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美国非虚构作家

人物=P 何伟=H

P：2013年是你在埃及的第三年，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

H：2013对我来说是非常激烈的一年。7月，埃及爆发了一场，我为《纽约客》报道了这次事件。8月，开罗又发生了可怕的屠杀。暴乱开始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里，当时我决定立即回埃及记录这次事件，让妻子张彤禾与双胞胎女儿先留在美国，直到埃及恢复安全。所以我是孤身一人回去的。当时埃及形势很不好，很多时候我都能感到明显的危险。有一天晚上，我和助理迷路了，不小心误闯了一个检查点。那里的士兵直接举起枪对着我们。当时天色很黑，我们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在我们停下脚步不再往前走的时候，终于听清了他在大声喊：“停！这是给你们的最后一次警告！”就在前一天晚上，有两名记者在另一个检查点被射击，两个人都没有活下来。

幸运的是，形势很快开始转好。但当我写完报道回到美国，依旧觉得松了一口气，那感觉实在太棒了。飞回机场的时候，两个女儿给了我一个大熊抱。那是我在2013年最开心的时刻！

P：2013年，你做过哪些原本认为“我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事情？

H：报道埃及和之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是一类我以前从未做过的报道，以前我也很少待在动乱地区。现在我学会了如何估计情势，如何保护自己。我也学会了如何在跟埃及人交谈的时候让他们放松下来。

P：2013年，你一次性花掉的最大一笔钱是多少？用在什么地方？

H：这是个非常中国化的问题。说实话，我一般花不了多少钱。我的需求很简单，我也不喜欢拥有太多物质的东西。都是我妻子为我们家采购。但是我猜我花掉的最大一笔钱是买夏天回家的飞机票。我们4个人一起从开罗飞往美国科罗拉多，还得在伦敦中转，票价肯定不便宜。不过我们每年只飞一次。我真的很少想到跟钱有关的事情。我很幸运—我赚的够用，不需要为钱担心。我的生活里没有金钱压力。

P：评选一个2013年度人物，你会选谁？

H：我真没什么想法。在我熟知的国家——埃及、中国和美国当中，我想不出一个人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所以我觉得大概得从其他国家找找……可能我会选罗伯·福特（Rob Ford），多伦多那个疯狂的市长。他今年娱乐了很多人，成了大山之后最出名的加拿大人。

P：离开中国后，你为什么选择去埃及？

H：我和妻子非常渴望了解世界的其他部分，并且想要再学习一种内涵丰富的语言。于是我开始寻找能吸引我的新地区。这种吸引，很大一部分和中国吸引我的点是相似的——我想去些有趣的地方。另外，我希望能待在一个历史深厚、尤其蕴含悠久古代历史的地方。而且，你知道的，埃及和中国都把自己看做世界的中心。在阿拉伯语里，埃及人用“om i’dunia”这个词代指自己的国家——它的意思是“世界之母”。他们觉得自己位于世界版图的中心点，这一点跟“中国”这个词的意思很像。更妙的是，“America”这个词也有相似的意思！我猜我就是喜欢研究这类自我认同感特别高的国家。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追踪政治事件，因为埃及发生了很多大事儿。这跟我在中国的工作很不一样，是很棒的经历。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努力提高阿拉伯语，去接触跟我在中国相处的朋友们类似的人群。目前，我正在给我家的清洁工写一篇特写。他是个很聪明的家伙，我们社区的人都觉得他很有趣。另外，我在阿拜多斯也投入了不少时间。阿拜多斯是上埃及的一片小村庄，我想了解开罗市以外地区的生活。我在那里做的事情跟当时在中国做得很像。这在埃及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有比中国更多的贫困人口和文盲人群。

P：跟埃及老百姓打交道，与跟中国老百姓打交道有何不同？

H：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语言——像埃及和中国这种国家，语言很难学会。在埃及，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跟在中国说中文的外国人相比，能在埃及说阿拉伯语的外国人可少多了。

当然了，跟两个国家的人打交道还是有些区别。这儿的大部分人都不喝酒，所以我没法出去闲逛然后拉着埃及人一起喝啤酒喝白酒。埃及这里的人们也不怎么谈钱，不用你们中国人那样的方式谈钱。人们几乎不问我跟钱有关系的问题，而我也必须小心，尽量不谈到薪水或者类似的话题。这些在埃及人眼里是很粗鲁的。

但是他们永远都在！至少男人都是这么干的。正是这一点引申出了最大的差异——在埃及，很难跟女性说话。你基本不可能在大街上就这么直接走过去跟一个女人聊天。所以，无可避免，我在埃及写的东西都只能从男性视角出发。对比之下，我很感激中国的状况：中国的女人很活泼，并且不会因为男人而感到威胁和恐惧。

