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

【摘要】

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问题。20世纪末,当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我认为对中国艺术来说,现代性更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中国写实油画的代表画家靳尚谊曾多次说过:中国应该补现代艺术的课,中国现代艺术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就从传统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一下子跳到“当代艺术”。的确,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充分发展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而不必急于追随和模仿西方的后现代艺术,当然也不必排斥对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借鉴。20世纪“85美术新潮”之后,中国美术界流行一种说法,以为我们几年之内走完了西方现代艺术一百多年的历程。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确切。首先是没有走完,尽管我们翻译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图书,看到了不少西方现代艺术各个流派的作品,但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至今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即使走完了,除了对西方现代艺术风格流派的简单模仿,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的创造又在哪里?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逐渐摆脱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简单模仿,但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仍然是我们未竟的事业。

近几年我也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是现代艺术的特征?通过对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理论,特别是对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到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批评的研究,通过对大量西方现代艺术作品与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国现代艺术作品的分析,我发现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2010年我在《荣宝斋》杂志“当代艺术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塞尚的文章,题目就是《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塞尚对现代艺术的启示》。我其实是把塞尚作为个案或引子,来阐释我对现代艺术特征的思考。我在那篇文章中谈到,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是西方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产物。西方现代哲学是西方现代艺术的基础。西方现代哲学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以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强调数理逻辑、语义分析和科学实证;一派是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强调生命意志、直觉、无意识和诗意存在。与此相应,西方现代艺术在印象派之后也大致沿着两条路径演变:一条路径注重理性的结构分析,从崇尚理性秩序的古典主义,经过塞尚,逐渐衍生出简化形式的立体派、纯粹几何抽象、构成主义、极少主义;一条路径注重直觉的自我表现,从崇尚非理性直觉的浪漫主义,经过塞尚,逐渐衍生出强化个性的野兽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塞尚正处于西方现代艺术起点的路口,同时指示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作为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应该是矛盾互补,却难以保持平衡。强化个性可能形式复杂,晦涩费解;简化形式可能削弱个性,情感落空。这是令塞尚困惑的两难问题,也是现代艺术的内在矛盾。简化形式的结果必然走向抽象,而抽象发展到极端――极少主义,形式倒是极端简化了,却完全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现代艺术的特征,所以极少主义标志着西方现代艺术的终结。

现代艺术发轫于西方,但并非西方的专利,而是东西方共享的精神产品。东西方现代艺术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类似或相通的艺术特征。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两大特征,不仅适用于西方的现代艺术,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包括中国的现代艺术。东方包括中国的现代艺术通常是在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和催化之下发生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礼教传统观念,历来强调共性压抑个性,重视内容轻视形式,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张扬个性与追求形式都属于贬义词;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张扬个性(自我表现)还被批评为个人主义,追求形式还被指责为形式主义,而个人主义(或者说个性主义)与形式主义恰恰是西方现代文化艺术观念的核心。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两次思想解放,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促进了中国艺术家的个性解放和形式追求。在我们引进或参照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似乎比较侧重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凡・高、野兽派、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而相对忽视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和塞尚、立体派、纯粹几何抽象、构成主义;比较侧重强化个性而相对忽视简化形式。这恐怕一方面出自我们对封建礼教压抑个性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由于我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偏重直觉、感悟而弱于逻辑、分析的哲学美学的潜在影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丰厚资源中,也蕴涵着构成类似现代艺术特征的元素和萌芽,特别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为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开辟了广阔的空间。20世纪以来,我们特别欣赏梁楷的减笔人物、徐渭的写意花鸟、石涛和山人的作品,大概也因为他们鲜明的个性和简化的形式富有现代感,容易唤起现代人审美情感的共鸣。

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衡量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性或现代感的可操作的标准。就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来说,只要符合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的标准,即使没有直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也可能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要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需要利用中国本土传统的文化艺术元素、符号和笔墨,但应该把中国元素变成个性化的元素,把本土符号变成个性化的符号,把传统笔墨变成个性化的笔墨,同时采取尽量简化的形式。用这种标准来衡量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我们也许会获得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我这里仅举中国画的几个例子。例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他们主要继承了中国画传统的写意精神,一般都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却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齐白石“衰年变法”,自创“红花墨叶”的大写意花卉,把清雅冷逸的文人情调转变为鲜活明丽的民间野趣,创造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崭新样式。用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的标准来衡量,齐白石的艺术个性异常鲜明,个性化的笔墨又是高度简化,现代感极强。如果说塞尚是西方世界的“现代艺术之父”,那么齐白石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之父”。潘天寿主张拉开中西绘画的距离,他的作品个性突出、笔力雄强、结构简洁,富有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感。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林风眠早年曾受过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洗礼,也注重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包括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他中年的水墨画情调低回,不合时宜,却独具个性的艺术魅力,他晚年的彩墨戏曲人物阴郁怪诞,歌哭人生,更富于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林风眠的学生吴冠中与刚刚去世的张仃两位挚友之间尽管发生过“笔墨之争”,但他们都为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吴冠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倡导“绘画的形式美”“抽象美”,他独创的半抽象彩墨风景点线交织,个性鲜明,形式简洁;张仃在20世纪中期大胆实验“毕加索加城隍庙”的绘画,他后期的焦墨山水把从中国画传统笔墨中提取的单纯的焦墨元素发挥到极致,“用最简洁的手段表现无限的丰富”(吴冠中评语)。

现代艺术的理想状态是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处于最佳的契合点,但这种契合点非常不易把握。如前所述,强化个性可能形式复杂,晦涩费解;简化形式可能削弱个性,情感落空。根据中国本土崇尚中庸之道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极端的自我表现、极端私密性的变态心理宣泄和极端抽象的纯粹几何构成,都很难被中国公众理解和接受。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吴冠中的“风筝不断线”以及现在中国美术界流行的“意象”理论,似乎可以作为调和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写实与抽象两个极端之间的矛盾的折中方案。当然,现代性并非评价今日中国艺术的惟一标准,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也并非现代艺术的全部特征。不过,今天的中国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设计的普遍缺点,仍然是缺乏个性,形式繁琐。没有个性就没有现代性,同时形式一繁琐现代感就消失了,形式一简化现代感就出来了。因此我提倡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可能对促进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