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后继无人的反思

毋庸置疑，我们常说的香港电影是指有香港味儿的电影，而不是仅指有香港人参与的电影――当香港电影丧失这种味儿时，也就难以称之为什么香港电影了，即香港电影灭亡了。

时近年底，回首今年上画（上映）内地市场的香港电影――此处的香港电影泛指无论导演、主角还是制片方，这些关键元素之任一烙上香港标签的电影――你会发现，这些元素这些人即便谈不上老态龙钟，至少也年近半百――不仅年近半百，还为老不尊地屡屡出现。

这里仅以演员为例，如《毒战》和《逃出生天》里的古天乐，《同谋》和《激战》里的张家辉，而即将上映的《扫毒》里以上两位将联袂出演，还有刘青云（他也出现在《逃出生天》里）；更不用提甄子丹、刘德华、郭富城这些更上岁数的老面孔，此老三位在2013年出演并内地上映的电影数目依次为三部、四部和六部。

而新人则基本上集体缺席。

香港影坛目前这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状态，是其基于香港电影独特美学的，传统而完备的市场操作模式在内地电影市场这块大肥肉的勾引下，丢魂落魄、步步失节的后果之一。即，当一个成熟而合理的系统基于某种不可逆的原因，而必须遭受一个不成熟且不合理的系统的控制时，它就会迅速崩溃――且比那个使其崩溃的，不成熟且不合理的系统的崩溃要迅速得多。

这崩溃的后果处处可见，近来杜汶泽跟温兆伦的急赤白脸，亦为其一。

香港电影曾以其完全不逊色于好莱坞和日系娱乐的造星体系，而显赫于世界影坛。各种类型片凡是基于这种造星体系之上才可成立，恰如我们谈到功夫片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某些功夫电影，而是某些功夫明星。这一造星体系的成熟由香港电影近百年的市场进化导致，而这进化则由香港文化寡民式的自由所培育，这个根基如果遭到破坏，牵一发则动全局，其造星体制亦将势必遭到破坏。

内地电影市场近些年的迅速扩张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有目共睹。最初，像刘德华、周润发之类的老牌香港明星在内地院线制度远未建好之前，已经具备了巨大的号召力――香港电影方面或应多多少少打过这样的如意算盘：等到内地电影市场允许香港电影上画的那天，后者对前者的占领乃至垄断不过一蹴而就之事。

那么现在内地电影市场确实允许香港电影上画了，后者则找不到北。此种晕菜与其按杜琪峰、彭浩翔等香港导演所强调的，由内地严苛且不按理出牌的审查制度造成（这点当然很关键），不如说由像他们一样，诸多香港电影话事人基于对内地大众文化的轻视和想当然而导致的，无心乃至无能投其所好造成。

尽管，《中国合伙人》证明了像陈可辛如此高级别的香港导演，只要足够谄媚，足够认真，在内地还是可以找到北的，但若将目光稍微放远些，从对香港电影美学的独特性的保持和捍卫之诉求来看，像彭浩翔和杜汶泽，拍粗口片或，多少端出点我们香港人就是有自由拍这样的片子且就不给你们内地土鳖看气死你们的意思，这种如小孩赌气不吃饭般，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发闷骚的做法，确实幼稚没钱途，但却真挚可爱。

当然，我们若真可以不将香港视为香港，即取消其文化上的特殊性并丝毫不以此为憾的话，那么上面的讨论都成空话。当人们对香港电影的指望跟对西安制片厂或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的指望毫无区别时，香港电影风格上那些独具的，不可取代的东西亦将烟消云散。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美学上付出的代价当然不仅囿于美学，它还牵扯到该地区的历史，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活习惯、族群感情和价值体系，等等等等。一叶落而知秋，何况对香港文化来说举足轻重的电影。香港电影文化若真的遭到同化，即意味着其其他各个范畴的独特性亦遭到颠覆。

若将杜汶泽和彭浩翔对香港电影的捍卫视为对这种颠覆的反对的话，他们则几乎焕出英雄式的光芒来了。

毋庸置疑，我们常说的香港电影是指有香港味儿的电影，而不是仅指有香港人参与的电影――当香港电影丧失这种味儿时，也就难以称之为什么香港电影了，即香港电影灭亡了。而现在诸多毫无原则、唯利是图地围猎内地市场的香港电影人，在巨大的利润面前，正是摆出了这么一副出卖香港电影的嘴脸，这种标准的涸泽而渔的做法，其愚其私，令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