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坛甘草梅

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系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人称“美男子”的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1908年出生在这个大家族，算起来应是周瑜的59代孙。当年显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间陈旧的老木屋。但我们似乎总能看见一位美丽的身影，看见一双忧郁哀怨的眼睛。

她叫吴淑媛，益阳羞山人，是周扬的原配妻子，出身官宦人家。89年以前，在鞭炮与鼓乐声中，16岁的吴淑媛成为了周扬的新娘。据说，当年的婚礼轰动了益阳城的十五里长街，叫人羡慕的不仅是新娘的美貌和富有，更叫人羡慕的是新郎也是翩翩美少年，这一对新人如此般配，真像老天爷定做的一对。

从周瑜到周扬，基因经历千年还能如此准确无误地表达，人类不得不对这种神秘造化肃然起敬。周瑜与小乔是理想婚姻的典范，成为传播千年的佳话，而当年益阳城那场颇为轰动的婚礼，也使这对美貌的少年夫妻成为人们羡慕的佳偶。然而谁能想到，美满的婚姻会发生变故，当年那个美貌富有的新娘会在20年后于抑郁贫病中死去。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周扬去吴公馆相亲，吴淑媛正坐在一块蒲团上绣花。似乎不经意间回眸一望，无边的秋水碧波便荡漾开来。周扬像被电击中了一般，爱情在那一刻闯入心头，爬山藤似的疯长。吴淑媛不仅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更是当地有名的美人，有美妻相依相伴，周扬脸上蓄满了笑容。周扬和吴淑媛婚后感情极好，形影相随，连喝水都共用一个杯子。

1924年，16岁的周扬当了爸爸。这之后的几年，吴淑媛又相继生了两个儿子。到生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吴淑媛发现情况有些异常，一向对自己温存体贴的丈夫，已经有好长时间不在身边了。吴淑媛曾试探性地问过丈夫，周扬若有所思，随后支吾着说：“革命……工作……很忙。”“革命”、“工作”等时髦字眼，忽然间撞入他们的生活，在吴淑媛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周扬结婚时已与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和四十担田产。钱很快用完了，周扬开始卖田，不几年，四十担田便卖完了。以周扬在上海西装革履出入舞厅的气派，自然靠稿费是不行的。吴淑媛每次去上海，总是从益阳带去一大包金首饰，她把金首饰换钱维持上海的花销。吴公馆娘家像一座银行，那里有取之不尽的金子。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年家里人来往，益阳的林伯森、刘宜生都住在我们家，还有地下党和‘左联’的朋友，这么多人都靠首饰维持。”

1933年，25岁的周扬当上了“左联”的党团书记，经常到各大学去作形势报告，讲解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工作。次年春天，周扬在复旦大学认识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大学生，叫苏灵扬。每当报告会结束，他和苏小姐就会手挽手，行走在校园的林阴道上。当年秋天，周扬和苏灵扬举行了婚礼，而吴淑媛一直被蒙在鼓里。

后来，周扬回了一趟益阳老家。身怀六甲的吴淑媛在为丈夫洗衣服时，发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女子纤细的笔迹。不过吴淑媛没有怀疑，把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丈夫。临别时，周扬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美术信笺，又郑重表示第二年会来接她和孩子。周扬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人们再到周扬家，再也看不到那两个在矮桌上玩积木的漂亮小男孩以及那个身穿旗袍的端庄的周夫人了。

上海滩上周扬的新气象，远在几千里之外益阳城里坐月子的吴淑媛一点也不知道，她顺利地产下又一个漂亮的男孩，还沉浸在又一次做母亲的喜悦与忙乱之中。三儿子满月之后，吴淑媛开始用周扬给他留下的信纸写信，浅绿色的信纸一页一页地寄出去了，然而却久久不见回信，再连去几封也依然杳无音讯。当她终于收到周扬的信时，周扬在信尾这样问她：“你怎么老不给我来信呢？”吴淑媛笑地对儿子们说：“你看你爹爹，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自己不回信，还说我老不写信。”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新生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白又胖。按理说，吴淑媛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等暑假了。吴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这已是1936年的春天了。吴淑媛根本不会想到其中变故，倒是吴公馆一位老佣人力劝她携子返沪，吴淑媛则说：“他不来接我，我是不会去的。”果然，到了1936年暑假，周扬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的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她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担心周扬发生婚变，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称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还有一个最怕周扬变心的是吴淑媛的妈妈。老太太爱女儿胜过爱自己，她还爱女婿和三个漂亮的小外孙。如果可能，她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婿数年不归，这意味着什么？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不忍心告诉女儿。为了女儿一家，她曾经把家里的金器一包一包地交给女儿。然而，她尽她所能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使女儿获得幸福。

世间的荣枯难料，没想到阔气的吴家也会败落，吴淑媛唯一的同母的弟弟因投资经营不善，赔了大本，卖了乡间大片田产抵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公馆再也无力为她支付金子了。吴淑媛既要拉扯三个孩子，还要侍奉母亲和公婆，柔嫩的肩膀不得不扛起周家的全部重担。吴淑媛由富家小姐的位置落到平民女子的分上，她居然也能操持起各种家务来。她找来破布条打壳子，为儿子们做鞋子，亲手做各种坛子菜，扑豆角、扑茄皮、扑辣椒和酸菜。

她始终不知道丈夫婚变的消息，即使有风言风语传到耳中，她也嘱咐儿子们别听旁人瞎说。直到有一天，有人从桂林带回一张《救亡日报》，上头登载着周扬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末尾附了一句：“苏（灵扬）已上抗大，小孩已上幼儿园。”吴淑媛眼前一黑，当即栽倒在地上。

这消息犹如秋天的寒风，使一个个生命迅速枯萎，吴淑媛的母亲和公婆在不长的时间里相继病故。有段时间，吴淑媛几乎每天都要带着儿子走十几里山路，趴在母亲的坟头上痛哭，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她开始是哭诉，哭的内容一天一天从不重复，然后是哭嚎，引得儿女们跟着她哭成一团，哭声惊动了山野人家，大家走拢来，扶了她回羞山长田坊的庄屋。

吴淑媛病了。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家中可变卖的东西不多，家人翻出几张珍贵的火狐皮，交给本族的一个姓周的去卖，后来连那个人都不见了。病重的时候，请一次医生，便卖一个彩绘瓷坛，那雕花大柜上的坛子都卖光了。

吴淑媛重病的时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块。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吱一声，她的房里静悄悄的，像没人一样。她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弟弟吴之清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泣下如雨。

她早已不能说话了，望着三个儿子，指着柜子，想要告诉他们，又说不出来。孩子们打开柜子，从那里找到仅有的两枚金戒指，这大概是她最后的首饰了。她从小穿金戴银，不以金银为贵，她陪嫁的那一抬盒金首饰都是经她的手变卖的。在她看来，黄金这东西不值什么。她已经陷入贫困多时，为什么还会有金首饰呢？是不是周扬送她的信物呢？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则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就在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时间是她看过《救亡日报》后的第二年。

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莲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不期这时下起雨来，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落下的泪，这雨下得不是没有来由。偏偏这个时候，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周扬听从建议，退步抽身往回走。也许，他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