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宣铜器无损检测研究示例

宣铜器，俗称宣德炉，所指不仅是宣德三年所造的宣铜器，亦泛指与之工艺相近的明清铜器。但是如何区分不同时代铸造的宣铜器，尤其是怎样鉴别宣德三年铸造的宣铜器，除了在样式、款识等方面外，到底有无行之有效、令人信服的鉴定方法，以解决“宣德款”铜器的断代问题呢？清宫旧藏的宣铜器虽递嬗关系明确，也只能大致分出明或清。而新入藏的宣铜器，采用传统的眼看手摸鉴定方法，在断代上则缺乏科学的依据。那么，采用科学的无损检测方法，通过X荧光光谱分析解决上述问题，正是其意义所在。

北京故宫收藏的宣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1949年以前宫中所藏的，即以“故”字号冠名登记入账的宣铜器，其中包括清宫旧藏以及部分沈阳故宫、承德所藏；另一类是1949年以后收购、捐赠或拨交的，则冠之以“新”字号登记入账，以示区别。“故”字号的宣铜器分别为明、清两代铸造，明代宣铜器大部分是明中叶以后铸造的，且留存较少；而清代铸造的占多数，其中康雍乾三代的官款是当然的清造“宣铜”标准器，均为清廷后宫自用。“故”字号的宣铜器从未流出宫外，可谓代代相传，流传有绪，所以这部分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另外青海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双耳活环鎏金铜瓶，原藏瞿昙寺，这是一件有着明确传承记录的宣铜器。本文即从“故”字号宣铜器和原藏瞿昙寺的铜瓶入手，以无损检测为主要手段进行考究。

一、清宫旧藏宣铜器的无损检测

2010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午门举办了“永乐宣德文物展”，所展览文物中就有多件宣铜器。展前，我们挑选了有代表性的清宫旧藏的宣铜器进行了无损的科学检测。检测单位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检测时间是2009年8月17日上午9时。表一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先生和李涛先生无损检测的部分分析结果[1]。

二、双耳活环鎏金铜瓶的无损检测

双耳活环鎏金铜瓶，原藏青海瞿昙寺，现藏青海省博物馆。束颈，重腹，圈足，颈部双耳云形，套活环。黄铜鎏金，器形硕大，造型规整，鎏金厚实且成色高，直口处阳铸“大明宣德年施”款。高79.2厘米，口径28.6厘米，腹径46.1厘米。该器充满了浓郁的青铜器风格，如口部造型来源于战国早期的扁壶，双耳套环、内收的高圈足及肩部凸起的火纹又与西周早期的几无二致。据《青海方志资料类编》记载：“宣德二年（1427）二月内钦建隆国殿，赐予宝器极多。……瓶、炉、香案，皆宣德佳制也。”[3]此为其中一件（图一）。该瓶于2010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乐宣德文物展》中展出时，进行了无损检测（表二）[4]。

检测结果说明，这件宣德二年铸造的双耳活环鎏金铜瓶，锌含量在11.808—14.653%之间，而锡的含量为零。虽然在器形上借鉴或模仿了青铜器，但材质是黄铜而非青铜。以往人们认为、蒙古等地用黄铜铸造佛像较早，而内地用黄铜成批铸器则晚至明代嘉靖年间，“自明代嘉靖三十二年始用黄铜铸钱”[5]。《明会典》亦载：“嘉靖中则例‘通宝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原因是形成黄铜合金需要锌，而锌是很难单独提炼的。但是原藏瞿昙寺的双耳活环鎏金铜瓶的检测结果，显然不支持上述的结论，说明明代宣德年间已经用黄铜铸造器物了。虽然该器略早于记载的宣德三年成批铸造宣铜器的时间，但其所用材质，与次年用“黄铜”铸造的宣铜器可谓一脉相承。所表现出的彝器风格也与古籍中的记载相契合[6]。说明后来的宣铜器之所以具有特别的材质和器形风格，是有其铸造和审美渊源的。

三、清宫旧藏器与双耳活环鎏

金铜瓶对比分析

为便于研究，将上述检测的清宫旧藏器及双耳活环鎏金铜瓶的检测结果，用表格进行对比（表三）。其中有砷、锑、铋、镍四项元素，双耳活环鎏金铜瓶未检，这里暂且舍去。另外，鎏金层、嵌银纹饰和器物配座数据也未计入在内。

研究中发现，因各时代铸造方法、工艺水平及配料不同，锌的含量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着重以含锌量（铜座不计）为标尺进行比较。

故142844，冲耳乳足炉。器形周正，秀雅古朴，包浆厚实坚固，无丝毫浇铸范缝、焊疤，应为传承古老的失蜡法铸造（图二）。宣铜器部分造型多以宋代汝、官、哥、钧、定诸窑名瓷为本[7]，该器造型即以宋瓷中哥窑的双耳三足小炉为蓝本。含锌值与双耳活环鎏金铜瓶的含锌量比在一个区间。检测结果印证了这样一种可能，即该器与双耳活环鎏金铜瓶的时代相同。当然，款识的书法特点通过辑字分析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8]。

故177126，嵌银丝蝉纹簋式炉，含锌均值3.3%。器形古朴典雅，各部分比例适中，制作精良，包浆厚重自然，几乎掩盖了嵌银丝装饰（图三）。1977年10月，经耿宝昌、王文昶先生鉴定为明代。现在经过含锌量比对，可以确定为明末。

