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准入条件存疑

日前，为了合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同时也为了防止出现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个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性文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议论。

但从客观上来看，教育部规定的三个准入条件均过于虚化，存在诸多“可操作空间”。

首先，要求家长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这个条件有待进一步商讨。目前并非所有的务工人员所在单位都会积极主动地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有些单位由于社会保险法制意识不强，逃避缴纳社会保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如果进城务工人员所在单位沒有为进城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作为家长自然无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据资料，而如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述规定，以家长沒有缴纳或沒有全部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不让其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岂不是单位违法受益，却让员工去买单？

其次，要求学生在流入地就读时限政策制定权不宜下放给地方政府。出于权衡考虑，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显然要倾向于本地居民。由于本地居民不是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的直接性受益者，相反，在很多本地居民看来，允许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直接损害了本地居民的既得利益。因此，在目前的大学招生名额分配计划未改变的情况下，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实施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本地居民，而本地居民自然希望当地政府对随迁子女高考准入条件设置得越苛刻要好。

还应当注意到，对学生在流入地就读时限要求越长，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要求家长在流入地工作时间越长，因为义务阶段的学生一般是离不开家长照顾的。如果地方政府要求学生在流入地就读时限从小学开始起算，那么也就间接要求家长从孩子入小学就要到就读地工作，并交纳各种保险，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最后，流入地需不需要学生家长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类群体这个条件弹性极大，极易成为地方政府排斥随迁子女的合法依据。从法理上来看，随迁子女在异地参加高考的权利，与其家长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所在的城市是否需要这个职业并无任何法律关系。法治政府之下，罚当其罪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则，因而，不能以父母的行为而限制、剥夺其子女的权利。

另外，哪些职业和群体是城市发展所需？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现在尚沒有城市予以明文规定。如果按照这个文件，结果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和进城务工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纠纷不断，而目前国家又沒有一套合理的制度来处理这类纠纷。因此，随迁子女高考准入要符合城市需要这个条件，极易在地方政府和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之间引发纠纷，产生矛盾，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如上分析，目前教育部提出的三个准入条件均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从善法的角度，随迁子女高考准入三个条件可考虑修改为两项：一是建议用地方纳税证明来替代社会保险。因为纳税既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设定这个条件并不违法，同时也便于家长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相关的证据资料，更便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查实和确认，因而比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更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教育部应统一规定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学习时限，最好是从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中时开始起算，以修完高中学业为准，这样便可大大减少地方政府虚置中央统一政策的机率。

（作者为宪法学博士）

“瓮安遗迹”警示深远

瓮安保留“县委楼遗迹”，并建“警示教育馆”

贵州省瓮安县要把4年前被烧毁的县委办公楼作为“警示教育馆”原貌保留。此举耐人寻味。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或为中国在转型时期的重要里程碑。瓮安主政者的做法，给未来中国发展与治理模式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

在瓮安事件之前，政府面对的“维稳对象”大多是零星和少量的，缺乏外界的关注和支援。瓮安事件中，由于即时通讯工具广泛使用，网络传播技术的改进，群体行动能力及其与外界的互动大大增加，对社会心理造成一定冲击。在那以后，中国部分遵循类似方式，对原有政府治理模式构成挑战。

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两种应对思路。一是加强网络管制，力图削弱大规模群体行动的技术基础。二是反省政府自身执政理念和行政水平，通过减少和改正错误达到民众满意，消除的社会原因。无疑，瓮安政府选择的是第二种方式，这是往正确方向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由此也带来了更深的思考：当下，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能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只要有先进的信息平台，持续的公共监督，相信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岑科为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员）

如何避免畸形分配

“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18年未执行到位

近日，有关部门要求保证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但其实1994年1月1日实施的《教师法》就有类似规定。

教师工资待遇严重滞后于公务员，是不争的事实，这根源于行政权力的垄断。在当前的财政体制下，公务员工资和教师工资都是在通过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实现分配的。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需要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但是，现有的监督体制无法从实质上对于政府的预算形成刚性约束，人大代表的表决通过也大多流于形式。

在政府主导的预算体制下，期望政府将更多财政分配给教师难免显得天真。在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条件下，公务员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将教师工资提高到公务员水平成为了一句18年的口号。如果简单地将教师纳入公务员队伍，于教师尊严和教育本质无丝毫益处。

教师和公务员工资的悬殊仅仅是社会资源分配畸形的一个缩影，根源不在于如何提高教师工资，而是如何限制行政权力谋利，实现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

（作者周志祥为媒体评论员）

民意推动法规改革

河南法规认定下水救人牺牲不属见义勇为

近日，河南洛阳凌波沙滩浴场两名女孩溺水，24岁刘文波救援时陷入深水区溺亡。而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郑献春说，按《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办法》，下水救人不在见义勇为规定之列。但对于刘文波的英雄之举，郑献春肯定地说这属于见义勇为。

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法规上却不属于，这种悖论所体现的荒谬，在目前的中国绝非孤例。它所折射的是中国转型期体制与现实的冲突。上面的例子还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是面对日渐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司法者如何在现有法律法规上做到游刃有余。法律是严肃的，不可轻易改动，但司法却可以有余地。在情与理之间，司法人员该如何处置，一直是法学界的重要问题。如上案例中，实际上刘文波的所为，非要按法规的定义，实际上可以当成广义上的“维护社会治安”，因为刘的行为有利于民众的生命安全。

另一面则是，民众如何面对僵硬的法律条规。改革的推进，不仅在于法律制度的改变与演进，还包括民众自发的推动力。旧法的废除与改进，原本是在勇者的开创中慢慢实现的。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中，法无明禁即自由，不能够因为法律规定下水救人属于见义勇为就不下水。

（作者李啸天为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