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摘 要：菲利普斯曲线有其微观经济基础。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失业工人随机寻找工作的经济决策、在岗工人与公司之间的博弈行为、工会势力与公司讨价还价力量的均衡、公司调整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决定、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等。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工作报价、最低工资预期水平、搜寻工作的效率、工会势力和公司势力、辞职率与临时解雇率、生产技术效率、劳动周转率、劳动市场分隔及其不平衡等因素进行政策性调节，可以使菲利普斯曲线整体性向左下方移动，从而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

关键词：菲利普斯曲线；微观经济基础；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移动

一、引 言

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198年菲利普斯指出，货币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逆向变化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菲利普斯关系，与这种关系对应的曲线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第一类菲利普斯曲线。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将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演化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的曲线被称为第二类菲利普斯曲线。第二类菲利普斯曲线似乎表明：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不能同时得到。但是，经济发展史表明，可以通过向左下方整体性移动菲利普斯曲线达到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的目标。如，20世纪60年代，对应货币工资率每年2.%的增加，失业率减少如下：加拿大.2%～10.0%，美国.%～8.2%，日本.%，英国2.6%～3.2%，法国2.3%，西德1.%。更进一步，通过分析菲利普斯曲线的微观经济基础，发现仍然支持以上观点。通过采取若干政策性措施，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菲利普斯关系的基本形式与特殊形式

olt(1970a）64-126认为，菲利普斯关系有四种形式：基本的菲利普斯关系、工作空位多情形下的菲利普斯关系、工资变化情形下的菲利普斯关系、工会势力影响下的菲利普斯关系。

基本的菲利普斯关系。在已知失业持续时间与就业的分布函数、工作空位存量与失业工人存量的关系的情况下，假定辞职改变工作是总辞职的一个固定部分，辞职率随着工作空位率而波动，基本的菲利普斯关系为：g=-k1+k21U 。 其中g为货币工资变化率，U为失业率，k1、k2为系数，且为正数。

工作空位多情形下的菲利普斯关系。假定工人们能够得到关于工作空位数量的结构、其它工人失业的持续时间、当前提供的工资等劳动市场条件的一般信息，那么在工作空位多的情况下，雇主倾向于比必要水平更高的工资报价，在其它雇主的工作充足但工人不充足的情况下，被雇佣的工人可以产生改变工作的更高动机。工作空位多情形下的菲利普斯关系为：g=-k1+k3(1U)(1+b)。其中b为一个修正的参数。

工资变化情形下的菲利普斯关系。假定在一个时期内市场上的失业工人有可以接受的、在一定范围内分布的工资，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临时的、倾斜的供给曲线，假定工资和失业的变化是时间的变化率，为了得到雇佣工人的增量ΔE，就必须有一个工资变量ΔW，二者呈负相关。工资变化情形下的菲利普斯关系为：g=-k1+k2(1U)(1+b)+s(U)ΔE。其中s（U）是随着失业率变化而变化的系数。

工会势力影响下的菲利普斯关系。如果工会工资通常是非工会工资的常数倍，或者两者之间的差额是常数，那么差额的存在不会对菲利普斯关系产生影响。但实际上，差额是变化的，所以必须考虑动态菲利普斯关系上的这些变量：工会工资范围内支付工人的数量，非工会工资的指数，工会工资指数，产业间平均工会差额，决定变化的百分率。olt通过推导得到一个相当复杂的表达式：dWdt1W=-k1+k(1U)1+b+s(U)ΔE+k4M+kΔM+k6Δ2M+k7U+k8ΔU+k9(π)+k10Δ(π)。其中，ki是正常数，ΔE是雇佣工人的增量，M表示工会会员中被雇佣的数量，U是失业率，是公司的投资，π是公司近年来的平均利润。

三、菲利普斯关系的微观经济基础

菲利普斯关系是一种宏观上的统计关系，这种宏观关系是有其微观经济基础的。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失业工人随机寻找工作的经济决策、在岗工人与公司之间的博弈行为、工会势力与公司讨价还价力量的均衡、公司调整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决定、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等。

（一）失业工人随机寻找工作的经济决策

MacQueen和Miller（1960）指出，工人们在随机选择工作时，激励工资决定水平规则是，在考虑搜寻成本的前提下，最大化预期收入。为了最大化预期收入，必须知道失业持续时间与就业的分布、工作空位存量与失业工人存量的关系等重要信息。失业工人决定是否接受某一工作，还与最低工资预期水平有关。

