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城》谈创作

摘要：作家的创作会受到所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也为沈从文的小说增添了无限的美感和魅力。

关键词：创作；地理环境；人文因素

艺术的生命力源于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并从中汲取充足的养分。艺术创作是人类富于创造性的审美想象活动，也是人类得以超越现实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作为艺术重要分支和社会意识形态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其创作也遵循着源自现实高于生活的规律。文学创作所受因素的制约也是多方面的。从纵向的历史观来说，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必然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而带上时代的印迹。弗朗索瓦・里卡尔在评米兰・昆德拉《不朽》的论文《阿涅丝必死》中提到，“而可怜的卢梭，如果他今天仍然躲到他那安静的圣皮埃小岛上，躲到比埃尔湖的中央，他会有电话，他会听到收税员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声，而他家花园的灌木丛里挤满了准备用摄像机使他不朽的读者。”

作家的创作会受到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作品中体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点。雨果对巴黎圣母院全景观式的精确描写，在于雨果就生长在法国；哈代对英国乡村环境的熟悉，也离不开其在英国乡村生活的切身经历。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实笔下的白鹿原，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还有鲁迅笔下的绍兴，老舍笔下的北平，孙犁笔下的白洋淀，阿莱笔下的“”，古华笔下的“芙蓉镇”等等，都因作者的切身经历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而使地域环境典型化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志。

除地理性因素影响之外，作家的创作也必然受到人文因素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富有特色的审美意味。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西文化和大众审美口味有着明显的个性差异。就如表达爱意，西方人大胆而直露，中国人则婉转而含蓄。西方人会很大胆的亲吻对方来证明自己的爱意，而中国人则会用“让月亮代表我的心”给对方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去体味。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还表现在中西方作家对心理描写的着墨上。托尔斯泰充满道德感的说教，陀斯托耶夫斯基对病态心理震撼性的描述，占全书的篇幅很大。而中国古典小说却极少能见到这种浓墨重彩的心理分析，而是采用通过人物的行为、表情和语言来暗示出人物的微妙心里的写法。故西方小说以思理性长篇分析见长，而中国小说则呈故事性强的特点。这说明中西方人审美口味的差异，也表明了文化心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沈从文的《边城》就很具中国传统创作习惯影响，呈现含蓄特点。

《边城》是自学成才的文学奇才沈从文的代表作。它将边城茶峒独有的山水风貌、人情风俗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地理志般精细的展现出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坛，其独特的审美价值都不容小视。

自然环境、地理风光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在他精心构筑的边城世界中美丽的湘西获得了艺术的美化与升华，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化的意义。其间所描绘的山水的秀美、风土民情的淳朴，巧妙而天然地融为一体，幻化成一组充满诗情画意的风俗画卷。这一组田园牧歌式的艺术构想，除却了都市的浓墨重彩，平淡柔和中充满梦幻般的天然妙趣，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人与自然和谐相生共处的思想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作品在开篇对翠翠的引介时这样写道：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清山绿水，一对眸子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秀美的山、清澈的水、为风日所洗礼的充满力与美的健康肤色、如山间小兽精灵般的女孩，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真切。这种和谐颇得老庄般回归自然的妙趣与酣畅。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将欧洲文学划分为南北两大块。她认为“南方空气清新，丛林溪流众多”因此南方人性格开朗活泼，感情细腻丰富，生活多彩而富于情趣。“北方土地贫瘠，气候阴沉多云”因此北方人较易滋长生命的忧郁感和哲理的沉思。这种观点虽多少带有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但即便用来分析中国文学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合理性。北方文学显得大气而豪迈，象征戍诗、边塞诗都具有这种特点。而南方文学则秀美艳丽充满俗趣，如宋朝的艳词。成长于湘西凤凰后居于北方的沈从文，在回忆中编绘江南美景时，怀有的情感却是细腻丰富而复杂的。

地方风俗的描写，是沈从文创作的又一大特色。在作家苦心经营的边城世界中处处充满童话王国般美好的民风乡情，那里的人都是善良而质朴的。这在摆渡人与过渡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老船夫为公家所养，故怎么也不肯收过渡人的钱。而过渡人心中不安把钱扔下，老船夫也必是嗔怪着把钱奉还。在这看似恶却最终被证明为善的反差中，善的形象更加得以强调、升华。老船夫说：“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朴实老人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也道出了边城人民淳朴的民风。渡船也不再仅仅是载人的渡船，而且已经成为作者心灵家园的某种象征，就如麦子在诗人海子心中的形象一样。像这样具有独特意义的人文景物中，还有碾坊、河、白塔、鸭子、虎耳草等。“这些人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沈从文曾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在他构筑的纯美乡间世界中，有对乡情的眷恋与怀念，也有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批判。军阀混战时期，在北京艰难求学与谋生的沈从文，对城市砖瓦的冰冷与人情的疏淡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如果说环境描写、风俗描写是外部影响的话，那么，沈从文以含蓄的手法则深刻而巧妙地揭示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秘密。西方的爱情小说往往带有很强的性色彩。而中国人的爱却是深沉而含蓄的。沈从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表达情感含蓄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人类解放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了苗族同胞由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进步。例如小说中哥俩为翠翠唱歌求爱，就带有中国式恋爱的浪漫情调。

在表现翠翠的爱情意识时，沈从文的笔法尤为含蓄。这既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作家思考及表达方式的影响，也很准确地把握了娇羞少女微妙的心理。翠翠由爱情的萌生阶段到对爱情执著阶段，其间微妙的心理变化，沈从文表现得非常的准确到位。翠翠的情窦初开始于与傩送的初次相遇。翠翠语误骂了傩送，傩送非但没有生气，还找人送她回家。沈从文对此只含蓄地寥寥一笔，说翠翠“沉默了一个晚上”，给读者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翠翠爱上傩送后，很关切的想获得有关傩送的消息，却又不愿意让人知道，就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曾)祖父：“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清浪滩呢?”爷爷横向摆渡的船是不可能纵向顺流到清浪滩的。原来，是傩送在清浪滩。一句看似无心的话，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娇羞少女的情怀。当祖父问她可否知道上门来提亲的“那个伯伯来作什么”时，翠翠口说不知道，脸同颈勃却全红了。翠翠提篮去拔鞭笋，回来时篮中装着一大把的虎耳草。这一系列微妙的事件，无处不体现作者敏感深刻的审美感受力和坚实的心理基础。翠翠的形象其实是以作者的亲生妹妹九妹为原型的，作家对现实生活体察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不能不让读者为之暗自称奇。

沈从文在表现少女觉醒的爱情意识时，用了写梦的手法。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人类大脑皮层神经极度兴奋的产物，是“有所思”在潜意识舞台的上演。翠翠的梦，美得像童话，在作者笔下充满了诗意。二老的歌喉打动了少女的心，装点了少女的梦。少女在歌声中入睡，梦中普通的虎耳草可以大得如伞，她飘然在悬崖摘了一大把!这里的虎耳草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野草，而是一种饱含爱情意味的象征。

如果说边城是作者遥望的梦乡，童心未泯的幻象，那么，对故事结局的处理则表现出作者矛盾中的理性。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当众撕给人看。纯美的东西总免不了要为残酷的现实所碰碎，也难免会有悲剧。翠翠的爱情便很纯美。典型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往往会选择在故事最完美的时候收尾，作者的理性却不容他这么做。但是，作者似乎又不忍看到所爱的一切太过悲惨，强烈的悲剧意识便有所冲淡。翠翠最后等待傩送，而傩送何时能归，作者说“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却准确而细致地展现了一娇羞少女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