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矿业≠妈妈

澳大利亚经济以其初级产品(农业和采矿业)的贸易盈余来补贴它的制造业贸易逆差，但正是这种矿业和繁荣之间的互补性被引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一大败笔。

澳大利亚素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美誉，如今人们却更喜欢用“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来形容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20世纪晚期以来，澳大利亚在维持其传统农业出口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矿业成为澳大利亚的出口支柱产业。

矿业的繁荣无疑已成为近年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增长基础。但这种经济结构是否值得称赞?矿产财富究竟是上帝的福音，还是变相的诅咒?

或许应该听一听沙特阿拉伯前任石油部长谢赫‘艾哈迈德’亚马尼的话，他曾经对沙特的主要资源――石油做出评价： “真希望我们发现的，是水。”

澳大利亚版的“荷兰病”

2002年，57个国家出口的燃料和矿产品在全世界商品总出口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不过其中只有澳大利亚、挪威和加拿大三国属于工业化发达国家。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矿产和燃料出口量不断攀升，到目前为止在本国商品出口中的比例中已经占到41％，可以据此推想，即使在这三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的地位也比较特殊。

一些人认为，在国际社会上，澳大利亚经济繁荣与资源相互依存的反常关系，恰好证明了它是能源依赖的潜在受益者：矿业吸引了外国投资，创造了出口财富以提高国内储蓄率，提高国民财富积累率。

官方则着重夸大了采矿业对于国内就业形势影响力和重要性的评估。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澳大利亚采矿业的直接雇工数量为8万人，占澳总就业人数的1％。但是如果包括与之依存的矿产品生产和加工行业的就业人数，这个数字就几乎翻了两番，达到32.5万人，占总人数的3.8％。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经济以其初级产品(农业和采矿业)贸易盈余来补贴它的制造业贸易逆差，但正是这种矿业和繁荣之间的互补性被引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一大败笔。

诚然，20世纪70年代的采矿产业热潮、GDP的提高及向信息经济时代的过渡，都在说明一个国家矿业基础的扩展能够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协调共存。有乐观观点甚至认为，澳大利亚的矿产储量在可预知的未来会增加。采矿产业正在进行包括探测开采技术和环境保护在内的技术水平升级和工艺革新，这些技术也将成为科技产品出口国外。

然而围绕20世纪70年代采矿工业繁荣进行的其他评估，都在强调采矿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其他经济活动。1976年鲍勃・格雷戈里就曾预测，这会对非矿业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这种澳大利亚版的“荷兰病”的主要机制，是汇率会随着矿业部门的兴盛而上升，由此会使其他部门处于不利地位。资源会流入采矿行业，冲击国家经济的多样性架构，导致宏观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采矿行业的繁荣，被视为直接破坏了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强制造业经济基础领域所做的努力，并且正在毁掉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前景。

除此之外，还应该从政治和生态多个角度重新审视所有的问题。食利者通过税收最小化和各种形式的政治保护手段获取利益，而且澳大利亚资源诅咒构成了全球气候变化诅咒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威胁到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生存，还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如果我们准备着手解决这种威胁，就必须先要质疑当前的这场资源繁荣。

诅咒一：去工业化(De-Industriaisation)和社会分化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矿业比重增加了，但制造业出现下滑。2006年矿业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达到20世纪早期以来的最高值，为7.5％，这个数字是1861年的淘金热时期的峰值15％的一半，高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采矿热时的峰值1.5个百分点。

当前的资源繁荣完全以出口为导向，矿石及燃料出口在1968年的商品及劳务输出中占到27％的比例，这一数字到2002年增加至39％，2007年更是高达43％。

而同20世纪70年代相比，农业出口则保持未变甚或有所下滑，制造业出口量虽有所增加但是幅度却不大：矿产品出口值从2002年的77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024亿，而同期制造业产值则是从352亿美元增加到了440亿美元，增幅仅为88亿美元。

采矿业的就业状况向来与其在GDP中的比重不成正比，但近年来也有所增加。2001年该行业总就业人数为8.3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2007年就业人数增加到了13.6万人，其中煤炭开采业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而制造业就业率实际上有所下降，尽管2004-2007年期间制造业出口输出有所增加，但就业人数却由108.7万降到了106.3万。