1.失业持续时间与就业的分布。准确知道失业持续时间和就业时间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是最大化预期收入的前提。Woytinski（1942）探索出了布法罗失业的男人失业期限直到2个星期的累计分布。从1929年到1933年每年分布大概呈指数分布状态。如果系统不在均衡状态上，那么交叉部分的分布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过去的劳动市场变化。失业持续期限的指数分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一些固定期限上的失业百分数随着自然失业率的增加而系统地增加。Silcock（194）的研究表明，就业持续期限的分布接近于指数，但是当持续期限延长时，他发现两参数的贝塔分布比指数分布更适合他的数据。Lane and Andrew（19）认为，正常分布的对数拟合得更好。

2.工作空位存量与失业工人存量的关系。可以将劳动市场的运行归结为一个经济循环。劳动供给由雇佣和召回的数量决定，劳动力的存量等于雇佣和召回（临时解雇一段时间后，工厂有需要时将工人重新收回）的工人数减去辞职、解雇、临时解雇和退休的工人数。劳动需求由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决定。当人们离开家庭、从学校毕业、被解雇或辞职时，流进劳动市场。当他们被重新雇佣、召回或返回家庭、学校时，离开劳动市场。工人和雇主的经济行为选择受到搜寻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影响。雇主和工人寻找各自的经济利益的条件是不完美的，他们同时可能考虑各自的搜寻成本。如果从失业队伍中流出的数量与流进失业队伍的数量相差很大，那么失业队伍的存量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从经济事实来看，即使在经济波动期间，总流进量与总流出量相差不会很大。虽然流进和流出失业队伍的数量之和可能占劳动力的40%左右，但是失业的水平可能只改变1%。

当预期的工作力量超过被雇佣工人的存量，新的工作空位产生。随着工作空位存量的增加，工人与工作空位的结合随着新的雇佣的发生而增加，失业工人的存量降低，被雇佣工人的存量增加。工作空位的增加和失业的减少缩短了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延长了工作空位的平均持续时间。这些变化导致一些被雇佣的工人因为劳动市场的改善辞去现有的工作。辞职降低了被雇佣工人的存量，创造了新的工作空位，增加了失业工人的存量。工作空位和失业的增加提高了新雇佣的市场匹配的可能性，可以部分地恢复被雇佣工人的存量。预期工作力量的增加、工作空位持续时间的延长、辞职率的增加导致公司减少它们的解雇量。这会导致增加被雇佣工人的存量，减少失业工人的存量。失业工人存量的降低，降低了新的雇佣，导致工作空位时间延长、失业持续时间缩短。这些结果刺激了更多的辞职，雇佣机会的改善吸引了辞职工人重新进入劳动市场。

工作空位的存量与失业工人的存量不断地相互发生随机作用，导致系统通常接近随机均衡。如果在工作空位的存量与失业工人的存量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成为随机均衡存在的一个证据。Dow和DicksMireaux（199）在国家和产业水平上分析工作空位存量与失业存量之间的反比例关系，发现英国1946－190年间的数据符合矩形双曲线。工作空位存量与失业存量的对数比为-1。

3.最低工资预期水平。工人寻找工作决定是否接受它的时候，他要将现在的工资报价与通过进一步寻找有可能出现的更好的报价进行对比和衡量。确定初始激励工资水平依据工人先前的经验、其他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市场上工作机会可以利用的百分率。随着失业时间的增加，以下几个因素使激励工资水平越来越低：一是当一个人对世界各方面的知识有越来越客观、成熟的认识时，激励工资水平会越来越低；二是好的工作机会首先被寻找，当转向更加缺乏吸引力的岗位、公司、工作地点时，激励工资水平会降低；三是随着工作的寻找，家庭资本会变得越来越少，人的精力消耗越来越多，收入的吸引力增加，进一步寻找的代价提高，工资激励水平降低。

Phelps（1968）和Friedman（1968）认为，工人寻找工作时对工资的预期是一种适应性预期，是对实际工资的适应性预期，而不是对名义工资的适应性预期，从而确定是否接受工作，预期工资高，接受工作的人多，预期工资低，接受工作的人少。Lucas（1973）认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采用的适应性预期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预期偏差，因此他认为工人寻找工作时对工资的预期是一种理性预期。

asper（1967）研究了明尼苏达就业服务中心登记的3000个长期失业工人的1961个样品。他们登记的失业期限从0到20个月，均值为7.个月。研究发现，工人们要求的工资比他们以前的高，但是失业6个月以后，他们要求的工资比以前的工资低。他们的工资水平以每个月大约0.38%的速度直线下降，用函数Wt+u=wt(A/u)来拟合比用直线来拟合更加合适。

