋小霸”之誉的郑国已经国势衰微。当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因遭受晋、楚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致使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妒，内乱迭起。当此内忧外患之时，郑国出了一位政治家叫子产。子产，名侨，子产是其字，又字子美，郑穆公（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06年在位）之孙，自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任相国，先后从政20余年。

面对“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严峻形势，子产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治国之道，包括改革之道、仁德之道、用人之道、外交之道，使郑国在北晋南楚的夹缝里安然生存了几十年。

改革之道

子产执政后，先后进行了三项改革：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子产的改革之路并不是平坦的，每次改革都伴随着国人的反对。例如在作封洫之后一年，舆人之诵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在作丘赋时，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铸刑书时，晋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但是子产毫不动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吾不迁矣。”这种坚定的意志，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所少有的，也正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当时的改革措施是：

作封洫，就是田制的整理、改革。主要是挖掘沟渠，整编田亩，承认土地私有（私田因而合法化），按田亩征收税赋，取消土地定期分配的井田制。

作丘赋，就是改革军赋。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按丘（旧时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

铸刑书，就是把新颁布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大鼎上，公布于众，昭示全国上下一律遵行，以限制强宗贵族的特权和不法行为，保护庶民百姓的利益。

子产执政期间，他推行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郑国逐渐由弱变强，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国人起初对子产的不满和诅咒，也变为“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热情颂扬。《史记・循吏列传》中高度评价子产的政绩：“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自不提挈，僮子不梨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仁德之道

子产的仁德之道：以民为本，宽猛相济。对于民意，子产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作为一个为政者能这样体恤民心，体察民情，以民为师,他又怎会不得到人民的拥戴呢？子产的民本思想和仁德精神，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为政者中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子产的仁德之道达到了怎样的境界呢，他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因此，子产施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最后达到了“政是以和”的最高境界。

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又召丰卷回国，并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正是子产为政“宽猛相济”的体现。

用人之道

子产的用人之道：任人惟贤，择能而使之。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子产正是这样一位知人善任的伯乐，他对冯简子、子大叔、公孙挥（子羽）、裨谌这4匹“千里马”的特长、才能了然于胸，并能让他们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运筹帷幄，鲜有败事。

子产对有才能的人是择能而使之；对于没有才能而又想谋取官职的人，子产却不给任何机会。有一次，子皮想让家臣尹河担任自己封地上的主管。子产认为尹河太年轻，没有管理的才能，难以胜任。子皮说：“尹河谨慎、敦厚，我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让他去学一下，就懂得管理了。”子产还是不同意。说：“不能这样做。大凡爱一个人，总希望对被爱的人有利。现在你喜欢一个人，却把重要的政事交给他，这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去割东西，多数情况下是要损伤他自己的。今后谁还敢在您这里求得喜欢？”子产接着又诚恳地说：“您是郑国的栋梁，要是栋折椽散了，住在屋里的人都要遭殃，所以我不敢不说真话。再举例说吧，您如果有一匹漂亮的绸缎，决不会让别人用它来学习裁剪衣服。大官、大邑是用于维护百姓利益的，这比一匹精美的绸缎重要多了，怎么能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去治理呢？我只听说过学习以后做官的，没听说借做官的机会来学习做官的。如果硬要我按您的要求办，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一番肺腑之言，使子皮大为感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于是就不再坚持了。子皮对子产是有知遇之恩的，是子皮把子产推上执政者的岗位的，但是子产并没有将个人感情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使子皮心悦诚服。

外交之道

子产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不仅善于辞令、胆略过人，而且对当时列国的形势和实力了如指掌。“告范宣子轻币”，“坏晋馆垣”，“却楚逆女之兵”，屡屡使弱小的郑国化险为夷、从容进退。在他执政期间，子产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当时晋、楚等大国的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谦虚礼让；既不失原则，又机智灵活，把以往“朝晋暮楚”调整为“从晋和楚”。通过平衡外交，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较长时间的和平。

公元前549年，晋国范宣子执政，诸侯朝见晋国时缴纳的贡品很重，郑国深为这件事所苦。二月，郑简公去晋国，子产便托随行的子西带信给范宣子，劝他减轻诸侯朝聘的负担，信中说：“……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不是为没有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忧。诸侯的财货在晋国国君的宗室，诸侯就离心。如果您依赖这些财货，晋国人就会离心。诸侯离心，晋国就会；晋国人离心，您的家室就会。为什么沉迷不悟呢？说到美名，它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会，您不也应当致力于这件事吗？有了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宁可让人说‘您的确养活了我们’，而能让人说‘您榨取了我们来养活自己’吗？”范宣子看信后很受触动，便减轻了诸侯朝聘的贡品。

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简公出访晋国，晋平公轻视郑国，以为鲁襄公逝世致哀为借口，把他们安排在一所简陋的宾馆里，迟迟不予接见。子产非常气愤，就命令随从人员推倒宾馆围墙，赶进车马，安放带来的礼品。晋大夫士文伯跑来责问子产：“为什么毁掉宾馆围墙？”子产回答说：“郑国是个小国，什么都得听大国吩咐，不敢怠慢。这次我们国君亲自带礼品拜访贵国，你们却一直不安排会见，而招待我们的宾馆又这么简陋，大门矮小的车辆都无法进去。我们怕礼物在露天里风吹雨打受到损坏，你们晋国又会怪罪我们，所以我们只好把围墙拆了。”接着子产又说：“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时，自己住的宫室低小，而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时，样样事情都有人照应，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可是，今铜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历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左传・襄公三十二年》）子产以其巧妙辞令，既直接回答了毁馆垣的原因，又委婉地表达了牢骚和不满。士文伯无言以对，晋平公听了情况报告，也感到惭愧，让士文伯代他表示歉意，并马上安排会见，隆重宴请郑国君臣，给了丰厚的回赠礼物，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子产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郑定公元年（公元前529年），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和子太叔代表郑国赴会。及盟，子产争承（承，即贡赋）。他说：“昔天子班贡，各国按班爵大小而有不同，郑是伯南，与公侯出同样的贡赋，恐怕不能如数供给，所以谨敢以此作为请求。”“诸侯会盟是为了使小国得以生存，而贡赋过重，小国将会很快灭亡。这不是违背会盟的宗旨吗？决定我们生存或是灭亡，就在今天，务请慎重考虑。”子产争承的议案晋国自然是不想接受的，但子产却不退让，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君终于不得不答应。事后，子太叔责怪子产：“万一晋人翻脸，带诸侯兵讨伐郑国怎么办？”子产回答说：“晋国现在政出多门，尚且无暇应付，哪里还顾得上讨伐别人？（说明子产对当时晋国六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不力争，便愈受欺凌，还成个什么国家？”

子产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胆略，从容地周旋于列国之间，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郑国的和平与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贤相子产，在其执政的20余年间，对内励精图治，大胆改革，宽猛相济，选贤任能；对外应对诸侯，从容周旋，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使处于乱世的弱小郑国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百姓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