故142717，冲耳乳足炉，含锌均值2.0%。器表经过精心打磨，略呈黑漆古色（图四）。1977年10月，经杨伯达先生鉴定为崇祯年造。

故177126、故142717的检测数据可作为明末宣铜器的参考数值。故宫另一件书款为“大明崇祯甲戌枫里沈氏家藏”炉，耿宝昌、王文昶先生鉴定为沈家真器。检测含锌均值为3.5%，同样证明明末宣铜器的含锌值是很低的。

故177011，康熙款戟耳圈足炉，含锌均值6.7%（图五）；故177014，雍正款蚰龙耳圈足炉，含锌均值12.5%（图六）；故177069，乾隆款蚰龙耳圈足炉，含锌均值19.2%（图七）。这三器锌含量比值随着时代的进展逐渐增高。从留存记录和档案记载来看，这三件无疑是标准的清代官造器，故其锌含量也是鉴定同类器物重要的参照标准。

故142731、故177225的锌含量比值在23%～27%左右，超过了乾隆故177069的锌含量。结合纹饰、款识、加工痕迹等其它方面综合考虑，此二器的时代应归属乾隆以后（图八、九）。

从顺序排列很容易看出，明宣德至清乾隆以后，宣铜器的锌含量比值图谱线走了一个马鞍形，从明宣德时期的12%～15%左右，至明末的2%～7%左右，再到清康熙的6%～7%左右、雍正的10.4～14.6%左右（其中14.6%为器内底检测值，长期受热锌元素有熔出现象，可忽略不计）、乾隆的16.6%～21.9%左右（其中21.9%为器内底检测值，同样可忽略不计）。这样的谱图曲线走向，说明明末铸炉工艺一定是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我们知道，锌的熔点只有420℃，沸点907℃，炼制过程中极易挥发。每一次加热熔化、辟渣去除氧化物、然后再加热熔化，都会使锌严重氧化、烧损。炼的次数越多，锌损耗就越大，所以明末宣铜器的含锌比值，说明那一段时间讲究反复冶炼铸造，甚至比宣德时期炼的次数还要多。而这一时期恰好也是《宣德鼎彝谱》面世的时期，也许里面记述的十炼[9]、十二炼[10]，真的被人们应用到了实际的炼炉过程中了。

四、结 语

通过与原藏瞿昙寺的双耳活环鎏金铜瓶进行对比，梳理故宫旧藏宣铜器的种种疑问，结合传统鉴定方法，科学地筛选出明宣德或近宣德的器物，是检测的最终目的。目前的研究结果较为清晰，受检器物中，唯有故142844冲耳乳足炉可以认定为宣德本朝，这是在出于旧藏器的基础上，又经铭款对比[11]、包浆和加工特点研究，特别是科学检测证明了的。同时，经过比对研究，在其它几个重点时段也都有了相应的标准器，即明末的故177126炉、故142717炉；清康熙时的故177011炉、雍正时的故177014炉和乾隆时的故177069炉。这几个时段受检的宣铜器，都是清宫旧藏器。尤其是具有清代国朝年号款[12]的那几件官造器，一直深藏宫中，在断代上本应没有什么疑问，所缺的只是一项无损检测而已。因之相应的检测结果作为断代的标准数据也是令人信服的。

清宫旧藏宣铜器无损检测研究示例的意义在于启示和推广。如能不断找到不同时期流传有绪的宣铜器，对其进行无损检测，又可以进一步丰富明、清两代各时期标准器的数据资料库。当这部分数据的资料库建立起来后，大量流传无绪、难以确定具体时期的宣铜器，便可以对号入座了。这对于宣铜器的研究整体来说，无疑是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

[1] 在受检文物中，有个别器物由于受到表面鎏金层或器表嵌银纹的干扰，出现的金银元素含量不具有可析性。

[2] 器内底由于长期使用受热，Zn、Pb、Sn等元素有熔出现象，因此测量时这些元素含量普遍偏高，未用作统计平均值。

[3] 王昱：《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3页。

[4] 为了检测出的器物内部成分更加准确，检点均选择在脱金部位，以尽量排除器表鎏金的干扰。但分析报告显示，不同部位金元素含量跳度很大，宽度达到0%-14.609%。如此来看，检测未能完全排除鎏金残余物的影响，故金元素的含量仅作参考。

[5] 周卫荣：《我国古代黄铜铸钱考略》，《文物春秋》1991年2期。

[6][7]明·吕震：《宣德鼎彝谱》卷一，中国书店，2006年，第297页。

[8] 详见李米佳：《宣德炉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23页。

[9] 同[6]，卷六，第374页。

[10]同[6]卷七，第390页。

[11]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记高江邨之宣德鳅耳诗注中，曾将宣德款的书写者指向明初的书法家沈度。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沈度作品敬斋箴页、歉益斋铭页及四箴页中，利用电脑技术将有关字辑在一起，形成“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款，以求证铭款书写人与沈度的关系。就书法特征来看，故142844号冲耳乳足炉的铭款，确实较接近沈度的风格。

[12] 指的是“大清康熙年制”、“大清雍正年制”和“大清乾隆年制”等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