Sobel和Wilcock（1963）调查访谈了登记在六个州的就业服务中心的4000名工人。这个样品是失业工人的典型，失业在不熟练的蓝领工人中最严重。Sobel等人发现，最低可接受的工资在最初的4.个月内以每月0.27%的平均直线速率下降，在接下来的14个月以每月0.18%的平均直线速率下降。在整个时间段内，73%的工人没有降低他们的工资预期，但是有10.9%的人愿意接受超过20%的工资降低。

上述证据看起来似乎支持存在最低工资预期水平，但是需要更多的系统的计量分析。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是需要区分辞职和临时被解雇的工人，二是需要检验那些在业余时间找到工作的人的工资预期水平，三是需要直接测量工资预期水平和接受的工资。

（二）在岗工人与公司之间的博弈行为

有一些在岗工人，仍然打算寻找工作。在工作空位很多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寻找工作容易获得成功。通过公式推导可以看出，货币工资的改变率取决于单位时间每一个工人被雇佣的概率和单位时间每一个工人辞职改变工作的概率。如果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会运动的压力，使雇主倾向于提高在岗工资率的因素有：一是被雇佣工人辞职和可能在市场上寻找到更好的工作；二是当雇主稳定在岗工人出现纠纷的时候，需要雇佣失业工人或其它地方的工人。使雇主倾向于降低在岗工资率的因素有：一是通过劳动市场的工人们遭受了工资降低的损失时，雇主不会害怕失去他们，降低他们的工资；二是新工人的补充如果给定的工资比原雇佣的工人高，质量比原雇佣的工人低，会引起原雇佣工人的不满。总工资水平的变化，取决于失业工人的工资变化、在岗工人的工资变化、改变工作工人的工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取决于每个类型劳动力的比例。

（三）工会势力与公司讨价还价力量的均衡

Chamberlain和uhn（196）对集体讨价还价进行了研究， olt（1970a）64-126将它应用到工会争取工资的讨价还价中。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尤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工会组织会对货币工资率产生影响，进而会对菲利普斯关系产生影响。工会组织集中的讨价还价力量能够替代个体的讨价还价力量，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公司这个等级组织在管理过程中的集中力量。一般认为，在工资上工会比个体讨价还价有不同的力量取决于以下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一是工会罢工的能力；二是集体讨价还价比个体讨价还价所拥有的便利；三是公司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把工资升高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四是公司的利润率。

工会罢工能力取决于：一是被雇佣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比例，二是工人支持的力量。工人参与工会的程度将反映工会组织的约束力，同时会影响到工会活动经费的多少。组织的活力和工人支持的力量可能在工会会员的比例上反映出来。

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讨价还价的力量取决于对工会和公司不同的成本影响，更为本质的是对两个集团的主观意义上的相对成本。工会使用的最高威胁形式是罢工，罢工会给公司造成损失，同时是工人的机会成本。公司使用的最高威胁形式是停工，停工也会给工人造成损失，同时是公司的机会成本。罢工与停工的成本取决于它的持续时间。

在要求增加工资的过程中，工会遇到的阻力取决于公司提高它的商品价格的能力和对消费者的转嫁能力。这些能力又取决于产业的集中度、需求弹性和其它产品市场的因素。Bowen（1960）64研究了1947-199年美国的某些产业，发现利润、集中度和工会会员在预期方向上对平均小时工资有影响。高集中度、强工会的产业与低集中度、弱工会的产业相比，前者利润水平比后者大得多。

有两类变量影响工会工资和非工会工资的差异。第一类变量是罢工的能力和集体讨价还价的好处，第二类变量是集中度和利润。第二类因素必须通过第一类因素才能起作用。第一类因素会相互作用，第二类因素会附加地作用。一个更精确的分析应该考虑到公司制定的制度约束。工人资格老的权利、公司雇佣政策、养老金的权利极大地增加了单个老工人改变工作的成本，所以它会降低单个工人讨价还价的效果。在经济循环上，工会工资和非工会工资的差额会随着工会成员的数量、失业和利润的波动而波动。可以认为失业波动会对工资差额产生影响，利润波动会部分地抵消失业效果。