或许这种资源繁荣现象所带来的最大影响便是推动了该行业资本投资量的增加。2004-2005年期间采矿业的私营资本投资额为102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全国投资总额的18％，在2005-2006年度，则翻了近一番，达到了220亿美元，占到了总资本投资的29％。

投资增加的绝大部分流向了煤矿、石油和天然气等主要能源开采部门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投资资本或来自澳大利亚经济部门，或来自国际金融市场，无论哪种途径都对非矿产业造成了不利影响：首先，造成了非矿部门的资金枯竭问题；其次，其他经济部门受到更多来自通货膨胀和外汇汇率升值的间接压力。

由于制造业的停滞不前和农业部门的产值下滑，矿业的繁荣，无论是出口值的增长，还是该行业内资本流入量的增长，都成为近年来澳元外汇率不断升值的最有力推手。在2004-2006年度间，澳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之前的10％提升到了14％。对于其他对外汇升值和由通货膨胀引发的利率变化较为敏感的经济部门来说，这造成了很大影响，负债空前增加。

不仅如此，矿业收入过于集中在特定范围的现象加剧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失衡和分化。澳大利亚的采矿业通常集中在远郊的地方政府公有土地上，实际上受这里的原著居民控制。要开采经营，进行采矿权利移交便不可回避。

部分原著社区可以行使谈判权，并能够就领地控制权流失、劳务供给等获取经济补偿。然而，也有些土著社区在采矿权的争夺中受到挑拨而引起相互之间的矛盾和不合，直接削弱了社区力量。然而在这些原著社区遭受损失、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这些矿区周围一些小型的采矿公司却从中获利。

这种原著社区的分化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复制，造成了以矿业依赖为主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州省之间在空间分配上的急副失衡。澳大利,IE45％的矿业收入和37％的采矿就业人口都集中在西澳大刺亚洲。2007年西澳财长报告评述西澳的州生产总值增长率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2007年下半年西澳计划筹建的重大项目主要都是资源基础性项目，总投资额达1400亿美元。

随着一些州府(包括西澳)越来越依赖世界矿产品市场，另一些依

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州府则认为国家采矿业繁荣的背后存在很高的不稳定性，正如矿业在地方级政府中形成了二元论经济形态，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双速经济”局面。

就业结构显现的空间集中的局面对相邻州府的去工业化，可能会产生很大问题，造成各州之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虽然澳大利亚总体保持经济繁荣和低失业率，部分专家还是指出了位于新南威尔土地区的一些软肋州，特别是西悉尼地区容易受到制造业就业率不断萎缩的冲击。

诅咒二：食利者和能源安全

澳大利亚政府为推动矿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1998年澳大利亚的《资源政策声明》，指出是为即将到来的繁荣时期确立框，架，其中主要在财产权利、特别是土著土地产权的确认，税收优惠的竞争性，促进环境保护自我监管途径，及发展双边和多边国际贸易等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范。

即使在现有资源政策的框架下，依然存在一个政治性问题，即采矿租金有多少被用到了公共福利方面?

与其他绝大多数资源依赖国家不同，澳大利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现矿产产业国有化，因此这首先涉及税收征缴的问题。澳大利亚的采矿业除了要缴纳联邦税外，还需缴纳各种州省政府授权开采费项等。

其他国家，像挪威和博茨瓦纳等国均已为采矿租金设立专项储蓄基金，用于确保这项收入的使用符合国民的长远利益。但是，澳大利亚却没有这样一种资金管理计划，矿业租金往往在收缴到税务部门时便被花费掉了。而且澳大利亚除了征收特许使用金外，并没有在矿业繁荣时期内制定任何特定的增加税收制度。

也许曾经有人会认为政府给予地方矿采产业相对宽松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对地方经济有利。然而，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在地方本土矿业方面已经无话可说。事实上，矿业已经集中在了少数跨国公司手中，再不能说这是澳大利亚本土产业。

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跨国公司还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在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内的股权比例维持在相对少数的水平，例如，多年来力拓矿业一直将自己在必和必拓公司的股权维持在49％。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所保持的警觉性降低，以至于2001年必和必拓公司与国际采矿业巨头比利登公司进行合并时，并没有遭到来自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以及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方面的反对。在2007年下半年出现力拓并购案、中国政府对可能会导致的矿业垄断性表示忧虑时，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和澳政府再次失声表示默许。

