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李

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等职，在统战部长岗位上13年，为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4年8月11日去世，享年88岁。

说，政协筹备工作出力最大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任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并于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任务下达后，他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件团体的和个人的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在会上提出，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说：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于是，他带领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份复杂；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在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确立后，最后还确定一条最重要的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确定参会人员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同志出力最大。

与派搞好合作共事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李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协助同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提出让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务院和各部委担任领导职务，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产生了良好影响。

当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意安排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3月，李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为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时期。

他针对会上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在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基础上，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他针对要使派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忽视派作用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过去，中共争取了各派的合作，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壮大人民阵营，孤立革命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还具体阐明了其他方面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开国之初，大批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各地协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何搞好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和如何开展协商机关的工作，成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李于1951年4月，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分别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和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讨论了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阐明了政权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共产党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问题。他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创议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少数民族工作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李担任统战部长后在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李的意见。李根据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的特点，建议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他提出：“不论是马克思或者列宁，都从来没有要求各个国家脱离自己的具体条件，一律采取什么具体制度”。苏联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由于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苏联采取了联邦制，中国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为什么苏联采用联邦制，而中国不能采用联邦制，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呢？对此，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根据分析，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消灭民族压迫制度，在各民族一切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人民自愿联合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确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并且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基本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李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在1950年亲自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了大量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同时起草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并且规定各种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辅。这两个试行方案的实施，取得很好成果。到1953年已培养出各少数民族干部10万多人，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2年，李在总结建国初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纲要》，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施。

他还针对急于实行民族融合，忽视民族特点的倾向，说明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有民族融合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它不是民族融合的阶段，而是各民族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阶段，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和民族关系充分发展的阶段。1962年5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阐发了这些理论政策问题。

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订的首席代表

1951年4月，李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问题。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事宜的谈判，在御河桥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主持了首轮谈判，他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把事情办好”，并建议大家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西南军区颁布的“十条公约”。

第一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双方代表仅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具体问题以后谈。因“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李提出休息两天，会上研究了请阿沛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纪念活动，上主席台等问题。确定了参加天安门观礼的代表名单。第一次会谈后，代表在一起，对十条公约进行认真研究，最后，决定请示噶厦作为谈判的基础。

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此时此刻惦记着正在北京参加谈判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沛，握着阿沛的手说：“谢谢你，你们长途跋涉到这里，辛苦了，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

5月2日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主要议题商谈人民进驻的问题。这是谈判的焦点问题，也是整个谈判的基石。双方首席代表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耐心细致地向代表介绍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

李在发言中，概括地阐述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央政权对的管辖没有发生过变化。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挑拨，地方政府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使这样，并没有改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为保卫祖国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必须进驻。

阿沛在发言中提出，地方政府承认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不赞成进驻，并没有不承认属于中国的意思，而是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地大人少，物产贫乏，进去大批，在粮食供应等许多方面有很大困难，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二是的东部和北部都同内地连接在一起，只有西部和南部有印度、尼泊尔等外国为邻，万一边境上发生外国侵扰等情况，再请进去抵御；同时还可以把藏军扩充改编成的一部分，这样在也就有了部队。

李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就侵入了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英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手段在取得的种种特权，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有待将来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边境有事，很难及时开进来，岂不误事。至于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在十条中已经有了，不成问题，那是今后的事。你们既然承认是中国领土，却不愿意要人民去保卫国防，岂不自相矛盾，请代表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担心进藏后欺压老百姓，我可以在这里讲清楚，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这一点，昌都来的代表应该亲眼所见，是了解的。不需要有所顾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进驻，就是去保卫国防安全，不是去干涉内部的事情。至于进驻的的供应问题，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不会增加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这一条意见。

以后又进行了5轮谈判，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终于在5月25日顺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议得到肯定

1952年6月，在全国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的形势下，李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派的工作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曾经出现一种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一面，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应以马列主义而不是《共同纲领》为标准的“左”的情绪，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作了纠正。

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派问题上贯彻中央纠“左”精神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已经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中间阶级。李当时对这个变化在思想上不够明确。他在主持起草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稿中，曾把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称作中间阶级。审阅此稿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李根据的批示，修改了文件稿的提法。他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讲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并且提出，今后要把的这个批示，作为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起来。同时，他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变化了，但是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今后对资产阶级仍应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主要是把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改造成为不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把违法改造成为守法，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他说，对派的改造，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变化，纠正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派的“左”的情绪，使统战工作继续保持了正确的方向。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李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季，他率领调查组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一边学习列宁的有关论述，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建国头几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明确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5月，他向中共中央和报送《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他向中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过渡到社会主义。

李的这个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的高度重视。亲自打电话告诉他，决定将这个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都发言肯定这个报告。刘少奇说，报告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李）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李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不仅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时明确地向党中央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议，为实现这一飞跃提供了重大的决策依据，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作了理论和政策准备，也成为统一战线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