不能直接地研究工会的力量，必须采取间接的办法。可以通过工资离差和工会差额来研究工会的力量。Lewis（1963）287计算了约70个产业平均全时报酬的变异系数，工资离差相当稳定，1929-198年范围在24.1%～3.1%，但是与失业水平呈正相关。他估计198年，当变异系数是31.%时，工会力量可能解释2或3个百分点。1929年，在低失业时期，是不到1个百分点。Lees和amilton（1963）将变异系数的变化作为工资离差的量度来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产业间讨价还价模式的传播对离差的“狭窄化”有作用，当失业增加时，离差会增加。Eagly研究了190-1962年的产业工资变化，他依据工会会员的比例对产业进行了分级，发现工会化程度越高，辞职率越低，货币工资的变化率越高。

(四) 公司调整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决定

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价格型菲利普斯曲线，即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如Calvo（1983）等模型假定：名义工资的设定是在离散时间内异步决定的，合同是交叠的；个人签订的工资合同反映了他在预期合同期内对未来价格和未来产出水平的估计；价格是工资的固定加成；厂商调整价格的次数外生，厂商受制于时间依赖的定价策略，价格刚性程度固定。在这样的假定下，厂商被允许在每一个时期按照给定的概率重新设定价格和工资，厂商在调整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时候，是将未来的成本（产品成本、工人工资等）和未来的需求条件考虑在内的。单个厂商价格决策遵循具体的最优化原则。

Mankiw和Reis（2002）提出的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信息模型假定：封闭经济；厂商处于垄断竞争环境里；用来确定最优价格的信息不一定是当期的，信息是粘性的；价格是经常变化的，某些价格建立在过去信息的基础上；更新旧信息或获取新信息是有成本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能够形成理性预期，但这种预期不会频繁地调整，厂商根据最优化原则确定最优价格和工人工资。

（五）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

假定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供给曲线是一次函数，短期内劳动生产率固定，企业按照成本加成法定价，利润占成本的比例一定，那么工资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就有着对应关系，工资上涨，物价就上涨。在这些假定下，如果劳动供给曲线斜率为负，那么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如果劳动供给曲线为垂线，那么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劳动供给曲线斜率为正，那么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据罗贵发（2006）研究，在美国，菲利普斯曲线斜率为负分别出现在1970-1971年、1974-197年、1976-1979年、1980-1982年、1983-1984年、1986-1989年、1990-1992年、1994-1996年、1999-2000年、2000-2001年、2001-2002年、2003-2004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升高的正斜率曲线分别出现在1973-1974年、1979-1980年、1989-1990年、2002-2003年。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出现在1982-1983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降低的正斜率曲线分别出现在1971-1972年、197-1976年、1984-1986年、1992-1994年、1996-1998年、1998-1999年。

四、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政策

通过对菲利普斯关系微观经济基础的分析可以发现，工资报价、最低工资预期水平、搜寻工作的效率、工会势力和公司势力、辞职率与临时解雇率、生产技术效率、劳动周转率、劳动市场分隔及其不平衡等因素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变量进行政策性调节，可以使菲利普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达到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目标（olt，1970b）162-184。

（一）降低工资报价、接受水平（最低工资预期水平）和通货膨胀预期

辞职的工人可能有相对较高的工资预期，因为他们的搜寻从没有被迫失业的经验开始，然后慢慢地降低工资预期。相反，临时解雇的工人可能有同他们过去的工作相比相对较低的工资预期。降低失业工人初始的工资接受水平和公司报价水平，减少进入劳动市场的空位，会降低通货膨胀率。工人和雇主一般有夸大纯粹的通货膨胀导致过去和未来的工资变化程度的倾向，更好的信息和查询手段可以纠正这些不合理的预期。降低工人和雇主持有的通货膨胀预期，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二）提高搜寻效率，应用计算机辅助查询与安置

通过工人和雇主之间更好地联系与沟通，通过工人或雇主特殊需要的更多信息的传递，会缩短工人和空位匹配的时间。信息需要分类、筛选和有选择性的传播。应用计算机辅助查询，能够减少平均搜寻时间，减少失业和空位持续时间，提高主动接受概率，并且通过更高质量的安置可以降低辞职和临时解雇率。但是，失业和空位持续时间的减少会倾向于降低主动接受概率，部分地抵消原来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计算机系统没有很好地在满意度和生产率方面改善工作与工人的匹配的质量，那么计算机辅助查询会提高劳动周转，可能会加速通货膨胀。

（三）集体讨价还价指导方针和控制垄断势力

劳动市场有这样一个趋势：为了回应随着工资提高的大量的辞职，公司之间会竞争性地出高价。公司使用相对工资的变化保持他们的工作力量会失败，结果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提高。禁止所有雇主增加工资的价格指导政策在延缓出高价过程方面是有用的，但是那些相对高辞职率的情形必须除外。对于工会势力在反对解雇工人和支持提高工人工资上的作用，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限制。在控制产业或公司的垄断势力上，可以采取以下政策：一是通过完全就业总收入政策，减少失业，增加工会和非工会工人的就业安全；二是基于产业工会，加强行业分隔，降低产品市场垄断势力，从而降低讨价还价能力；三是实行反托拉斯政策，降低产业集中度和垄断势力；四是降低高利润行业的关税保护。