这样看来，那些跨国矿业公司在资源繁荣时期仍能够将大量的暴利收归囊中也就并不奇怪了。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利润和避税手段，保证了租金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公司而非政府手中。

这种利润是巨大的。随着矿产品价格的提高，矿产品出口值急剧增加，2001-2002年度的出口税前利润为130亿美元，到2005-2006年度时则剧增到了334亿美元。但由于澳大利亚本身的采矿政策，大部分利润都被公司持有，国家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税收实际总额则连年下降，2001-2002年度为88亿美元，2004-2005年度降到了86亿美元。

资源依赖所带来的政治诅咒同样在国际环境下蔓延。对资源供应和资源市场的竞争也直接成为国际冲突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澳大利亚来说，对亚洲矿业市场的依赖使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区域经济构架。

澳大利亚的两大出口产品――煤炭和铁矿石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市场，其中41％的煤炭资源出口到了日本，54％的铁矿石资源则由中国购入。1965年，41％的矿产出口是以欧洲为主，然而，截至1999年，欧洲的进口量萎缩到14％，亚洲的需求量攀升到64％。

这一次的资源繁荣时期，澳大利亚继续着重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鼓励优先与该地区国家签订贸易与资源供应合同。签订贸易协议，可以将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也纳入到区域竞争的范围中。

与此同时，出于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关注，澳政府采取了多种直接的干预方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不稳定弧形矿藏丰富地带，围绕矿产财富和政治竞争之间关系的冲突不断。澳大利亚政府在该地区积极为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寻求地区利益。

这里有个最明显的例子，在1989年当地反对者关掉必和必拓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后，澳大利亚政府出军封锁了布干维尔岛。更近一些的实例是，澳大利亚与东帝汶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无论是在东帝汶独立战争前还是之后，都是围绕着澳大利亚对帝汶海中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使用权展开的。

诅咒三：生态退化和资源枯竭

最后，但或许是最举足轻重的，便是生态诅咒问题。资源开采超越了对于不同的经济模式相对优势的辩论，它是地球生命长期存续的核心。

矿业部门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影响显著。首先，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伴随着整个开采和加工过程的。其次，国内进行矿产和燃油消费时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并受其影响。第三，在能源出口品的消费或能源产品上游加工业如铁矿石加工过程中，也会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

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出口大部分都是受亚洲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产业原料需求驱动。澳大利亚原材料在耐用消费品和其他制造商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矿产工业繁盛时期，澳大利亚经济双倍收益，出售矿产品换取廉价制造产品。

然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却与出口矿石的上述生产周期和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没有关联。

直接在矿产品开采和加工过程中释放的温室气体相对容易计算，2005年，这个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数量为3100万吨，占全年排放总量的5％；澳大利亚直接由燃料燃烧直接排放的气体为2.78亿吨，占总排放量的50％。

从澳大利亚境外燃烧或者进行矿物加工(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煤、铁矿石、天然气和石油)而产生的废气就很难计算了。但是个别产品，如煤的排放数量仍然能够估算出来。

澳大利亚煤炭出口量占全球煤炭出口总量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以2005-2006年度为例，澳大利亚出口了2，33亿吨煤炭，按照美国环保机构对于平均1吨煤的温室气体产生比率估算，2005年澳大利亚出口的煤炭总量可以产生4.9亿吨温室气体。因此，国内矿业生产加上煤炭出口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大概为7.8亿吨。

资源依赖性已经将澳大利亚锁定为一个碳密集型能源生产国。1973-2000年期间，澳大利亚采矿和能源部门每单位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3.5个百分点，而其他产业都在减少或维持原有的排放密度。与此同时，电煤的输出量比重由48％上升到了55％，这使得每单位电的温室气体排放率三十年都未改变。

2003年，澳政府研究机构ABARE就温室气体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矿物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正在以与能源消耗水平相同的速率增加。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这被调查的27年间澳大利亚能源生产技术有了大幅提高，但能源利用的碳排放强度总体来看并没有受到影响，可以视之为采矿工业的间接成本。对气候和对社会来说，总体上看，澳大利亚廉价的矿产品供应确实是一种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