P：“中国三部曲”完成之后，还有未写完的中国故事吗？

H：其实，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在一段时间内我能够准确地书写这个国家。我认为与一个地方太亲近太熟悉会带来某种危险，这会让人过于舒服。而且，我也不想一直重复自己。我相信，去到一个像埃及这样全然陌生的地方，会让我在重回中国时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国家。

P：你的太太张彤禾曾这样评价你：“何伟非常幽默，幽默不只是好玩，这可以帮助他看见中国人幽默的一面。”你会怎么定义中国人的幽默感？

H：我一直试着不那么严肃地对待生活，所以也能看到事物的有趣之处。我的写作反映了我的生活态度。说实话，写完《江城》以后，我甚至担心幽默过头，会让人们误以为我在拿涪陵的人们取乐。我想这事儿想了很久。不过，最后我意识到这也是我看待他们视角的一部分。西方有一种诗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倾向，比如越南，把他们塑造成充满悲伤的人。我不想这么干。我所认识的中国人都很有幽默感，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这其实跟美国人很像。西方人总觉得中国社交文化很复杂，很容易出错得罪人。我觉得这种想法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他们把中国和日本搞混了。日本文化很严肃，并且相当封闭。中国人真的很灵活，总会原谅一个外国人的无心之失。让他们发笑的东西也会让美国人发笑。所以我觉得从幽默感上来看，我的书翻译得相当不错。

P：你的一个方法论是，抛掉既有偏见去观察、记录。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H：最重要的是倾注时间。倾注的时间越长，你的视角就会越远离偏见，并且渐渐具有同理心。也就是说，你会变得更加精确。这种精确性是基础中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偏见意味着消息不灵通。他们知道得还不够多。一旦他们有了足够多的信息，判断的准确性也会随之提高。所以，这不仅关乎开放的视野，更关乎一个人的知识储备量。

抛除偏见的意思并不是只能说对一个人或一个地方有利的东西。在中国和埃及，都有很多地方是我非常批判的。我的目标在于，我要知道足够多的事情，来保证我可以对这些地区做出精准的描述。另外，我从来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写作者该做的事情。我甚至认为试图解决问题对写作者而言会是个错误。我们提的方法基本都不适合当地，更像是某种主观的审判。

P：比起名人，你更愿意书写普通人。你判断一个普通人值得书写的标准是什么？

H：名人都太忙了。大多数时候他们不愿意让你在他们周围，并且对待记者很谨慎。我不愿意去写那些总在媒体上出现的人。他们懂得如何面对记者，永远对记者保持距离。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埃及，我都不喜欢写精英的故事。西方媒体对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群体投入的关注已经太多了，多到会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同样的，另一种倾向关注极端的对立面——寻找最穷、最压抑的人群作为报道对象。我也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是那些在乡村出生，但是后来进入城市生活的人群。他们经历过贫困，又重获新生去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我看来，理解这部分人的想法和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埃及，社会发展的轨迹与中国很不一样。这里不存在中国那样的经济流动性。然而由精英阶层推动的政治潮流非常明显。所以我两方面都在关注。我追踪了很多政治事件——第一次总统选举，，对穆尔西总统的审判等等。同时，我也关注一些离政治很远的个人或群体，比如上面提到过的清洁工。很有趣，这完全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并且两个世界之间毫无联系。我希望未来能在一本书中把这些留存下来。但是现在我依旧在调查和学习。对于埃及，现在写书还太早。

P：假设在2014年，美国只能推行3项新的政策，你认为应该是什么？

H：我希望美国从军国主义里走出来。9.11事件以后，我们经历了灾难性的战争，流行文化中渗入了军国主义的元素。我希望我们能减少这些东西，减少武力的影响。

我希望美国可以改变公立学校的捐助方式。公立学校对地方财政税收的依赖性太强，富裕地区和没那么多钱的地区在教育上很不公平。

我也希望能看到枪支持有规定上的改变，限制人们持有武器的权力。但是这在美国几乎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P：如果让你给自己所在的最高领导人挑一件新年礼物，你会选什么？

H：奥巴马还抽烟吧？我觉得他需要来点中国香烟。当我在四川的时候，有个叫“名犬”的香烟品牌。我很愿意给奥巴马送一盒。

P：在新的一年中，你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望？

H：艾丽尔和娜塔莎今年春天就要满4岁了。4岁的孩子会是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只希望我依旧分得清这对双胞胎。

何伟

（Peter Hessler）

他来自美国，观察和书写中国多年。比起名人，他更愿意书写普通人。比起偏见，他更倾向于做出精准的描述。2013年，他在埃及，记录着另一个文明古国的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