（四）降低辞职率、临时解雇率以及辞职与临时解雇率的比例

在不干预失业的情况下，经济循环中辞职量的变化，可以形成重要的通货膨胀机制，因为它可以使工资增加，或间接地诱导在职工人减少周转率而增加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此时，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政策：

第一，可以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和组织降低主动辞职。如，公司内部的某些制度安排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如养老金、老资格优先权等，然而减少辞职会增加劳动调整过程的不合意的摩擦。

第二，可以通过发展合适的职业计划和健康保障的训练项目来减少年轻工人的辞职。

第三，尽可能使劳动市场上信息对称。在劳动市场上，关于安置过程的信息通常是不对称的。雇主通常拥有大量的信息，他知道他要雇佣的工人具有的基本特征、基本技能是什么，却省略了许多对工人重要的信息。这对于获得一个双方满意的工人―工作匹配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第四，在公司内部提高工作―工人匹配率。公司和员工拥有的大量的相互信息，使得在公司内部的劳动市场上能够有效率地发现好的工作―工人匹配，这可以减少临时解雇率和辞职率。但是，过度的避免外部市场会导致一些不合意的分隔。

第五，政府诱导公司增加培训投资的公共政策项目，应该给公司培训低技能工人更强的激励，从而为保持公司的工作力量而减少临时解雇率。

（五）增加生产技术效率、劳动周转和安置的可能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减少工作力量，增加失业，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更大的产出将在更低的价格上售出，所以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全时或在职找工作的时间的缩短，将会导致更短的平均失业时间。这会降低搜寻成本，可以诱导人们更频繁地搜寻，他们的就业时间也会缩短。找到新工作更容易，会减少空位的持续时间，增加临时解雇率，缩短就业时间，这样不仅会增加培训成本，而且会增加流进劳动市场的空位存量和失业工人的存量，至少部分地抵消了搜寻时间减少的效果。

主动接受概率将依赖工资重叠，即雇主的最大工资超过工人的最小工资的数量。最初缺口的减少或它们的加速下降会有助于减少失业和空位。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措施减少缺口，导致工资重叠，增加安置的可能性：一是使工人降低他们的工资接受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二是使雇主增加工资，或降低与产出有关的质量预期；三是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查询，这样可以使工人学习得更快，以使他们作出心理调整接受更低的工资预期，也可以帮助雇主学习，使他们根据市场条件调整得更快。

（六）降低劳动市场的分割程度、减少劳动市场分隔之间的不平衡以降低失业率

找工作的人与劳动市场沟通上的时空限制导致的成本、特殊职业培训的成本、重建工作的成本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分隔。减少劳动市场的分割程度，将增加安置的可能性。换言之，任何与劳动生产率、满意度、转移成本相抵触的分隔都应该被清除。

劳动市场有范围经济性。即使空位和工人最优地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劳动子市场以使不平衡对失业没有影响，不同的劳动子市场具有的吸引力也不相同。劳动子市场相对较大，匹配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空位和失业的持续时间会更短。如果劳动市场的分隔是地理性的，那么由于存在范围经济性，劳动者和雇主有转移到更大的劳动市场的激励。这样可以减少劳动市场分隔和分隔之间的不平衡。

劳动者可以通过工作重建、不同职业间的培训、地区间劳动和产业的流动来减少地区和行业间的长期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和私人在地区性和行业性的需求上反对波动的措施将阻止不平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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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w to Reduce Bo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Rates Simultaneously ――Phillips Curve′s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and Its Movement

WU EN-qiu

(Business School, 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Abstract: Phillips curve has its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he relation of money wage change rate and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Phillips curve described depends o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which unemployment workers search for work at random, game behavior of onthejob worker and corporation and equilibrium of union and corporation bargaining power，the decision of corporation′s pricing and wage, labor supply curve′s slope. We make Phillips curve move leftward and downward simultaneously to reduce bo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rates by our government's regulating work offer,minimum wage anticipant level, efficiency of searching for work, union power and corporation power, quit rate and temporary lay-off rat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labor turnover rate, labor market segment and its imbal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eywords: Phillips′s Curv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 inflation rate; unemployment rate; movement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