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达尔文 发展达尔文

(一)

他，与牛顿安葬在一起。

他的寿命只有73岁，但他浓须长髯，像一个百岁老人。他在伦敦郊区的唐恩小村住了40年，很多岁月在病中度过，但他执着地研究生物学的许多重大课题，出版了多卷著作，直到逝世前十几天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他专门研究过珊瑚虫、蚯蚓、甲壳动物、家鸽等等，可以称他为动物专家；他又发表过植物研究的专著：兰花的授精、攀援植物、食虫植物：他还发表过人类学研究的专著：人类的来源、人类的表情。

他出生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年轻时考虑过选择传教士的职业，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神学院。但他一直热爱的是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曾经作环球的考察，壮年时提出了革命性的“自然选择”理论，否定了神造万物的信仰，把生物进化论放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说服了人类知识阶层的大多数。

他的一幅著名的肖像，是他晚年形象的代表――穿着大衣，戴着礼帽的慈祥老人，身上有几只活泼的小松鼠在嬉戏……

他，就是19世纪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的泰斗――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二)

达尔文主义，是一门伟大的学问。

《物种起源》这本书，被称为“千年十大思想家的时代巨著”“震撼世界的十本书之一”。1985年美国《时代》杂志评它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图书”。

1855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时，初版1250册，在当天已经销售一空。再版问世是1860年1月7日。

恩格斯早在1859年12月已经读了《物种起源》，他在12月1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阅后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的发展规律。”

在我们的时代，生命科学在加速发展，可说是日新月异。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支学科，引进了许多崭新的技术，许多技术手段运用在野外考察中，例如高空、深海、丛林等领域，至今还不断发现许多新的物种、新的类群。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不断报导着新的发现。修改着人们对于生物进化的认识。许多不可测的现象，例如神经科学中的电子、分子变层化，现在也可以准确地测量……达尔文时代还没有细胞学，但他已能利用早期的显微镜观察食虫植物叶片的细微结构和消化液的分泌。分子生物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除了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之外，又陆续发现RNA分子的多样性及其功能……蛋白质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研究正在步步深入。分子生物学对于生物进化的研究大有贡献。

尽管如此，虽然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发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新的规律，提出了许多新的假说、学说、理论，达尔文当年归纳了广阔领域的全人类积累的知识，提出的进化原理经受了100多年的考验，证明是基本正确的。

现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不仅有物理，化学、数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协作，还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等边缘学科，己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网络，正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深化。生命科学涉及的农业、医学、环境保护课题极多，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如智力、衰老、疾病、寿命等重大问题，都不能忽视对达尔文主义的学术遗产的研究。当代科学家已经提出“人类还在继续进化吗”“人寿可以达到千岁”等吸引人的重大问题。报载“科学家正接近创造人造合成生命”。

(三)

美国遗传学家多布让斯基(Th.Dobzhan―sky)曾经有一句名言：“生物界的一切现象离开了进化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他是一位俄裔科学家，由此可见俄国的达尔文主义传统确实是有深远的学术渊源的。

俄译版的达尔文著作全集8卷，是在1907年～1909年间出版的，主编是莫斯科大学植物生理学教授季米里雅节夫(1843-1920)。他亲自翻译了《物种起源》，写了序言，曾经去伦敦访问了达尔文，还写了一系列面向社会的普及作品，其中《生物学中的历史方法》出版在他死后(1922年)。

第一本中文的《物种起源》译者马君武是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当时用的是文言文，出版于民国初年(1918年)。马先生还翻译出版过德国进化论者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等书。

早年留学美国的清华大学教授陈桢，用达尔文主义观点研究了金鱼的遗传进化，出版了《金鱼的家化与变异》等书。

留学法国的朱洗教授对进化生物学很重视，除研究工作外，出版了《生物的进化》、《我们的祖先》等书。

周建人在上世纪40年代翻译出版了《物种起源》上册，后来由方宗熙、叶笃庄合作完成。至今为止，中文版的《物种起源》已有4种译本，但发行量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相比，仍是很不相称的。据我所知，不仅本科生没读过达尔文原著，就连生物学的硕士、博士也未曾读过。

至于研究方面，有些新一代的动物学者、植物学者、微生物学者已在运用达尔文进化论研究和解决一系列的生物学难题，但是以我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形势衡量的话，研究工作的规模和深度仍是不足的，与国际形势相比更感到有扩展和加强的必要，应当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业绩。当年的陈世骧院士发表过一些有关进化论研究的论文，近年则感到学习达尔文主义的风气十分淡薄。我们认为在国民基础教育与面向公众科普宣传中，也应当普及达尔文主义知识。

1983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由分子到人类的进化》，是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的国际讨论会文集。书中收人多国作者论文18篇，共594页，包括：进化学史、分子与细胞进化、生物整体的进化、社会行为的进化。我已经建议中国科学院等领导机构对于2009年的达尔文200周年诞辰和《物种起源》出版的150周年纪念予以重视，组织国内学术界积极准备，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有关的学术著作。

“学习达尔文，发展达尔文”是我们的责任和信念。

多年以来，这是我的热望，愿在这里为之大声疾呼。

(作者为莫斯科大学生物学副博士、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遗传学会理事、《广义遗传学的探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