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的种种偏见

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政府对和谐社会的倡导，学术界、媒体、政界以及广大百姓对幸福追求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我们还不够富裕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贫穷是追求幸福道路上必须首先铲除的障碍，而当我们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将富有变为真正的幸福呢?

幸福是测量主观感受

幸福的定义和测量应当反映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不能由他人强加或包办。要看人们是否喜欢吃水煮鱼，就应该直接问他们吃的感受，而不应该用主、配料的重量来测定。同样的道理，要测量人的主观感受，就应该直接问人们的主观感受，而不应该由客观因素来间接定义。

当然，测量人们是否喜欢水煮鱼，还可以看他们吃水煮鱼的速度多快(行为法)，或者见到水煮鱼时流多少口水(生理法)。在测量幸福感时也可以用行为法和生理法，但上述方法的代价高，操作灵便性差。

提到幸福指数，有人会想起不丹王国。不丹王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增加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国策的国家。由此，又很可能会将其GNH作为幸福指数的榜样。虽然我欣赏不丹政府对于国民幸福的重视，但是GNH内容的确定不一定完善。

不丹王国的GNH的定义建立在四个方面，即促进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护和促进文化价值、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创建善治。这些被幸福指数所囊括的因素是由学者或政府所决定的，它们可能会与那些真正影响国民幸福的因素不同，正如水煮鱼的受宠程度并不一定任凭鱼、辣、麻、油这些调料摆布。

要反映感受

想到“幸福”，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安逸”或“吃喝玩乐”。我们讲的幸福，不应当局限于这些，幸福是指整体的主观感受，包括正的，也包括负的。产生正感受的形式是多样的：吟诵优美的诗句，体验刺激的性生活，欣赏瑰丽的落日，帮助盲人过马路，在鏖战中奋勇杀敌等等。虽然这些体验的原因和环境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是正的感觉。同样，产生负感受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幸福测量就要以最简单的方法来反映这种正或负的主观感受。严格讲，幸福指数不应叫幸福指数，应叫感受指数。

关于幸福，人们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幸福难以捉摸――同样是金榜题名，有的人欣喜若狂，也有的人一笑而过，即便是同一个人，也时而欢呼雀跃，时而郁闷低落，难以预测。因此，幸福是无法准确测量的。

这种观点也不正确。让我们把人们的幸福和气温来做个比较。地方不同，气温也不尽相同，就算是同一地方，今天的气温和明天的气温也会不同。这是由于气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季节、海拔、周边地貌、城市建筑、绿化面积等。但这是否意味着气温就不能测量，不能研究呢?当然不是。对幸福的测量和研究也是同样的。

要循序渐进

目前，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

比如，不同人对于同一幸福量表的使用可能不同。如果用传统的心理量表，农民所报告的幸福水平可能比城市居民高。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就真的要比后者幸福?不一定。农民和市民使用的幸福尺度可能不同。

有研究表明，如果用传统的心理量表来分别测量人们对“9”和“221”这两个数字的大小的感受，发现人们对9打的分要比“221”打的分更高，似乎人们觉得9比221更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真的认为9比221大呢?

另一个是有关测量的范围。幸福测量可以测人对生活总的感受，也可以追踪人们每时每刻的幸福度。然而，采用这两种测量方式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一个为人妇且初为人母的女性可能会说，相夫教子甜蜜无忧，自己觉得整体上要比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更加幸福。但是，如果我们每小时对其幸福水平进行测量就会发现，这位年轻的母亲淹没在各种烦人的琐事之中，孩子声嘶力竭地哭泣在等她温牛奶、换尿布，丈夫下班回家要备好喷香可口的晚饭，而她自己很可能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因此她所报告的平均即时幸福水平可能并不高。

相比之下，单身女性在工作之余可以逛街购物，或者派对狂欢，或者K歌泡吧，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她报告的平均即时幸福水平可能会更高。那么，到底是整体测量还是基于时刻的测量更为可靠呢?目前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公认幸福指数，在近期的未来也不会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投石问路，不断收集数据，检验各种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而渐渐地用幸福测量来补充而不是替代经济指标，并且引导政策的制定。

尽管测量幸福面临诸多挑战，但我认为，主要挑战不在于如何制定幸福指数。找到决定幸福的因素，才是真正的挑战。

不要奢望一夜之间就能把所有与幸福相关的因素跃然纸上，并因此摘得下一年的诺贝尔桂冠。要知道，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其中一个因素(比如婚姻状况、通勤路程)与幸福的关系，那就已经是一个巨大贡献了。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是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理念最早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